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国平
        近年不断地读到陆林有关金圣叹史实的研究论文，新见迭出，精彩纷呈。这是他承担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过程中他生病了，却没有辍笔，而是依然勤奋地耕耘，其艰难程度非常人所能承受。最近，他所著的七十余万字的《金圣叹史实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这部沉甸甸的著作凝结了作者怎样的心血！我还清晰记得十四年前读到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欢会——金圣叹晚期事迹探微》[1]一文时油然涌起的欣奋之情。该文对金圣叹因“哭庙案”被害之前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生活考证梳理得清清楚楚，行文丝丝入扣。读着它，仿佛是观看由摄像机录下的一幕幕鲜活的镜头，而论文题目点睛恰到好处，更增魅力。从此我记住了陆林的名字，他以后发表的这类文章我基本都读，各篇的质量没有参差感。我确信，论文水平高超而且一直都保持稳定的质量，正是严格而成熟的学者的一个显著标志。
        作家（包括批评家）史实研究对于文学的整体研究而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方面我们还需要积累丰富的经验，以改善和提高研究水平。陆林的金圣叹史实研究的出色试验，无论在研究的观念、态度，还是在研究的路径、方法上，都有足为我们琢磨和取鉴之处。以下谈自己对《金圣叹史实研究》的认识，也于这些方面多落笔墨。
    一
        评价一部学术著作，观其解决了多少疑难问题自然是一个标准。从这个方面看，毫无疑问，作者解决的问题越基本、越重要、越多，就越是一部好书。以此来衡量《金圣叹史实研究》一书，它堪称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在此书中，陆林对金圣叹的生平、交游、著述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将这一专题的研究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该书的主要贡献是：在金圣叹姓名、字号、籍贯问题上得出可靠结论，使过去的分歧意见消弭；发现金圣叹诸多事迹，考订更加精确、详尽，尤其是使他的早年和临终前的生活和形象得到鲜明呈现，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悉心收集金圣叹散佚作品，考辨作年及本事，为深度编订完善的金圣叹诗文集打下基础；对金圣叹与江南文人交游关系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思路新颖、开阔，考查范围和利用资料两方面都获得了突破，成绩斐然。总之，作者对金圣叹史实的调查和研究，在目前能够发现的资料范围内，已达到很高的程度。无疑，它是一部代表迄今金圣叹史实研究方面最高水平的著作，恰如为金圣叹建立了一宗翔实可靠的档案。除此之外，如果一部学术著作不但解决了若干具体问题，而且，作者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体现出的治学观念和态度同时能够给他人开展别的研究、解决别的问题以积极帮助和启示，在研究规范方面能够示人以式、给人借鉴，那它就更是一部好书了。以这个标准讲，《金圣叹史实研究》也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著作。
        陆林撰写《金圣叹史实研究》，明显受到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影响，这是我阅读时首先想到的一点。陈撰《柳如是别传》，很重视考证本事——弄清楚当时事实，也就是他说的“解释今典”。像柳如是这样的女子，记载其事迹的材料本来就有限，加之种种原因这些资料又遭到人为掩饰或歪曲，致使求解今典困难重重，而若不在这上面用苦功、获妙解，开展有关研究就寸步难行。《柳如是别传》获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作者破解了大量今典。金圣叹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怪人，遭遇又奇，他评点说部、戏曲名声虽大，这在从前正统史家的意识里却不起眼，很难引起他们关注和记载的兴趣。所以研究金圣叹史实所遇到的资料缺少、记载混杂的情形，与研究柳如是略约相似。若不悉晓金圣叹包括生平在内的史实，如何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他的文学批评和思想呢？而选择做“金圣叹史实研究”这一课题，必然无法跳脱上述资料缺乏、淆乱的窘境，除了细心地勾稽、清理，没有省力的捷径。陆林在释读有关金圣叹的今典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在详考本事方面将自己的研究功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比如通过叶绍袁《续窈闻》提供的“泐庵大师”与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联系在一起的线索，详细考证了金圣叹早年在叶家扶乩降神的具体活动；又比如通过考辨“醉耕堂”主人、校勘徐增《九诰堂集》本《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异文，分别证明周亮工与刊刻《第五才子书》、《天下才子必读书》的关系，皆能发覆事实，拨雾见日。像这类具体的史实研究，陆林自己也坦言即是陈寅恪所提倡的“解释今典”（第13-16页）。
        陈寅恪考释今典尤其注意“时地人”三者[2]，而他对柳如是的研究又并非孤立地进行，总是从她与其周围人群的关系着手加以寻究，辟开天地，铺展幽邃的风光。陆林研究路径也适相仿佛。他窥破“以身世和交游为中心”的史实研究至今依然为金圣叹研究中的薄弱点，同时又是推进金圣叹研究亟需突破的关键所在，于是专攻难关，将金圣叹的“社会关系”、交游网络，包括“亲友”以及“同时代对其有过相关评价的各色人物”（第16页），作为重要内容纳入研究课题，构成全书厚重的一部分。他在这方面发掘出的资料非常丰富，以此为基础得出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具体而言，他不仅将金圣叹与密切友人之间的关系摸得很清楚，一一详为介绍，还将《沉吟楼诗选》、《鱼庭闻贯》、《小题才子书》中所涉及的许多有交往的人也分别稽考出来，对前人的研究有许多补充和推进。借助于他这方面的研究，我们非但能够通过金圣叹的朋友圈，近距离地看到他的真实人生和文学活动，而且还能够看到清初江南文人特别是中下层文人广袤的生存实景。除此之外，仅以阅读金圣叹的诗歌、书信等作品而言，在陆林相关研究的帮助下，我们顿时感到少了许多障碍，它们一件件似乎变得易于明白了。这些是《金圣叹史实研究》与《柳如是别传》二书大的相似之处。此外，陈寅恪撰《柳如是别传》首先勾稽柳如是姓氏及名字，陆林也是详考金圣叹姓名字号等；甚至陆林在对具体问题做研究后，偶发感怀，慨叹世道风气，与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不时地插入兴感妙语，其相通之处或许也并非是出于偶尔。我们看到，陆林对陈寅恪学术的推崇之情不时地流露在《金圣叹史实研究》一书中。故说陆林自觉地追随陈寅恪的著述精神和方法，大概不算是勉强比附吧。
        指出这层意思，是想为阅读《金圣叹史实研究》一书，了解它的学术风格、特点如何形成提供一点帮助，同时，也想借此对陆林个人执著学术、不懈求真的治学精神和态度表示我的敬意。陆是有名山事业心的学者。这样说，并非要把《金圣叹史实研究》和《柳如是别传》当作同一类别的著作。实际上两者的著述风貌还是存在着差别的。陆林的考证更加倾向于客观，他得出一个结论，往往力求获得相应的证据支持，不是以推测说话，而是凭证据本身说话。当然，我们并不能说书中完全没有推测性的想法。比如，书中认为戴之俊反清前，为了保证家族血脉延续，让他诸弟改名，他的堂弟即金圣叹弟子戴之儦也因此易姓名为“吴悦”（第257-258页）。尽管这么说也有其道理，毕竟结论本身是推断所得，没有直接的证据。不过这些在全书所占比重低，作者落笔时对此保持克制。陈寅恪撰《柳如是别传》，在传主身上寄寓着某种理想，使用材料有时并不排除让自己对一种可能事实的想象流溢于笔端，而有时候又天才地言中了。
    二
        《金圣叹史实研究》关于“庠姓张”的考证是一个经典性例子。金圣叹“庠姓张”见于一些文献记载，然而“庠姓”一词，今人已经不容易理解其确切的含义，故这一说法除了得到个别学者首肯外，普遍遭到人们质疑。人们往往用各种方式使这种说法淡化乃至归于消解，即使有人首肯“庠姓”的说法，由于对其所以然还道不清楚，具体用在金圣叹身上，也难免与别的结论互相扞格，结果衍生出了金圣叹是“原姓张”还是“庠姓张”、是“顶金人瑞名就试”还是“顶张人瑞名就试”种种问题，长期争论不休，令人眼花缭乱。似乎各种意见都有一些理由和材料的依据，以致读者对何种说法更妥当难以作出判断和选择，甚至连权威的工具书和著作也只好对不同的意见兼收并蓄，即使互相矛盾也听之任之。这成了金圣叹史实研究中的一团乱麻。
        陆林一是从弄清楚历史事实着手，从史籍中找出大量有关“庠姓”的记载，证明明末清初的文人出于种种原因以庠姓代替本姓应试的现象很多，在其他时期也不乏这样的情形发生，以此肯定关于金圣叹“庠姓张”的记载可信可从。二是从史源学的调查入手，对文献进行复勘，将记载金圣叹“庠姓张”的文献版本做了一番认真、完全的厘清，对论争各方引以为立论依据的史料一一进行复核，结果发现，原始文献有的内容经过引用环节以后改变了模样，明明是写着“庠姓张”，却被引用成“庠生姓张”；明明写着“顶张人瑞名就试”，却又被忽略不顾；还发现，有的材料被引用者按自己的观点和意愿作了不恰当的标点和解释。经过努力发掘史料，细致校勘和排比资料，陆林不仅弄清楚了“庠姓张”在后人的叙述和研究中如何变成了“原姓张”，而且还从史实和文献两方面有力地排除了“原姓张”和“顶金人瑞名就试”这类不合实际的说法，彻底消除了存在于金圣叹姓氏问题上的这一疑团，不但点清牛羊，而且打扫了栏圈。至此，金圣叹研究中长期困扰人们的乱麻已经不复存在。
        陆林总结这次研究经验说，“前人在引用史料时，会因为种种原因误读、误书或省略所见文献”，所以后来研究者不仅要永远“对前此研究持有怀疑的态度”，而且要通过“复盘”前人对原始材料的使用，去发现他们对文献的“独特理解，其学术的创获和疏漏”。他由此强调说，要将“复勘引文、查阅原著”当作学术研究应当遵循的“原则”（第49页）。这个看似至为简单的道理，实在是一条很有益的建议。以这种态度从事研究，确实能够有效发现研究中出现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找到问题的症结，避免旷日持久的、不必要的争论。若研究者人人都能够以此自诫，则又可以防患于未然，从而在源头上减少乃至消除类似失误的发生，其结果自然是使学术受到莫大的益处。
        在《金圣叹史实研究》里，通过客观考证得出精确难移的结论的例子很多。不过，我们不能因为此书在实证方面的成就，就将它视为一部单纯考证性的著作。我这样说，绝对没有一点意思以为单纯考证的著作本身学术价值不够高，而需要其他的意义或理论一类的研究使它增值。我只是想指出，这样的认识对《金圣叹史实研究》来说是有偏颇的。事实上，陆林在求证文献，弄清金圣叹生平、交游史实的同时，对一些事实所蕴含的意义也尽量地提示和解释。比如上述关于“庠姓张”的考证，他花了不少笔墨对科举史上何以会产生“庠姓”现象、这种现象何以禁而不止以及人们对此类行为的看法等等进行叙述或说明，于是在破译“庠姓”一词密码的同时，也揭示出了隐含在其中的科举文化的特殊含义（详见第54-58页）。
        书中考证和叙述金圣叹为叶小鸾等人举行的扶乩降神活动，写得极有才气，也极为精彩，对金圣叹在晚明时期的早年经历和活动作了重要补充。然而陆林并不是以披露这些事实为满足。他在这一章节的第一部分考证扶乩本事，进行现场复原，第二部分则将它当作“研究青年金圣叹思想的重要史料”（第103页），由此去窥探金圣叹的才华性格（即陆林说的“神情”，第96页）、政治意识，以及与佛教的关系（其实还有与道教传统的关系）等，进而寻究这一经历和经验对金圣叹未来的生活道路和事业（尤其是文学批评）发生了怎样的重要影响。于是，该书在金圣叹早期的扶乩降神“大师”与未来的文学批评大家两种身份之间，建立起有序的、合理的联系。尽管作者关于王应奎《柳南随笔》“首次”将金圣叹扶乩降神与文学批评联系在一起的说法还可以斟酌，因为王应奎的话更像是分别指出先后发生在金圣叹身上扶乩降神和评解稗官词曲两种情况，未必意为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陆林得“解密”金圣叹为叶绍袁家尤其是为叶小鸾招致亡魂法事之助，从而探究他从事这两项活动的内在联系，论述是酣畅有力的，已有研究成果因为凭添这样一笔彩墨而更显亮堂。古代文学批评家大多在儒家思想熏染之下成长起来，修辞立诚、气盛言宜的种种教诲，培养起他们“儒家型”的文学批评人格和文学批评格调。金圣叹早期这种另类的经历和经验，对于他后来成为一位特异独立的批评家而受世人“极其赞、极其贬”[3]而言，显然是一种富有个人化的成长烙印，是古代批评家研究中的一个有兴味的话题。
    这里，引用陆林关于如何对作家进行“史实研究”的说明，对我们会有启发。他说：
        史实研究重视的是文献与史实的结合，实证与解析的结合，生态与心态的结合；在综合各种史料的基础上，既需考究生卒交游与活动轨迹，也要关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以求最大程度地考察古人的生存状态、体悟彼时的世道人心。（第17页）
    究其实际，这种“史实研究”是以文献和史实的实证探索为核心的综合性研究，手段很多，范围很广，追求的目标也很远，具有涵容风云翻腾变幻的气象，而不是一种偏狭、单一的功夫。在这样的“史实研究”中，研究者的理论素养并没有退场，也没有必要退场，它作为“实证研究的基础”（第17页），依然会在上述的综合研究中发挥作用[4]。过去，我们从事学术研究长期受到理论重要还是考据重要这一问题的困惑，似乎一定要在二者中做出明确选择，才算是确立了自己的学术价值观念。现在，这种束缚已经减少，不过分别怀有理论优越感或者相反怀有考据优越感的现象依然比较普遍，循此而做得好，从不同的枝头也都能够结出可观的果实。陆林所秉持和践履的以实证探索为核心的综合性研究这一学术理念，与二者都有所不同，这也是《金圣叹史实研究》一书尽管属于实证研究的硕果、却又不能简单将它归于考证类作品的原因。我以为这可能也是陆林的课题及结项成书皆以金圣叹史实“研究”而不是以“考证”为名的原因。若我所言大致不差，则他这种学术理念对于我们从事文史研究和古代作家研究，是很值得借鉴的。
    三
        陆林对治学的规范性要求很高，自律严格。第四章“事迹编年订补”是对此前学者有关金圣叹诗文、行迹系年的辨误和补充。他根据前人所做的有关工作的不同情况，将自己的这一部分研究分为三种体例：1.对于语有歧义处加以“商订”；2.对于言有疏漏、犹有剩义处加以“补遗”；3.对于二者兼有处加以“订补”。依这种体例，他自己在相关问题上有什么发现或发明，皆一目了然，不溢不遗。不仅研究金圣叹事迹编年是这样，全书研究的其他内容也莫不如此。在金圣叹史实探寻中，他对同行已有的成果，无论是出自前辈、同辈还是晚辈，都一概以平等的态度加以关注和检讨，以不知为不安。对事关核心而又缠夹难理的史实，所作每一辨析、每一判断，皆语不虚置，的然有据。由于他是对有关问题做了扎实而深入的研究之后来梳理别人的研究成果，故判断哪些结论站得住，哪些不靠谱，哪些是首次发现、发明，哪些是跟风却貌似新见，都能够说到点子上，而不是笼统、草率地判一下谁行谁不行，用疏阔的大话糊弄人。读《金圣叹史实研究》一书，诸如“某人首次披露”、“某人首次征引”、“某人首次考证”、“某人最早指出”等等判断语比比皆是，这些都是研究中见功夫的地方。正是这种较真的态度，使他的金圣叹史实研究既集其大成，更推陈出新。
        他充分尊重别人取得的成绩，对别人发现了什么资料、提出了什么看法、解决了什么问题、具有什么学术意义，都予以明白地叙述和肯定。他对于别人直接研究金圣叹的成果是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即便对待引述一般性的知识也往往如此。比如介绍周庄从元、明、清迄今政区沿革变化，也分别注明参考的书籍（第247页）。在成果归属于谁的问题上，他是丝毫不含糊的。对于友人、学生提供的一些帮助，比如谁为自己提供了资料，谁又为自己核实了文献等，一一予以说明。可能提供帮助的人自己未必在意所做的这些事情，然而陆林对此却以君子之道处之，不肯默默地“笑纳”。洪业当年撰写《杜诗引得序》，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是详细地介绍钱谦益、朱鹤龄注杜甫诗歌发生的争论，洪业在文章的一条注中说明，这部分内容大略使用了他的一个学生所写《钱朱注杜争辩考》一文“所检得之史料”[5]。朱自清《诗言志辨》一书的《比兴》篇，注明逯钦立有《六义参释》一稿，“本章试测赋、比、兴的初义，都根据他所搜集的材料，特此致谢”[6]。这种老老实实做学问的态度很宝贵，陆林撰《金圣叹史实研究》正是延续了老一辈学者良好的学风。学术上很少有自我作古、绝无依傍的研究，一般总是前后相续，在不断累积过程中获得发展，所以从事研究即意味着以尊重别人的成果为前提，这成为学术研究规范性的重要内容。然而，学术界存在的问题，一是新的研究成果得不到及时反映，二是将别人的成果裹挟在自己的叙述中而不予明确说明，或者虽然有所言及，但总是遮遮掩掩，不甚情愿说得充分和到位，这些都是不利于学术发展的。一个研究者能够讲清楚、讲准确别人已经做了什么，而且乐意把它们讲清楚、讲准确，这样才能够明白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认识自己实际做了什么，不夸大，也不减少。若没有修辞立诚的品格，这很难做到。所以陆林这种做学问的态度并非无关轻重，而是关系着学术规范之大者。
        另一方面，对于别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或错误之处，陆林也是一一加以指正和商榷，眼光犀利，分析仔细，颇多中肯之见。比如，他高度肯定陈登原《金圣叹传》在史实的挖掘、考证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称他为金圣叹研究“当之无愧的现代第一人”，同时又不讳言其引用资料有出入，解读文献不准确，得出的某些结论不可信等缺陷（第642-652页）。又如，金圣叹批竣《西厢记》的时间，或云顺治十四年左右，或云顺治十三年二月。陆林指出，第一种说法依据金圣叹一句含义模糊的批语推断，不确切；第二种说法根据转引的有误的材料，也不可信。他根据顺治原刻本《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七署“顺治丙申四月初三日辰时阁笔”，再考虑到卷八所云“续之四章”的因素，将批竣时间定于顺治十三年四月上中旬之际（第154页），结论稳妥。
        古往今来，在思想和学术研究中，有些学者并不关心别人研究的不足或错误，只在意阐述他们自己的观点，论证自己的结论。所谓“惟顾己之所行……那有许多闲工夫论他人谁是谁不是也”[7]。这固然也是文章的一种写法，然而并非做学问的通则。其实完全这么做的人并不太多，主要差别是人们对此关注的程度有强有弱，处理的手段有显有隐，毕竟碰撞才能产生真理的火花。陆林对别人所用资料、所下论断的不足或错误不肯迁就，计较得很。他一般不满足于仅仅指出某些说法是不当的或错误的，还要寻出它们何以不当、何以致讹的原因；不仅要向人们提供正确的知识，还要说明在研究中如何避免犯错、少走弯路的教训。总之，想把一切都弄得水落石出、泾渭分明。因此读《金圣叹史实研究》一书，处处都可以感受到在字里行间有锋芒闪烁，然而又是充分说理、态度诚恳的，不是逞强争胜，表现出一个学者单纯的书生本色。考证性的学术成果中，全对或全错的情况当然存在，但是更多是对错夹杂，很难一概而论，这充分反映出文史考证求实的艰难和复杂，而这一工作的魅力、对研究者智慧的考验也在于此。陆林遇到这种情况，能够是是而非非，辨别或判断异常细心，态度也公允。这对于处理争论性的学术问题非常要紧，否则，披沙拣金、瑜不掩瑕或将两皆相失。
        《金圣叹史实研究》固然是研究金圣叹生平实际等情况的专著，也不妨称它为一部有关这一专题的研究史著作。二者合为一体，使读者读一部书，能够兼而收到读两部著作的效果。陆林非常关注别人的金圣叹史实研究成果，阅读了大量有关材料，而且舍得花时间对此认真琢磨，作广泛、仔细地比较，在此基础上对别人在这一专题上做了什么研究、有何价值和教训做出明确判断。他在求证一件金圣叹史实时，总是尽可能将有关的研究成果都取来斟酌考量、一一梳理，比如问题是如何被提出，已经解决到何种程度，经过了怎样的曲折，还留下怎样的悬念，纠缠在哪里，结症在何处，等等。这些内容在《金圣叹史实研究》中随处可见，几乎每一个比较重要、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包含了作者这类追根刨底的寻究，而他自己的研究则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加以推进。他在证明一个新结论的同时，将学者们对有关问题作长期研究的过程和重要事实呈现出来，这种做法恰赋予了《金圣叹史实研究》一书以有关专题研究史的重要特色。比如对于“庠姓张”的考证和梳理，他将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长期讨论和争议情况的来龙去脉叙述得一清二楚，构成了一个专门问题的研究史。固然，《金圣叹史实研究》一书没有研究史一类著作的整体架子，却具有实质的内容，而这才是研究史著作最为重要的。金圣叹研究至今已经有数百年历史，特别是近百年以来他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出现了许多成果，史实研究的成果虽然相对少，也有一定积累，对这方面研究情况加以实事求是地总结，采瑜擿瑕，取精舍粗，这对于推进金圣叹史实研究、提高研究有效性是很有必要的。陆林将个案的专题研究与个案专题研究史的研究相结合的写作经验，对于如何开展其他作家的个案研究具有一般化意义。今后若有人研究金圣叹史实，将从他所做的这一工作中受惠，避免盲目性，少走重复路。
    四
        我在读了《金圣叹史实研究》后，对作者处理有的问题时选择的分析角度，介绍金圣叹周边某些人物时花的笔墨，也略觉有些许可议之处。此外，该著许多部分先以论文形式发表，然后整合成为一部著作。而作者研究这一专题前后长达十数年之久，某些内容有所变化，最后成书时，少数地方留下了前后照应不够严密的痕迹。
        比如书中关于金圣叹女儿金法筵生年，或曰顺治八年（1651年），或曰顺治九年（1652年），而据陆林所引《吴江沈氏家谱》所记其卒年、享年推算，宜以生于顺治九年之说为是。作者对金圣叹与佛教的关系显然是重视的，指出“圣叹一家与佛教的渊源甚深”（第64页），并对金圣叹早年的扶乩降神活动作了详尽考论。金圣叹热衷于这样的活动，其原因是复杂的，陆林对此活动的解读尽管顾及了金圣叹才情、性格、思想（包括佛教思想），不过主要是围绕扶乩活动对金圣叹后来的文学批评产生的影响来阐述其意义。这自然富有新意，然而扶乩降神活动本身是一种民间宗教活动，宗教的含义更直接也更突出，若能够对此作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分析，对于人们认识金圣叹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就会更有帮助。金圣叹的交游关系研究是全书的重要内容，拂去障翳，显示真实，其功甚著。然而在书中，对这些与金圣叹有关系的人物究竟介绍到何种程度才比较恰当，与全书研究金圣叹史实的主旨才协调得恰到好处，而无“喧宾夺主之嫌”[8]，这也是需要稳妥处理的。就目前书中这方面笔墨而言，对有些人物的介绍似可以增加一些约束。
    陆林对于现代学者研究金圣叹的史实情况做过详细调查，掌握了很丰富的资料，不过也偶有检阅不及的地方。比如在金圣叹扶乩降神问题上，胡适在1935年就已经将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与叶绍袁《叶天寥自撰年谱》所载“泐公”联系在一起，指出为叶家搞降神活动的这个人是金圣叹。胡适1935年6月4日的日记写道：
    偶读钱谦益的《初学集》，其卷四三有《天台泐法师灵异记》，忽忆叶天寥年谱中所记“泐公”，我当时误认为一个和尚，即是这个附讬在金采的乩坛上的“女鬼”，“吴门饮马里陈氏女，殁堕鬼神道，不昧宿因，以台事示现，而冯于卟以告也”。读书不可不博，又当随时作笔记。即如此记，书角有折叠之处，其角直指“卟所冯者金生采也（即金圣叹）”一句，可见我当时初读时曾注意。日久忘了，读天寥年谱时竟不记起此记了。[9]
    可见在金圣叹研究史上，胡适所做的工作不仅是写了一篇《〈水浒传〉考证》，他对金圣叹的史实也是有所发现的，尽管以上日记中的记载还比较简略，然而，叶绍袁家扶乩降神的“泐公”就是金圣叹这一事实显然已经被他点出来了。由于有胡适的这一发现在先，故“现当代学界似乎无人道及”（第98页）这一判断也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陆林说：“从事金圣叹这一类人物的史实研究，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专门的研究，不是其他研究的顺带所及，亦不能指望一蹴而就，更难以毕其功于一役（研究其他大家，亦无不如此）。”（第15页）这是过来人体会之谈。现在不少人在做研究时，先匆匆在网上搜一下，如果搜到有相关成果的篇名、关键词，往往就放弃不干了。他们更想找一个还没有被别人触动过的人物或作品来进行研究，美其名曰“填补空白”。尽管这对于扩大研究的范围、改变和完善研究的整体布局也有其益处，但是过分强调这一点，其结果则会导致铺开有余、深究不足的不良后果。这种情况，在明清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尤为常见，表现出的是缺乏沉潜下去、在必要的积极的良性重复研究中推进和提高研究质量的定力和信心。那种浮光掠影的所谓“填补空白”，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足堪忧虑。若大家能像陆林研究金圣叹那样，以求真创新的精神，综合研究的方法，规范较真的态度，肯花长期专一、狮子搏兔的功夫于一个题目，哪有攻不下的难关？又何需担忧与别人的研究对象相重复？陆林研究金圣叹史实取得的经验和业绩，可以为大家所思而汲取之。
    注释：
        [1]陆林这篇论文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2]关于陈寅恪如何研究柳如是的自述，参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缘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10页。
        [3]徐增：《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九诰堂集·文》卷二，清康熙年间抄本。
        [4]陆林谈到他的学术理念时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作家研究的范围内，无论是说学术发展，还是论个人兴趣，史实文献研究都不应该是附庸，也不应该仅仅是基础或前提（或者可以说理论素养是实证研究的基础），而是一门具有强烈独立性、需要专攻的学业，有着自身鲜明的学术规定性。”（第17页）括号内“或者可以说理论素养是实证研究的基础”一语，在文中是作者表示肯定倾向的判断句，意思是说理论素养有助于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是在理论素养基础上更高一境的学术行为。然而这句话置于“不应该”之后，“而是”之前，尽管加了括号，在表意上还是略显得不够明确。
        [5]见洪业《杜诗引得序》第227条注，洪业等编《杜诗引得》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6]朱自清：《诗言志辨》，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
        [7]吕柟：《泾野先生四书因问》卷三，明刻本。
        [8]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4页。
    [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82-483页。
    原载《文艺研究》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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