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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勇 今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陆永品研究员的新作《老庄新论》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陆先生是建国后的新一代学者，也是当今为数不多的老一辈老庄研究专家。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陆先生的《老庄研究》即已面世，当时大陆学界的道家文化研究还是一片萧条，陆先生的著作在多个方面拓展了老庄研究的新领域，为道家文化研究带来了新气象，滋养了一代代学人。近几年，陆先生以近八十岁的高龄，对其旧作《老庄研究》作了全面修订补充，抛弃了原来一些受时代思潮影响的旧观点，补充了大量个人研究的新成果。新问世的这部《老庄新论》可谓是陆先生一生治学的结晶。奉读陆先生的这部大作，不仅为老先生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老而弥坚的学术追求所感动，更为书中科学求实的治学方法、历久弥新的学术观点和鲜活的学术生命所鼓舞，读之让我们深受启发。 自改革开放以来，老庄研究蓬勃发展，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特别近些年来，论文专著层出不穷，在哲学、美学、文学、文化学、社会学、文献学、考古学等方面皆出现了一批有份量的成果，推动了道家研究的深入发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老庄研究存在着大量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学术管理机构急功近利，学者心浮气躁，学术研究不求质量但求数量等因素影响下，老庄研究鱼龙混杂。比如有的学者片面地生搬硬套西方哲学理论，严重脱离文本歪曲老庄思想；有的学者对一些所谓新材料不加甄别，好发奇谈怪论，扰乱视听；有的学者还没有读懂老庄文本就生吞活剥，断章取义，妄下结论等等。像这样的情况在学界已是司空见惯，长此以往，令人担忧。而陆先生的著作可谓是一面明镜，一把尺子，无论是最初的《老庄研究》，还是现在的《老庄新论》，始终坚守一个原则，即言之有据，用史料来说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避免游谈无根，不做过度阐释。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考证古人古事和古典文学研究，都必须占有大量的史料，由史料说明问题，得出结论。”陆先生特别重视与老庄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包括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秦汉诸子史料文献以及今人研究成果，并有选择地利用这些资料从事学术研究。如老子研究部分，陆先生分别引用了汉代河上公、曹魏王弼、宋苏辙、林希逸、元代吴澄、清代焦竑、魏源以及今人高亨、钱锺书、朱谦之、楼宇烈、刘笑敢等人的研究资料，他如先秦史料、诸子语录以及出土的汉代帛书、楚简等相关文献资料更是俯仰皆是。这些资料不仅在《老子“大器晚成”辨证》、《老子“为道日损”确解》等考证辨析性的文章中得到了充分应用，而且在《老子的人生哲学》、《老子的宇宙本体“大道”论》等一些现代思想性阐释的文章中得以大力发挥。这些材料的运用，使得文章立论坚实厚重，说服力强。而且陆先生认为，掌握材料固然重要，但要对材料有所甄别，有所筛选，避免妄下结论，迷惑读者。“做研究工作，应当善于识别正确的史料和错误的观点：不能满足于掌握许多史料，就下结论。如果立论不正确，史料愈多，就更能迷惑一般的读者。”（《老庄新论·序言》）在《老子其人其书》、《为老子〈道德经〉正名》、《庄子其人其书》等文章中，陆先生就充分实践了自己的观点。比如，对于老子其人，历史上有李聃、太史儋、老莱子等不同说法，至今聚讼纷纭，陆先生则利用传统文献资料一一进行分析，指出这些说法的缺陷和不足，有理有据，启人良多。又如他在《为老子〈道德经〉正名》一文中，针对汉代帛书《老子》甲乙本中“道经”和“德经”的前后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在研读了大量秦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认为，后代出土《老子》诸本，无论是帛书本还是楚简本，皆非老子真本，而是传抄本，因此对于这些文献资料，要予以客观对待，不能奉为金科玉律。他又在《老子‘大器晚成’辨证》一文中，通过对“大器晚成”和“大器免成”的细致分析，进一步说明了上述问题。陆先生的看法并非定论，但言之凿凿，发人深思。这种治学方法是陆先生学术研究的特色，早在《老庄研究》中就得以运用，在《老庄新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种方法不仅在八十年代初期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今天也是很多青年学者应当学习的。文献资料的引用和甄别，既需要一个长期学习和积累的过程，更需要深厚的学术工夫，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对文献资料的的熟练运用不仅能正本清源，避免臆断，还利于还原中国古代文化的本真面貌，值得大力提倡。 独特的学术研究视角是学术创新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一部著作能否经得起时间检验、保持学术生命力的重要条件。广为学界熟悉的知名学者像陈鼓应、崔大华、刘笑敢等先生的老庄研究，皆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视角，他们的著作也因此具有很强的生命力。陆先生的《老庄新论》也是这方面的典范。作为研究先秦古典文学的学者，由于学科性质的不同，研究老庄自然与哲学研究者视角有所不同，与当下热闹的纯文学研究交集也不大，但这毫不影响陆先生著作的学术价值。我们知道，先秦诸子的特点是“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萧统《文选》语）因此从文学角度来研究老庄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也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研究课题。陆先生之前，尽管已有学者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发表了一些相关论文，但真正有份量的著作却未能见到。《老庄研究》可谓填补了这一空白，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但其影响力在后来还是彰显了出来。这主要表现在陆先生对《庄子》文学研究的开拓上：发现了大量明清学者《庄子》散文研究传世文献，并对之进行了开掘性研究，当时发表的两篇文章《庄子散文的笔法：明清庄子散文论略之一》、《庄子散文的文境：明清庄子散文论略之二》，迄今为止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这两篇文章和附录部分《庄子散文研究资料简编》的发表开拓了庄子散文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足以奠定陆先生在庄子研究史上的地位，事实也已证明陆先生独特的学术贡献。2007年方勇和陆先生合作出版的《庄子诠评》（增订版）收录了大量明清庄子散文家的经典评语。2008年方勇出版的《庄子学史》中明清散文研究部分无疑受益于陆先生。2013年李波出版的《清代庄子散文评点研究》更将清代庄子散文传世文献作了综合融通的研究等等。现在，大凡作明清庄子研究的学者，就不能忽视这时期的庄子散文传世文献，否则他必定是一个不了解庄学界研究现状的门外汉。这一繁荣局面的形成，归根结底要追溯到陆先生，如果没有他独特的学术眼光，没有《老庄研究》的问世，明清庄子散文研究这块独特的学术领域还不知何时能开掘出来，更不要说今天的繁荣了。陆先生新出版的《老庄新论》中庄子研究部分保留了这两篇文章，极富历史意义。值得一提的是，陆先生在研究明清庄子散文传世文献的过程中，还发现了明清学者庄骚并重的文化现象，并发表了《清代学者扬庄抑屈简论》一文，发前人所未发，富有创见。这次出版的《老庄新论》除将之收录外，还补充了《论庄、骚并称的文化现象》一文，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庄屈并称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大而有意义的课题，时下已引起很多学者的注意和研究。陆先生独特的学术视角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学术是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对于老庄研究也应该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解读，否则它就会失去生命力，变成故纸堆。陆先生并没有因为年长而落伍，他思维活跃，思想灵活，思路清晰。他研究老庄特别注意从现实出发，将老庄研究放在时代下来考察。如他在《老子的人生哲学》、《孔子与老子的共识》等文章中就尤为重视老子的社会思想，让人感受到了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活生生的老子的人生智慧。他研究庄子又特别擅长用现代文学理论来分析庄子散文艺术特色。他早年在《老庄研究》中就已发表了《庄子散文的思想性》、《庄子散文的艺术性》两文，通俗自然，表现出了一定的艺术才能。这次他对文章中的一些陈旧观点进行了修订，一并收录于新书中。他还特别增补了《庄子是中国文学“四祖”》一文，指出庄子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之祖、中国讽刺文学之祖、中国寓言之祖、中国小说之祖，文章洋洋洒洒，文笔灵动，雅俗共赏，新见迭出，让人叹服。《老庄新论》收录的以上多篇文章，不但彰显了陆先生古典文学传统与现代文学理论并重的治学思路，更突出地表现了一位古典文学研究者独具特色的学术眼光和知难而进、与时俱进的治学精神。 相信《老庄新论》的出版必定嘉惠学林，推动老庄研究的深入发展。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1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