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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词的演唱形式考述

http://www.newdu.com 2017-10-22 文学遗产网络版 佚名 参加讨论

    序 说
    唐宋词作为一种音乐文学,其艺术内容的构成,主要有三个要素:音乐、文辞和演唱。一首词的艺术效果,固然可以通过文辞阅读去实现,但脱离音乐和演唱,毕竟是不完全的。就词的写作和艺术功能的实现过程而言,是先有乐曲,再倚声填词,然后付之歌唱。因此,可以说乐曲是一首词的基础,文辞是作品的核心,是基于乐曲的创作,而演唱则可以看作是基于乐曲和文辞的二度创作,是对乐曲和文辞的再度诠释。演唱水平的优劣高下,是直接关系到一首词的艺术表现力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重要因素;而演唱的风格,甚至可以引导歌词写作的风格倾向[1]
    宋人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苏轼问一个善歌的幕下士:“我词比柳词何如?”那人答道:“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外(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2]在这个著名的故事中,这位善歌之士对苏、柳词差别的判断,最值得关注之处在于,不同风格的词,要由不同的歌者以不同的方式唱。很显然,词的“唱”被放在了关键的地位,可见宋人对于“唱”的重视。可以说,在宋代,曲子词作为音乐文学,最有活力的传播方式就是唱和听。一篇完整的曲子词,应是“乐、辞、唱”统一的整体,离开演唱就谈不上其艺术内容的完整表现。
    讨论词的演唱,首先应该区别歌法和演唱形式,不宜笼统对待。词的歌法,主要指词的具体唱法,怎么发声、怎么吐字等技巧和方法,涉及专门的音乐艺术问题,这方面的文献记载往往比较笼统,尤其是缺少音响资料,限于学识,这里暂不涉及[3],本文只侧重考察曲子词的演唱形式。当然,这里所说的演唱,主要指词的演艺性歌唱,不包括个人自娱性歌唱。
    宋代曲子词的演唱形式,多种多样,规模不一,演唱程序也各不相同。谢桃坊先生《宋词演唱考略》[4]一文把宋词演唱按三种情形分类,一是宫廷朝会、圣节、曲宴合乐中的唱词部分,一般规模较大,由教坊担当。二是贵族士大夫家中的家宴演唱[5]。三是一般的小唱,清唱小词,执拍板伴奏。谢氏认为小唱是最为普遍常见的形式,甚是[6]。不过谢先生的分类前两项是演唱场合,后一项是演唱形式,这样分类并不合理,首先是标准不统一,其次这样分类并不能完全反映宋词演唱的情况。实际上,在宋代,无论宫廷宴会合乐、官府迎来送往和节序庆典宴会、士人家庭宴会,还是士大夫的雅集结社、宴会娱宾,以至市井勾栏瓦舍的商业演出,各种场合,都有小唱的表演。因此演唱场合和演唱形式最好分开看。以演唱形式分类应该较为合理。
    如果从形式上看,宋代词的演唱,比较常见的,大致上可以分为小唱、群唱(群讴、合唱、齐唱)、歌舞演唱等几种情形,分别缕述如下。
    一小唱
    耐得翁《都城纪胜》云:“小唱,谓执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轻杀,故曰浅斟低唱。”[7]张炎《词源》下“音谱”云:“惟慢曲、引、近则不同,名曰小唱,须得声字清圆。以哑筚篥合之,其音甚正,箫则弗及也。”[8]这种演唱一般是歌者一人执拍板清唱,有的也用若干简单乐器如筚篥、琵琶、箫、笙、方响等伴奏[9]。歌者有男有女,但以女性为主,宋人且以女性演唱为本色[10]
    “小唱”是宋代最普遍的演唱形式,从市井勾栏瓦舍的商业表演到皇家宫廷宴会、官府宴会、士大夫雅集宴会,以至于士人家宴,无不采用。
    《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载京瓦伎艺有“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11],这都是擅长“小唱”的著名歌妓。又《东京梦华录》卷二“东南楼街巷”载汴京城中瓦市:“瓦中多有卖药、卖卦、喝故衣、探博、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12]这里的“令曲”当指小唱歌词的唱本,结合卷五“小唱李师师”条看,可见“小唱”这种唱词形式大受听众欢迎,在勾栏伎艺表演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商业性质也非常鲜明。
    “小唱”不仅在市井勾栏中流行,还是官府迎来送往宴会上主要的演唱形式。官妓唱词侑觞,是宋代官府宴会的主要节目,见于各种史料的记载很多。如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三载:“文元贾公,居守北都(北京大名府),欧阳永叔使北还,公预戒官妓办词以劝酒,妓唯唯。复使都厅召喻之,妓亦唯唯。公怪叹,以为山野。既燕,妓奉觞,歌以为寿,永叔把盏侧听,每为引满。公复怪之,召问,所歌皆其词也。”[13]唱欧阳修词为欧阳修本人劝酒,当然有很好的效果,这位官妓的确很聪明。从具体情形看,其演唱形式也是“小唱”。
    至于一般家宴的“小唱”情形,可参看附图河南白沙宋墓壁画《小唱图》[14]
    
     
    这幅壁画刻画了宋代士人家宴唱词的场面,夫妻对坐,左二执拍板者为唱词的歌伎。这是了解宋代士人家宴唱词最为直观的材料。
    除了市井勾栏、官府和家庭宴会,宫廷中大型宴会合乐演出中的歌词演唱,由“歌板色”一名承担,应该也是“小唱”形式。
    《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记载北宋天宁节宫廷宴会(徽宗寿辰赐宴)整套乐舞表演的程序和节目,场面宏大,内容丰富,以大曲和队舞表演为主,其表演的基本程序是以皇帝进酒和赐酒为顺序,每一盏酒,即有歌舞或杂剧、百戏的表演。“第一盏,御酒,歌板色一名唱《中腔》一遍讫,先笙与箫、笛各一管和,又一遍,众乐齐举,独闻歌者之声。宰臣酒,乐部起《倾杯》。……第二盏,御酒,歌板色唱如前。宰臣酒,慢曲子。”如此依次递进,一共九盏,即有九段表演,在杂剧、百戏表演和乐器演奏中穿插的唱词节目是:“第六盏,御酒,笙起慢曲子。宰臣酒,慢曲子。……第七盏,御酒,慢曲子。宰臣酒,皆慢曲子。……第八盏,御酒,歌板色一名唱《踏歌》。宰臣酒,慢曲子。……第九盏,御酒,慢曲子。宰臣酒,慢曲子。……”[15]显然,这种宫廷宴会上由“歌板色”一名唱“慢曲子”,其形式也是“小唱”。
    南宋的宫廷宴会乐舞,继承了北宋的制度。吴自牧《梦粱录》卷三“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条记载,南宋宫廷宴会(谢太后生日赐宴)乐舞表演情形,与《东京梦华录》所载表演节目稍有不同,而演出程序则大同小异,演出同样共有九段,每段或歌舞、或百戏,“第一盏,进御酒,歌板色一名唱《中腔》一遍讫”;“第八盏,进御酒,歌板色长唱《踏歌》。宰臣酒,慢曲子”;第九盏,表演内容与《东京梦华录》所载也基本相同,只是“慢曲子”只唱一首[16]
    此外,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一“圣节”条记载的南宋百官入宫内上寿的宴会乐舞程序与以上不同,全部表演乐舞只有三段,表演节目也简单得多,但词的演唱仍是重要组成部分:“第一盏,送御酒,歌板色唱《祝尧龄》。……第二盏,赐御酒,歌板起《中腔》。……第三盏,歌板唱《踏歌》。”[17]
    以上可见,北宋、南宋宫廷宴会的歌词演唱,都是大型合乐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种由教坊“歌板色”一名执拍板歌唱的形式,与一般“小唱”并无根本的区别。
    又《武林旧事》卷八“皇后归谒家庙赐筵乐次”一节,记载宋度宗皇后归谒家庙时宴会上的唱词表演,在“歇坐”之后的一组演唱中,有的节目还特别注明了用“小唱”的形式:
    皇后归谒家庙(用咸淳全后例)赐筵乐次:……○歇坐。第一盏,觱篥合,小唱《帘外花》。第二盏,琵琶独弹《寿无疆》。第三盏,筝琶、方响合,《双双燕》神曲。第四盏,唱赚。第五盏,鼓板、觱篥合,小唱《舞杨花》。○再坐……
    《帘外花》和《舞杨花》两篇,特别注明了用“小唱”方式演唱。《帘外花》词调,今存否不详。《舞杨花》词调则为宋高宗亲制,康与之填词,是一首慢词作品[18]。这是皇家大型宴会上同样使用“小唱”形式的最直接证据。
    宋代宫廷中还有各种小型宴会,在这类场合,唱词是重要的节目,形式上也多是“小唱”。胡铨的《经筵玉音问答》[19]提供了这方面的重要材料。《经筵玉音问答》详细记录了宋孝宗在宫中举行的一次小型酒宴的过程,对了解宋代宫廷的“小唱”很有帮助,节录如下:
    隆兴元年癸未岁,五月三日晚,侍上于后殿之内阁……时将日暮,上唤内侍兰香燃金花烛二炬,又唤玉梅取扇。上谓予曰:“今夕热,寝宫逼窄,不若中书卿所卧处凉。”予答曰:“中书固多凉处,然臣老病之躯,必择暖处方可睡,幸所寝处有两槐树,终夕可以不扇,但恐砌蛩聒耳可恶。”旨唤内侍厨司满头花办酒,上坐于中,御七宝交椅,绣龙曲屏风,旨以青玉团椅兀赐予坐于东向之侧。旨谓宦子王隆曰:“胡侍读年老,岂可无椅坐者。”乃入内取通朱螺钿屏风至,旨谓予曰:“此乃朕向来普安邸太上所赐物也。”
    上御玉荷杯,予用金鸭杯。初盏,上自取酒,令潘妃唱《贺新郎》,旨令兰香执上所饮玉荷杯,上注酒,顾余曰:“《贺新郎》者,朕自贺得卿也,酌以玉杯者,示朕饮食与卿同器也,此酒当满饮。”予乃拜谢,上自以手扶,谓予曰:“朕与卿,老君臣,一家人也,切不必事虚礼。”《贺新郎》有所谓“相见了,又重午”句,旨谓予曰:“不数日矣。”又有所谓“荆江旧俗今如故”之说,上亲手拍予背曰:“卿流落海岛二十余年,得不为屈原之葬鱼腹者,实祖宗天地留卿以辅朕也。”予忽流涕答曰:“小臣三迁岭海,命出虎口,岂期今日再见天日!”上亦抆泪曰:“卿被罪许久,可谓无辜,天下知之,不在多说。”乃就座,食两味八宝羹。……
    次盏,予执尊立于上前曰:“臣岭海残生,误蒙知遇,天诏俾之还乡足矣,复赐之录用,宠矣。今乃赐之以百世之恩,真小臣万载之幸。前杯已误天手赐之酒矣,但礼有施报,小臣固不当以草茆之语上渎神聪。适面奉玉音[20],有君臣相聚一堂之说,不避万死,辄奉玉卮,一则以上陛下万岁之寿,二则以谢陛下赐酌百世之恩,三则以见小臣犬马之报。”乃执尊再拜酌酒。上再三令免拜,亦且微揖。潘妃执玉荷杯,唱《万年欢》,此词乃仁宗亲制。上饮讫,自执尊坐,谓予曰:“礼有施报,乃卿所言。”予再三辞避,蒙旨再三劝勉,上乃亲唱一曲,名《喜迁莺》,以酌酒。且谓余曰:“梅霖[21]初歇,惜乎无雨。”予乃恭揖,饮讫,各就座。上谓余曰:“朕昨苦嗽,声音稍涩。朕每在宫,不妄作此,只是侍太上宴间,被旨令唱,今夕与卿相会,朕意甚欢,故作此乐,卿幸勿嫌。”予答曰:“方今太上退闲,陛下御宇,政当勉志恢复,然此乐亦当有时。”上答曰:“卿顷霎不忘君,真忠臣也,虽汉之董、汲,唐之房、魏,不过是也。”食两味:鼎煮羊羔,胡椒醋子鱼。……
    次盏,蒙旨潘妃取玉龙盏至,又令兰香取明州虾鯆至,特旨令妃劝予酒,予再辞不获。上旨谓妃曰:“胡侍读能饮,可满酌。”歌《聚明良》一曲。上抚掌大笑曰:“此词甚佳,正惬朕意。”上又谓予曰:“此妃甚贤,虽待之以恩,然不至如他妇人,即唱劝酒事便可见矣。”上又令妃酌酒,上饮讫,谓予曰:“卿可酌一杯,以回妃酒。”予曰:“内外事殊,小臣今夕蒙恩如此,使臣杀身以报陛下则所当然,欲使臣酌酒以回妃则不可,臣恐明日朝臣议臣之非。”上乃拱手答曰:“朕知卿此心忠直,通于神明,此朕之误言也。”予遂又取酒再拜劝,上跃然满饮之,又自取酒亲酌赐予。……[22]
    胡铨在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上书反对和议,乞斩秦桧,得罪朝廷,“谪监广州都盐仓,改签书威武军判官事”[23]。绍兴十二年又被除名编管新州[24]。绍兴十八年(1148)再贬海南吉阳军,直到绍兴二十六年秦桧死,才从海南放还。隆兴元年(1163),宋孝宗即位,重新起用胡铨,除知饶州,召至行在所,随即任为秘书少监,擢起居郎,兼侍读学士等[25]。宋孝宗初即位时有志收复失地,胡铨作为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受到特别重视。隆兴元年五月,宋孝宗初即位不久,就在宫中举行酒宴款待胡铨,以表示格外的恩遇,胡铨因此十分感动,便写了这篇《经筵玉音问答》记载经过。文中透露了宋代宫中酒宴唱词的许多有趣情节,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皇妃甚至皇帝本人亲自唱词为臣下劝酒,可见宫廷和民间的唱词侑酒并无两样。孝宗侍太上(高宗)宴时,“被旨令唱”,可见宫中后妃、皇帝、太子唱词乃是十分普遍的情形。
    第二,次盏胡铨进酒,不唱,只有一段祝酒辞,大约是不会唱,因此是由潘妃唱仁宗亲制《万年欢》祝酒。说明进酒劝酒时一般都要唱词才合礼数,自己不唱则由歌者代唱。
    第三,可见一般小型酒宴劝酒唱词的程序,虽简略,但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宫廷大型宴会时程序略微类似,每次劝酒时都须唱词。
    第四,透露了宋仁宗所作歌词直到南宋还在宫中演唱的消息。仁宗度曲作词,史有明载,据《宋史·乐志十七》,“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胡铨所记又是明证。《高丽史·乐志》所载北宋词有《万年欢》慢词四首,不知有没有宋仁宗的这首作品[26]
    第五,关于劝酒歌词的选择,也很值得注意。酒宴初盏,宋孝宗令潘妃所唱《贺新郎》,是南宋初词人甄龙友所作,词云:
    思远楼前路。望平堤、十里湖光,画船无数。绿盖盈盈红粉面,叶底荷花解语。斗巧结、同心双缕。尚有经年离别恨,一丝丝、总是相思处。相见也,又重午。清江旧事传荆楚。叹人情、千载如新,尚沉菰黍。且尽尊前今日醉,谁肯独醒吊古。泛几盏、菖蒲绿醑。两两龙舟争竞渡,奈珠帘、暮卷西山雨。看未足,怎归去。[27]
    酒宴次盏由宋孝宗亲唱的《喜迁莺》词,则是北宋末黄裳所作,题为《端午泛湖》,词云:
    梅霖初歇。乍绛蕊海榴,争开时节。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是处玳筵罗列。斗巧尽输少年,玉腕彩丝双结。舣彩舫,看龙舟两两,波心齐发。奇绝。难画处,激起浪花,飞作湖间雪。画鼓喧雷,红旗闪电,夺罢锦标方彻。望中水天日暮,犹见朱帘高揭。归棹晚,载荷花十里,一钩新月。[28]
    可以说,这两首词都是宋孝宗亲自挑选的。从词的内容和宋孝宗的解释看,酒宴小唱,选择什么歌词,大有讲究。这次宴会,时间是五月初三,端午节前两天,甄龙友的《贺新郎》和黄裳的《喜迁莺》都是咏端午的节令歌词。《贺新郎》有“相见了,又重午”之句,故宋孝宗对胡铨说:过不了几天就是端午了。《喜迁莺》首句“梅霖初歇”写端午节季候,宋孝宗唱此词时虽临近五月端午,但时节无雨,因此唱这首词就稍嫌不够对景,故宋孝宗要表示“惜乎无雨”。这都说明选择歌词作品不仅要时间、节令、情景相合,而且季候特点也应一一相合才算完美。此外,宋孝宗解释选唱《贺新郎》的用意是:“朕自贺得卿也。”显然和词调名的寓意有关,而此词又有“荆江旧俗今如故”之句,表现纪念屈原的习俗在民间依然如故,宋孝宗于是对胡铨说:“卿流落海岛二十余年,得不为屈原之葬鱼腹者,实祖宗天地留卿以辅朕也。”可见特定场合的“小唱”,借他人的作品表达自己的意思,还要选择具有特别的针对性的歌词。最值得注意的是,最后潘妃歌《聚明良》一曲为胡铨劝酒,宋孝宗抚掌大笑说:“此词甚佳,正惬朕意。”又说:“此妃甚贤,虽待之以恩,然不至如他妇人,即唱劝酒事便可见矣。”为什么潘妃唱《聚明良》词,宋孝宗会非常满意,且对潘妃如此赞赏有加?到底《聚明良》是一首什么作品,什么内容?因此词今已不存,详情无法得知,不过,从此词的调名可以大致推知一些特别的意思。关键在“聚明良”的“明良”一语。此语当出自《尚书·皋陶谟》:“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这里的“元首”指帝王,“股肱”指大臣。“明良”即谓君明臣良之意。宋孝宗与胡铨正是一君一臣,潘妃唱《聚明良》词以酌酒,不仅非常切合当时情景,而且借以表达了歌颂君明臣良之意,难怪宋孝宗如此满意,如此赞赏[27]
    第六,宋孝宗亲唱《喜迁莺》给胡铨劝酒之后,对胡铨说:“朕昨苦嗽,声音稍涩。朕每在宫,不妄作此,只是侍太上宴间,被旨令唱,今夕与卿相会,朕意甚欢,故作此乐,卿幸勿嫌。”胡铨答曰:“方今太上退闲,陛下御宇,政当勉志恢复,然此乐亦当有时。”宋孝宗答曰:“卿顷霎不忘君,真忠臣也,虽汉之董、汲,唐之房、魏,不过是也。”这一段应答,透露了宋代上层人物对词的微妙态度,一方面以此表示对大臣的恩遇,另一方面则要做辩解,害怕引起误会,这是从皇帝到士大夫对词的典型看法,偶尔为之作为一时的娱乐手段是可以的,但不能沉溺于其中。宋孝宗的辩解和胡铨的回答都十分有趣[30],典型地体现了社会上层站在主流文化立场上对曲子词的复杂心理。
    总之,《经筵玉音问答》的这段记载,对考察宋词“小唱”的具体情形,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二群唱
    宋人唱词,又有多人合唱的形式,宋代文献多称为“群唱”,又称“群讴”、“合唱”、“齐唱”等等。
    “群唱”,如冯取洽《沁园春》:“难忘处,是阳春一曲,群唱尊前。”蒋捷《大圣乐》:“更听得,艳拍流星,慢唱寿词初了,群唱莲歌。”又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李汉老邴,少年日作《汉宫春》词,脍炙人口。所谓‘问玉堂何似,茅舍疏篱’者是也。政和间,自书省丁忧归山东,服终造朝,举国无与立谈者。方怅怅无计,时王黼为首相,忽遣人招至东阁,开宴,延之上座,出家姬数十人,皆绝色也。汉老惘然莫晓。酒半,群唱是词以侑觞,汉老私切自欣,大醉而归。又数日,有馆阁之命,不数年,遂入翰苑。”[31]这是权贵家中数十人的“群唱”。又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二载,景定二年(1261)四月九日,储皇生辰,宋理宗令陈郁“述《宝鼎儿》,俾本宫内人群唱为寿,上称得体”。[32]这是宫中庆寿的“群唱”。
    “群讴”的说法,亦见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二:
    庚申八月,太子请两殿幸本宫清霁亭,赏芙蓉、木犀。韶部头陈盼儿捧牙板歌“寻寻觅觅”一句,上曰:“愁闷之词,非所宜听。”顾太子曰:“可令陈藏一撰一即景快活《声声慢》。”先臣再拜承命,五进酒而成。二进酒,数十人已群讴矣。天颜大悦,于本宫官属支赐外,特赐百匹两。词曰:“澄空初霁,暑退银塘,冰壶雁程寥寞。天阙清芬,何事早飘岩壑。花神更裁丽质,涨红波、一奁梳掠。凉影里,算素娥仙队,似曾相约。闲把两花商略。开时候、羞趁观桃阶药。绿幕黄帘,好顿胆瓶儿着。年年粟金万斛,拒严霜、绵丝围幄。秋富贵,又何妨、与民同乐。”[33]
    按,庚申为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先臣”指陈世崇之父陈郁,字藏一。这是宫中赏花宴会的“群唱”,由教坊数十人演唱。
    宋代文献,也有把“群唱”称为“合唱”的,如《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记载北宋天宁节宫廷宴会(徽宗寿辰赐宴)整套乐舞表演中的节目:“第五盏,御酒,独弹琵琶。宰臣酒,独打方响。凡独奏乐,并乐人谢恩讫,上殿奏之。百官酒,乐部起《三台》舞如前。毕。……乐作,群舞合唱,且舞且唱,又唱《破子》毕。”
    又如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多景红罗缠头”条:“张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多景楼落成,于湖为大书楼扁,公库送银二百两为润笔,于湖却之,但需红罗百匹。于是大宴合乐,酒酣,于湖赋词,命妓合唱,甚欢,遂以红罗百匹犒之。”[34]这是官府宴会合乐的“群唱”。
    “齐唱”也是多见于宋代文献的说法。如晏殊《拂霓裳》:“乐秋天。晚荷花缀露珠圆。风日好,数行新雁贴寒烟。银簧调脆管,琼柱拨清弦。捧觥船。一声声、齐唱《太平年》。”词中所说用于齐唱的《太平年》,是宋词词调,又作《太平年慢》,北宋时曾经传到高丽宫廷[35]。又晏殊《望仙门》:“太平无事荷君恩。荷君恩,齐唱《望仙门》。”高观国《玉楼春》:“卫姬郑女腰如束,齐唱阳春新制曲。曲终移宴起笙箫,花下晚寒生翠縠。”辛弃疾《鹊桥仙》:“今朝盛事,一杯深劝,更把新词齐唱。”梅坡《千秋岁引》:“齐劝芳樽斟玉液,齐唱新词翻玉笛。”又如赵长卿《临江仙》:“水调悠扬声美,幽情彼此心知。古香烟断彩云归。满倾蕉叶,齐唱《传花枝》。”此词小序说:“夜坐更深,烛尽月明,饮兴未阑,再酌,命诸姬唱一词。”[36]词中用于“齐唱”的《传花枝》,也是词调名,在宋词中,最早见于柳永《乐章集》,入大石调[37]
    从上可见,“群唱”一般是较为大型的宴会上的表演形式,宫廷、官府宴会以及一些贵族的家宴也都采用。
    关于“群唱”的材料,最著名的是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关于张镃的一段记载:张镃功甫,号约斋,循忠烈王(张俊)诸孙,能诗,一时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张镃尝在家中开牡丹会,宴请宾客赏花:
    众宾既集,坐一虚堂,寂无所有。俄问左右云:“香已发未?”答云:“已发。”命卷帘,则异香自内出,郁然满坐。群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至。别有名姬十辈皆衣白,凡首饰衣领皆牡丹,首带照殿红一枝,执板奏歌侑觞,歌罢乐作,乃退。复垂帘谈论自如,良久,香起,卷帘如前。别十姬,易服与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则衣紫,紫花则衣鹅黄,黄花则衣红,如是十杯,衣与花凡十易。所讴者皆前辈牡丹名词。酒竟,歌者、乐者,无虑数百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38]
    当然这是南宋大贵族之家的豪奢行为,并非普通的“群唱”。但“群唱”的形式在一般较为大型的宴会上还是很多见的。比较特别的是,“群唱”还用在大曲歌舞的表演中,成为大曲歌舞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齐东野语》卷一○载,《乐府混成集》中有《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尝闻紫霞翁(杨缵)云:‘幼日随其祖郡王曲宴禁中,太后令内人歌之,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极高妙。’”[39]《霓裳》是著名的大曲,其中歌唱的段落显然是用“群唱”的方式表演。
    三歌舞演唱
    曲子词作为音乐文学,与舞蹈本来就是孪生艺术,从产生的初期开始,就与舞蹈关系密切。唐宋词词调有许多本来就是歌舞曲,早期的曲子词演唱就有大量与舞蹈相伴的形式。宋代歌词的演唱越来越以“小唱”为主,但与舞蹈相伴或与舞蹈一体的歌唱仍是唱词的一种重要形式,仍然十分流行。见于宋人记载的歌舞演唱,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种是大曲歌舞、队舞等各种歌舞曲的歌唱表演;一种是歌舞伎个人载歌载舞的表演。
    歌舞曲的歌唱表演,主要是指大曲、队舞及“转踏”等歌舞中与舞蹈相伴的唱词表演。这种表演的场合,多是在宫廷宴会或士大夫家庭宴会上。
    宫廷宴会中的歌舞表演,可以《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记载北宋天宁节宫廷宴会(徽宗寿辰赐宴)的一段乐舞表演为例:
    第七盏,御酒,慢曲子。宰臣酒,皆慢曲子。百官酒,《三台》舞,讫,参军色作语,勾女童队入场。女童皆选两军妙龄容艳过人者四百余人……舞步进前成列。或舞《采莲》,则殿前皆列莲花,槛曲亦进队名。参军色作语问队,杖子头者进口号,且舞且唱。乐部断送《采莲》,讫,曲终复群舞,唱《中腔》毕,女童进致语……参军色作语,放女童队,又群唱曲子,舞步出场。[40]
    士大夫家宴的歌舞表演可以史浩《渔父舞》为例:
    四人分作两行迎上,对筵立。渔父自勾,念:“鄮城中有蓬莱岛,不是神仙那得到。万顷澄波舞镜鸾,千寻迭嶂环旌纛。光天圆玉夜长清,衬地湿红朝不扫。宾主相逢欲尽欢,升平一曲渔家傲。”
    勾念了,二人念诗:“渺渺平湖浮碧满,奇峰四合波光暖。绿蓑青笠镇相随,细雨斜风都不管。”
    念了,齐唱《渔家傲》,舞,戴笠子:“细雨斜风都不管。柔蓝软绿烟堤畔。鸥鹭忘机为主伴。无羁绊。等闲莫许金章换。”唱了,后行吹《渔家傲》,舞。
    舞了,念诗:“喜见同阴垂匝地,琼珠簌簌随风絮。轻丝圆影两相宜,好景侬家披得去。”念了,齐唱《渔家傲》,舞,披蓑衣:“好景侬家披得去。前村雪屋云深处。一棹清歌归晚浦。真佳趣。知谁画得归缣素。”唱了,后行吹《渔家傲》,舞。
    舞了,念诗:“波面初惊秋叶委,风来又觉船头起。滔滔平地尽知津,济涉还渠渔父子。”念了,齐唱《渔家傲》,舞,取楫鼓动:“济涉还渠渔父子。生涯只在烟波里。练静忽然风又起。赢得底。吹来别浦看桃李。”唱了,后行吹《渔家傲》,舞。
    舞了,念诗:“碧玉粼粼平似掌,山头正吐冰轮上。水天一色印寒光,万斛黄金迷俯仰。”念了,齐唱《渔家傲》,将楫作摇橹势:“万斛黄金迷俯仰。轻舠不碍飞双桨。光透碧霄千万丈。真堪赏。恰如镜里人来往。”唱了,后行吹《渔家傲》,舞。
    舞了,念诗:“手把丝纶浮短艇,碧潭清泚风初静。未垂芳饵向沧浪,已见白鱼翻翠荇。”念了,齐唱《渔家傲》,取钓竿作钓鱼势:“已见白鱼翻翠荇。任公一掷波千顷。不是六鳌休便领。清昼永。悠扬要在神仙境。”唱了,后行吹《渔家傲》,舞。
    舞了,念诗:“新月半钩堪作钓,钓竿直欲干云表。鱼虾细碎不胜多,一引修鳞吾事了。”念了,齐唱《渔家傲》,钓,出鱼:“一引修鳞吾事了。棹船归去歌声杳。门俯清湾山更好。眠到晓。鸣榔艇子方云扰。”唱了,后行吹《渔家傲》,舞。
    舞了,念诗:“提取赪鳞归竹坞,儿孙迎笑交相语。西风满袖有余清,试倩霜刀登玉缕。”念了,齐唱《渔家傲》,取鱼在杖头,各放鱼,指酒尊:“试倩霜刀登玉缕。银鳞不忍供盘俎。掷向清波方圉圉。休更取。小槽且听真珠雨。”唱了,后行吹《渔家傲》,舞。
    舞了,念诗:“明月满船唯载酒,渔家乐事时时有。醉乡日月与天长,莫惜清尊长在手。”念了,齐唱《渔家傲》,取酒尊,斟酒对饮:“莫惜清尊长在手。圣朝化洽民康阜。说与渔家知得否。齐稽首。太平天子无疆寿。”起,面外稽首祝圣。唱了,后行吹《渔家傲》,舞。
    舞了,渔父自念遣队:“湖山佳气霭纷纷,占得风光日满门。宾主相陪欢意足,却横烟笛过前村。歌舞既终,相将好去。”念了,后行吹《渔家傲》,舞者两行引退,出,散。[41]
    《渔父舞》是一种小型队舞,也是宋代队舞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表演主角为“渔父”,另有四人参加。《渔父舞》的表演也由勾队致语开始,念一首诗,介绍舞蹈的环境、内容。勾队之后,进入正式舞蹈,共分八段,每段念诗一首,唱《渔家傲》词一段,共唱八首词。舞蹈则分为戴笠子、披蓑衣、划楫、摇橹、钓鱼、得鱼、放鱼、饮酒八段,表演渔父的生活内容。最后再以《渔家傲》曲词伴舞一段,自念遣队词,在《渔家傲》乐曲中退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念诗、唱词和舞蹈的配合,先是在《渔家傲》乐曲中起舞,舞过一遍之后,念诗,此时应无舞蹈,只是朗诵。念过诗之后,齐唱《渔家傲》词,此时则是边舞边唱。诗与词的衔接,是词的起句重复诗的末句,造成词响应诗的效果,这一点与转踏歌舞极为类似。这种形式反复八段,诗和词的内容分别与各段表演的舞蹈动作相配,与舞蹈情节相合。唱词的表演性特点,在这里体现得十分鲜明,歌词内容的表演性和演唱时与舞蹈相合的表演性都很鲜明。
    以上两例,大略可见宋代歌舞表演中唱词的配合情形。见于宋代文献中的歌舞曲的歌唱表演,情形较为复杂丰富,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举例。关于“转踏”歌舞的唱词表演,可参看拙文《宋代“转踏”歌舞与歌词》。[42]
    在宋代曲子词的演唱中,还有一种载歌载舞的形式也十分常见,主要是小型宴会上由歌舞伎一人承担的演唱。唱词的歌伎,许多都是歌舞兼长的,这从唐五代词起就有许多描写,如五代毛熙震《后庭花》描写一位歌舞兼擅的舞伎:“轻盈舞妓含芳艳。竞妆新脸。步摇珠翠修蛾敛,腻鬟云染。
    歌声慢发开檀点。绣衫斜掩。时将纤手匀红脸,笑拈金靥。”[43]宋词中同样有许多载歌载舞的具体描写,如柳永《长寿乐》:“向尊前,舞袖飘雪,歌响行云止。”柳永《思归乐》:“皓齿善歌长袖舞。”晏殊《少年游》:“风流妙舞,樱桃清唱,依约驻行云。”晏几道《鹧鸪天》:“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这些都是载歌载舞的形式,歌伎的表演,舞和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载歌载舞的形式还有几点应注意。一是载歌载舞者,不限于一般小词的演唱,也见于较大型的歌舞曲的演唱,如上引史浩《渔父舞》中唱词的部分,就是边舞边唱的。又如转踏歌舞的表演,也是由舞队边舞边唱[44]。二是载歌载舞的演唱主要由歌舞伎承担,但也有士人自歌自舞的。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一:“淮宁府城上莎,犹是公(钱惟演)所植,公在镇,每宴客,命庞籍分行刬袜,步于莎上,传唱《踏莎行》,一时胜事,至今称之。”[45]按《踏莎行》词调本是一种歌舞曲,曾在北宋时传到高丽[46],钱惟演和庞籍等人分行传唱《踏莎行》,是自歌自舞的例子。不过士人的这种自歌自舞的情况在宋代并不多见,这和宋代士大夫文化性格有关,北宋刘攽《中山诗话》曾说“古人多歌舞饮酒”,“今时舞者必欲曲尽奇妙,(士人)又耻效乐工艺,益不复如古人常舞矣”[47]
    除了以上两种形式,宋代歌舞演唱还有舞蹈、唱词分别由舞者、歌者交替进行[48],歌者为舞蹈伴唱,或舞者为歌唱助兴等情形[49]。在这些场合,一般是舞则不歌,歌则不舞,也可以说是舞者不歌,歌者不舞。
    总之,宋词中歌舞演唱的表演形式比较复杂,采用什么形式,和表演规模、表演目的、表演场合有关,也和词调乐曲类型有关,大曲和队舞的表演有唱词相伴,即使小词的歌唱也有伴以舞蹈的情形。
    有的词调,演唱时可能就要求伴以舞蹈如《踏莎行》。有人认为词的演唱和舞蹈的关系是“大曲歌舞相合,而小唱则歌而不舞”[50]。这一判断显然忽略了曲子词演唱形式的复杂性,不太符合实情。
    总说
    宋代曲子词演唱的以上几种形式,以“小唱”流行最为广泛。而且“小唱”也有边歌边舞的,因此可以说“小唱”是宋词演唱的最主要形式。几种形式相比,群唱和歌舞演唱,更多用于娱乐、仪式、社交、应酬的场合,其目的主要是娱乐。“小唱”则除娱乐、应酬等目的之外,演唱时涉及较多抒情的因素,有更好的抒情效果,更能充分发挥歌词作品的抒情作用。
    总之,在宋代,演唱是实现曲子词艺术功能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如果没有演唱,作为音乐文学的词,其艺术元素就不完整。总结以上,对词的演唱可以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宋代,演唱是实现曲子词艺术功能的重要途径,词虽然可以通过文字文本阅读欣赏,但主要的艺术功能要在演唱之中才能完整实现,演唱的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一首词的艺术审美效果能否充分发挥。虽然宋代并不是所有的歌词作品都曾经付诸演唱,也不是所有歌词都能唱,但在宋人看来,词毕竟是如李清照《词论》所言,是以“可歌”作为基本要素的,“可歌”方为本色的词,如不可歌,词的音乐文学性质也就无从完全体现,其艺术功能的实现也就是不完整的。
    第二,词的演唱又是歌唱者对歌词内容的二度创作,演唱的过程是对词的感情内容作诠释的过程,使词的感情内容和风格通过演唱充分地表达出来。这会影响到词的风格表现。更重要的是,词调的声情风格和歌词感情内容之间的配合,要靠演唱者的诠释演唱进行调整,用同一个词调歌唱不同内容的歌词时,就声情内容的配合而言,这个调整十分重要,演唱水平的高低就要从这里衡量。吴小如先生《词学论荟题记》引杨荫浏先生说:同一词牌的乐调,只能说基本相同,但实质上却从来没有绝对相同,分毫不差的,具体的声腔也必然由于各具特色而有所差异[51]。同一词调与不同内容歌词之间的感情风格差异,就要靠演唱者在演唱中进行调整使之谐和。当然在宋词已失去乐谱的情况下,演唱的这一层意义已经退居幕后,以至于今天我们对词调的音乐声情的认识已经十分模糊,比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和陈郁的所谓“快活《声声慢》”如何统一于同一词调的声情风格之下,感情完全不同的两首词其歌词内容风格和词调声情如何实现谐和,其中详情都很难弄清楚了。
    第三,词的演唱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词人为应歌而作词,歌者的演唱又是二度创作,歌者要对词的内容作诠释演绎,并作不同的艺术处理,词的内容又是从歌者角度去表达,因此词的抒情主体其实是双重的,即词作者和歌者的双重主体。大部分应歌之词都不能简单看作是词人夫子自道。起码在歌唱的当时,其抒情主体是双重的。当词不再付诸歌唱之后,这一特点也相应消失,但在词的抒情特点上仍留下了痕迹。这一点,今天读词时应该特别注意。
    第四,词的演唱在当时又是与写作相表里,互为促进的,演唱的需要促进了歌词的写作,唱词作为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广泛流行,各个社会阶层都把唱词作为重要的文化消费对象,这个局面促进了词的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如果离开“唱”这一环节,词的创作兴盛的现象就不大容易解释。因此,研究词史,就不能不研究“唱”。
    第五,演唱又是宋词传播的主要方式。无论小范围的传播还是大范围的流传,都是以歌妓乐工的传唱为主。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记载一西夏归朝官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这个“歌”字是关键。关于词的演唱与传播的关系,王兆鹏《歌妓唱词及其影响》一文有较全面的考察,可以参看[52]
    最后,引一个故事结束本文。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记载:“石曼卿天圣、宝元间以歌诗豪于一时。尝于平阳作《代意寄师鲁》一篇,词意深美。……曼卿死后,故人关咏梦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诗多矣,独常自以为平阳《代意》一首最为得意,而世人罕称之。能令予此诗盛传于世,在永言尔。咏觉,增广其词,度之节拍,引以声韵,于是天下争歌之。他日,复梦曼卿谢焉。”[53]《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五亦载其事,谓关咏将石延年诗改写为歌词,“度以《迷仙引》,于是人争歌之”[54]。这个故事带有一点传奇色彩,但对了解词的歌唱传播特点,却非常有帮助。石延年字曼卿,是北宋仁宗时期“以歌诗豪于一时”的著名诗人,当时被称为“诗豪”。关咏字永言,生卒年不详,宋仁宗朝曾任秘书监等职。石延年《代意寄师鲁》诗,以诗歌的形态存在时,“世人罕称之”,而关咏改写为歌词之后,结果大不相同,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下面不妨看看石延年的原诗和关咏的改作,比较一下二者的差别:
    石延年《代意寄师鲁》
    十年一梦花空萎,依旧山河损桃李。雁声北去燕西飞,高楼日日春风里。眉黛石州山对起,娇波泪落妆如洗。汾河不断天南流,天色无情淡如水。
    关咏《迷仙引》词
    春阴霁。岸柳参差,袅袅金丝细。画阁昼眠莺唤起。烟光媚。燕燕双高,引愁人如醉。慵缓步,眉敛金铺倚。嘉景易失,懊恼韶光改,花空萎。忍厌厌地。施朱粉,临鸾鉴,腻香销减摧桃李。独自个凝睇。暮云暗,遥山翠。天色无情,四远低垂淡如水。离恨托、征鸿寄。旋娇波、暗落相思泪。妆如洗。向高楼、日日春风里。悔凭栏,芳草人千里。[55]
    关咏的改作,从艺术上看,并不比石延年原诗更好,却“天下争歌之”,确实值得玩味。关咏其人,并不以词著名,他流传至今的词只有这首据石延年诗改写的《迷仙引》,但是他为了使友人的诗歌能够“盛传于世”,并没有采用其他方法,而是把它改写为歌词,让它伴随音乐传唱。从“天下争歌之”的结果看,他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个故事包含的深意,正好可以引苏轼的两句诗作为注脚:
    “试问高吟三十韵,何如低唱两三杯?”[56]
    注释:
    [1]关于演唱风格如何影响唐宋词文学风格的问题,拟另文讨论。
    [2]《说郛》卷二四引。
    [3]关于词的歌法,参沈括《梦溪笔谈》卷五:“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凡曲止是一声清浊高下如萦缕耳,字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当使字字举本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磈,此谓‘声中无字’,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度’是也。如宫中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善歌者谓之‘内里声’。不善歌者,声无抑扬,谓之‘念曲’;声无含韫,谓之‘叫曲’。”又张炎《词源》上卷保存之《讴曲旨要》歌诀八首是研究歌法的重要文献,可惜解读比较困难。参近人蔡桢《词源疏证》和赵尊岳《玉田生讴歌要旨八首解笺》、饶宗颐《玉田讴歌八首字诂》两文(均见《词学》第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不过,因资料限制、尤其是缺少音响资料,诸家的解读难说真正圆通,还有许多问题无法解决。另元人燕南芝庵的《唱论》虽是元代史料,主要针对唱曲,但也有一些内容和唱词有关,词曲都是歌唱艺术,虽有区别,但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可以参看。周贻白有《唱论校注》,可惜有的内容仍是不大清楚。
    [4]收入谢桃坊著《宋词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5]编辑于雍熙三年(986)的《家宴集》五卷就是为家宴应歌而编的唱本,可证宋代家宴唱词的盛行。
    [6]王兆鹏《歌妓唱词及其影响》一文也认为小唱是宋代最普遍的演唱形式(见《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7]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
    [8]《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9]关于唱词的伴奏乐器,参见苏轼《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小序:“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知此是为琵琶曲所作之词。又姜夔《过垂虹》诗:“自做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姜夔《角招》小序:“予每自度曲,吹洞箫,商卿辄歌而和之。”姜夔《凄凉犯》小序:“予归行都,以此曲示国工田正德,使以哑筚篥吹之,其韵极美。”吴文英《还京乐》,小序:“友人泛湖,命乐工以筝、笙、琵琶、方响迭奏。”(小唱的具体演唱情形参看本文附图河南白沙宋墓壁画《小唱图》,转引自吴钊《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10]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有一首《品令》词,调侃一位擅长唱词的老翁:“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虽玩笑诙谐,却反映了一种普遍的观念。南宋刘克庄《翁应星乐府序》说:“长短句当使雪儿、啭春莺辈可歌,方是本色。”(《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七)王炎《双溪诗余自序》也说,词的歌唱,如果“非朱唇皓齿,无以发其要妙之声”。到南宋末年,吴自牧《梦粱录》卷二○记述杭州唱词风习仍是:“但唱令曲小词,须是声音软美。”这种以软美的女声歌唱为本色的风气,对宋词的艺术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
    [11]《东京梦华录》卷五,邓之诚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2页。
    [12]《东京梦华录》卷二,第66页。
    [13]《后山谈丛》卷三,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4页。
    [14]转引自吴钊《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
    [15]《东京梦华录》卷九,第220—222页。
    [16][17]《知不足斋丛书》本。
    [18]见宋张端义《贵耳集》(《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下:“慈宁殿赏牡丹,时椒房受册,三殿极欢,上洞达音律,自制曲,赐名《舞杨花》,停觞命小臣赋词,俾贵人歌以侑玉卮为寿,左右皆呼万岁。词云:‘牡丹半坼初经雨,雕槛翠幕朝阳。娇困倚东风,羞谢了群芳。洗烟凝露向清晓,步瑶台、月底霓裳。轻笑淡拂宫黄。浅拟飞燕新妆。杨柳啼鸦昼永,正秋千庭馆,风絮池塘。三十六宫,簪艳粉浓香。慈宁玉殿庆清赏,占东君、谁比花王。良夜万烛荧煌。影里留住年光。’此词载康与之乐府,或与之应制拟作也。
    [19]全文见清道光十三年刻本《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八,《全宋文》卷四三一九据以收录。又《知不足斋丛书》、《笔记小说大观》有单刻本。
    [20]玉音:《全宋文》卷四三一九作“玉旨”,据《知不足斋丛书》本《经筵玉音问答》校改。
    [21]梅霖:《全宋文》卷四三一九作“梅林”,据《知不足斋丛书》本《经筵玉音问答》校改。黄裳《喜迁莺》词亦作“梅霖”(见《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78页)。
    [22]见《全宋文》卷四三一九。引文据《知不足斋丛书》本《经筵玉音问答》校正。徐釚《词苑丛谈》卷六“纪事”节引《玉音问答》删改较多,不足凭据。《词苑丛谈》于此条后附王士禛《读宋胡忠简公经筵问答》绝句两首,其一云:“玉荷杯内酌流霞,宫漏无声江月斜。亲听君王歌一曲,南屏钟动柳啼鸦。”可参看(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
    [23]杨万里《宋故资政殿学士朝议大夫致仕赐紫金鱼袋赠通议大夫胡公行状》,《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一八,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500页。
    [2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六绍兴十二年七月癸巳:“诏(胡)铨除名,新州编管。”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一○:“至壬戌岁(1142)……秦讽台臣论其前言弗效,诏除名勒停,送新州编管。”
    [25]杨万里《宋故资政殿学士朝议大夫致仕赐紫金鱼袋赠通议大夫胡公行状》,《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一八,第4501页。
    [26]《万年欢》是北宋教坊所奏十八调四十大曲之一,见《宋史·乐志》。吴熊和先生说《高丽史·乐志》保存的《万年欢》,乃是一组大曲曲词(见《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但潘妃唱《万年欢》,显然是小唱形式,必非大曲可知。《宋史·乐志十七》所谓“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的记载,并未说明是大曲还是一般小词,当也包含一般小词在内。又《宋史·乐志十七》载,“真宗不喜郑声,而或为杂词,未尝宣布于外”。又据上引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载宋高宗洞达音律,曾自制《舞杨花》词调。可见宋代皇帝制曲填词,是比较普遍的事。
    [27]甄龙友,字云卿,永嘉(今浙江温州)人,迁居乐清(今属浙江)。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贺新郎》词见《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60页。
    [28]黄裳(1044—1130),字勉仲,延平(今福建南平)人,神宗元丰五年(1082)进士。《喜迁莺·端午泛湖》词见《全宋词》,第378页。
    [29]“聚明良”一语的出处,得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孙静教授的指教提醒,特志谢忱。
    [30]据《宋史·乐志十七》载,天圣中,仁宗“尝问辅臣以古今乐之异同,王曾对曰:‘古乐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鬼神,而听者莫不和悦。今乐则不然,徒虞人耳目而荡人心志。自昔人君流连荒亡者,莫不由此。’帝曰:‘朕于声伎固未尝留意,内外宴游皆勉强耳。’”宋孝宗对唱词的态度,正好可以同仁宗的这两句辩解对照解读。
    [31]《说库》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重印。
    [32][33]《笔记小说大观》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重印。
    [34]《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9页。
    [35]《太平年》为宋词词调,《高丽史·乐志二》载北宋时传至高丽的无名氏作《太平年慢》一首:“皇州春满群芳丽。散异香旖旎。鳌宫开宴赏佳致。举笙歌鼎沸。永日迟迟和风媚。柳色烟凝翠。唯恐日西坠。且乐欢醉。《”全宋词》据以收录(第3829页)。
    [36]《全宋词》,第1811页。
    [37]见《乐章集》卷上,《彊村丛书》本。
    [38]《齐东野语》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4页。
    [39]《齐东野语》卷一○,第187页。
    [40]《东京梦华录》卷九,第222页。
    [41]史浩《鄮峰真隐大曲》卷一,《彊村丛书》本。
    [42]载《立雪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7—553页。
    [43]《花间集》卷一○,李一氓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4]参见拙文《宋代“转踏”歌舞与歌词》。
    [45]《能改斋漫录》卷一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28页。
    [46]《高丽史》卷七一《乐志二》载:“文宗二十七年二月乙亥,教坊奏女弟子真卿等十三人所传《踏莎行》歌舞,请用于然灯会,制从之。”高丽文宗相当于北宋神宗时代,真卿应是北宋朝廷应高丽之请派往高丽传习歌舞的女艺人。
    [47]《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4页。
    [48]参见史浩《花舞》:“……后行吹《三台》……舞上花茵,背花对坐,唱《折花三台》……又唱……唱了,起舞,后行吹《折花三台》一遍。舞讫,相对坐,取盆中花插头上,又唱……又唱……唱了,侍女持酒果置茵上,舞,相对自饮。饮讫,起舞《三台》一遍,自念遣队……”又史浩《剑舞》:“乐部唱《剑器》曲破。作舞一段了,二舞者同唱《霜天晓角》……乐部唱曲子。作舞《剑器》曲破一段,舞罢,二人分立两边。……乐部唱曲子。舞《剑器》曲破一段,作龙蛇蜿蜒曼舞之势。”(均见《鄮峰真隐大曲》卷二,《彊村丛书》本)
    [49]舞者以舞容为歌唱助兴的表演,见史浩《柘枝舞》之“花心”扮演者在舞蹈前的念语所说:“但儿等名参乐府,幼习舞容。当芳宴以宏开,属雅音而合奏。敢呈末技,用赞清歌。”(《鄮峰真隐大曲》卷二,《彊村丛书》本)
    [50]陈能群《论大曲与小唱之不同》,《同声月刊》第1卷第9号(1941年)。
    [51]见《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52]见王兆鹏《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
    [53]《渑水燕谈录》卷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8页。
    [54]《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五引《古今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
    [55]诗词均据《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五引《古今诗话》。
    [56]苏轼《赵成伯家有丽人,仆忝乡人,不肯开樽,徒吟春雪美句,次韵一笑》,《苏轼诗集》卷四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26页。
    [作者简介]张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发表过论文《宋金“十大曲”(乐)笺说》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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