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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燕鑫 《世说新语》载，东晋时孙安国与褚季野论南北学问之异，孙安国说：“北人学问渊综博览。”褚季野说：“南人学问清通简要。”细察二语，渊综博览，重在博与综；清通简要，重在通与要。这虽是形容当时南北学问的不同，但作为治学方法，却又须二者交相结合，互相为用。如果识力未能清通简要，则所谓渊综博览便不能一以贯之，而流于驳杂；如果功夫未至渊综博览，则所谓清通简要便多成纸上谈兵，而沦为浮陋。所以说，博与通相济而相成。近读刘跃进先生《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一书，便给人博通并胜、异美兼具的感受。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从文学地理的角度，将秦汉时代的全国分为八大区域，分别从不同方面入手，论述了各地文学文化的发展与特色及重要文人的成就。下编则按《汉书·地理志》103郡国的划分，为秦汉文人进行“系地”的分类编排。其中以正史为主，并结合其他类书、文集、笔记中的材料，按时间先后顺序，将秦汉文人依郡国分类编次，包括生平、仕宦、交游、著述等内容，巨细无遗，详赡可观。同时也间作考证，而要言不烦。上编的风格是通而要，下编的特色是博而综。此外本书的方法也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下文就管见所及，试作论述。 一 上编共九篇文章，对三辅、荆楚、齐鲁、河西、江南、巴蜀、幽并、河洛八个地域的文学作了分别论述（其中齐与鲁各一篇）。九篇文章的切入点各有不同，比如《“三楚”地区文学》一章首先综览了楚人的文化传统，即好战与信巫，然后分别从东楚、西楚和南楚三个方面对楚地文学作了阐述。再如《“齐气”与齐人创作》，从“齐气”的文化意蕴角度，阐释了其内涵，并结合齐人的文化心理，指出了“齐学”的融通特色。可谓以小见大，别出心裁。又如《江南地区文学》一章，从经济开发着眼，论述了江南文化的发展与文人创作，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凸显出了江南文学发展的原因和脉络。由文章切入点的选取上，我们颇可见作者视野的开阔和文思的缜密。 至于具体到正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归纳出两大特色，一是通贯古今，一是精微切要。所谓通贯古今，便是文章往往从宏观角度着眼，注重历史前后的延续和联系，从而使论述显得极有条贯。所谓精微切要，便是文章能从极平常的事例中抉发出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并由此生发出丰富的学术价值。 （一）通贯古今 《三辅地区文学》在论及该处文化世族的变迁轨迹时，总结出三点结论，一，“多数家族并非三辅土著，多是外迁而来”，通过考察其迁移来源，认为“三辅地区文人多与河洛文化以及荆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二，“这些家族多形成于两汉之际，到了东汉，往往成为清流的代表，在社会上起到了廓清是非的特殊作用，因而也就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尊重，反过来，对于社会风尚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三，“这些大的家族，无论起家如何，最后多转向文化世家，特别是以文学创作的业绩彰显于世。从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士族，这也是后来魏晋南北朝豪门望族的基本走向之一。” [1]其中第一点是横向的联系，第二、三点则是纵向的贯通。横向联系，启发我们对三辅文化与河洛、荆楚文化作比较研究，并对三辅文化本身的形成过程和内质特征的认识也起到了指示作用。这种纵向贯通的方法，使我们认识到任何一种现象均有其历史渊源，研究不可只株守一隅，而应当前后通览、古今纵观，这样才能使看似纷繁无序的历史凸显其内在的条理和规律。 再比如《河西走廊文学》一章，文章首先从河西走廊的战略位置角度，追溯了自汉初刘邦至景帝六十多年间汉与匈奴的矛盾和政策，以及对河西地区战略地位的逐渐认识的过程，然后娓娓叙述了武帝建置河西四郡的历史，并放在当时拓边的整个历史环境中来考察河西四郡建置的政治与经济上的重大意义，同时又指出《汉书·西域传赞》对河西四郡文化意义的忽视，从而使得文章论述既显得高屋建瓴，又使下文进一步深入研究变得水到渠成。接下来顺次论及了流寓西北的文人与西北文人的崛起两个问题，既有宏观的对历史大势的准确把握，同时又有微观的对发展过程的精细描述。最后又点出了河西四郡的建置与西北文人的成就对接下来的魏晋甚至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立论警策，如曲终击磬，发人深醒。全文既气魄宏大而开阖自如，又阐述详备而明晰如画，令人餍目饫心，极堪回味。 （二）精微切要 《“鲁学”与鲁地文化》对齐、鲁学也作了富有说服力和深具启示性的阐释。如首先确定其性质，“齐鲁之学本质就是经学，只是传授系统不同而已。就大处言，鲁学往往更加注重经学的本旨，而齐学则擅长对于经学的阐释。”（第105页）也就是说齐学重微言大义的发挥，而鲁学中故训本义的保存。这就从经学的角度对二者作了明确的区分和界定。在此基础上，又论述了鲁学的质变，以孔臧为例，《汉书·艺文志》“诸子类儒家类”著录“太常蓼侯孔臧十篇”，在“诗赋类”又著录“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同时《隋书·经籍志》著录“太常孔臧集二卷”，由此得出“（汉）武帝之后的‘鲁学’大家已经开始有向‘文人’转变的苗头”。（第112页）这确是精微不刊之论。魏晋以来，文章一道大兴，对其原因的探讨往往莫衷一是，虽然多能说明魏晋文学兴盛的缘故，但尚非探本之论。本文从经学与文学的关系角度来论述上述问题，并具体到鲁学与文学的嬗变源流，得出令人叹服的结论。 又如在《巴蜀地区文学》一章中，文章对该地区文风的形成原因也作了引人入胜的解释。出身巴蜀地区的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他们的赋受《楚辞》影响很深，在风格上也闳丽雄肆。关于其原因，文章从近年考古发现入手，举出距离寿春很近的阜阳出土《楚辞》残简，说明《楚辞》在该地已经流传；又结合《汉书·王褒传》宣帝“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证明寿春之地楚风甚盛。而对蜀地文风提倡培育之功十分重要的文翁恰是庐江舒人，所以巴蜀之地楚风兴盛，楚地文翁的作用不可低估。另外文章援据《淮南子》、《水经注》等典籍记载，当时楚国势力范围已直抵巴蜀周围地区。有此旁证，这就使得结论既耳目一新又使人信服。 二 本书下编是关于秦汉文人分布的编次。其中按《汉书·地理志》所载103郡国，将秦汉时代的文人依照籍贯分类汇编。人物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传记为主，同时采摭唐宋类书、文集选本、地志笔记等中的相关材料作为补充，而且时引今人著述以作参考。另外对某些问题也间作考证，或出己意，或引他说，要而不烦，特见谨严。关于下编的特色，也可以归纳为两大点，一为博而有法，一为综而多便。 （一）博而有法 秦汉距今已远，而文籍流传，时有残佚，因此关于此时文人的资料，自然以网罗无遗、越全越好。然而正因时代已久，所以有些材料经过千百年的传播，不免相互之间出现各种程度的讹误。如果只是求多求全，往往又会流于混杂；所以在材料收集方面还需一番考辨的工夫。本书在这两面俱能得其双长，去其两短，从而使得资料编排博而有法。 在纂辑秦汉四百余年文人资料的过程中，作者除依据“前四史”和《隋书·经籍志》外，更旁及多种典籍，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一，唐宋类书，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尤其是《册府元龟》《玉海》二部尚未得到重视的著作。二，文集选本，如《文选》《玉台新咏》《古文苑》《续古文苑》《秦文归》《汉文归》《秦汉文钞》。三，地志笔记，如《华阳国志》《水经注》《三辅决录》《西京杂记》《拾遗记》《殷芸小说》《意林》《鸡肋编》《后山谈丛》《困学纪闻》等。再者文评类如《文心雕龙》，艺术类如《法书要录》《历代名画记》《隶释》，金石类如《汉碑集释》《褒谷摩崖校释》，音书类如《经典释文》，历史类如《元和姓纂》《路史》《史记索隐引书考实》《释氏稽古略》《补后汉书艺文志》《东观汉记》《百越先贤传》，辑佚类如《玉函山房辑佚书》《汉魏遗书钞》等。另外还有今人著作如章太炎《国故论衡》，钱锺书《管锥编》，以及时人的一些研究著作，可谓采摭繁富。 有些文人未载于史传而只见于某书，那么也按时代次序编入，如右扶风下，据《册府元龟》卷三〇五《宗室部》“儒学类”补入班伯、班斿二人事迹；（第239页）颍川郡下，据《法书要录》卷八载《书断》，补入刘德升事迹；（第273页）泰山郡下，据《华阳国志·巴志》补入但望事迹；（第327页）会稽郡下，据《论衡·超奇篇》补入周长生事迹。（第347页） 有些文人见于史传，而别处又有材料可作补充者也依类编入，如京兆下，朱博生平已见《汉书》本传，同时引光绪青州东武出土的《朱博碑》，补充了他在成帝时升迁及以权术治理吏民的情况；（第229页）广汉郡下，冯颢事迹略见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同时又引《华阳国志》卷十《广汉士女》，其中不仅记载了其宦历，还有著作、思想，远较《后汉书》所载详细清楚；（第357页）蜀郡下，严遵事迹已详见于《华阳国志》，而又引《后山谈丛》卷一杨绘之语，补充了严遵《易》学的授受源流情形，使其生平更加丰满；（第360页）敦煌郡下，周生烈事迹略见于《三国志》，同时又引《古今姓氏书辩证》，补充了他的家世情况，而且还引《路史》注引《敦煌实录》所载，说明了他的姓氏的由来、仕宦经历、生活时代等问题。（第377页） 本编对于秦汉文人，备录其人著作，并详列引文出处，原原本本，既繁富又条理。如京兆下，挚峻条，引《三辅决录》记载司马迁与挚峻往还书信，为他书所不载；（第227页）弘农郡下，杨修条，引《历代名画记》卷四载其《西京图》《严君平像》《吴季札像》等画作；（第253页）颍川郡下，荀悦条，引《册府元龟》卷八五四《总录·立言》补其所著“《崇德政论》及诸论数十篇”；（第274页）陈寔条，引《抱朴子》有《异闻记》；（第275页）南郡下，胡广条，引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著录胡广《汉书注》，又《后汉书·儒林传》李贤注引胡广《汉制度》；（第291页）信都国下，董仲舒条，《论仙篇》引董仲舒《李少君实录》；（第402页）鲁国下，孔鲋条，引《册府元龟》卷六〇五《学校部·注释》著录“汉孔鲋为陈胜博士，撰《论语义疏》三卷”；（第421页）通过这些材料，我们对相关文人的学术倾向、著述范围都有了一个更明确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二）综而多便 秦汉之际的史料虽不能说浩如烟海，但现存的书籍已是翻检不便，更何况后世辗转记载，至今已显得有些零散，一时不易蒐集齐备。而本编的资料汇编恰为学者在这一方面提供了许多便利。结合上文所述，本书采摭繁富，编排条理，所以如果需检求某人资料，只需查阅索引，然后在相关条目下，便可获得详尽的材料以及相应出处。 该书将秦汉文学史料按人“系地”后，自然而然地将一些文学史实凸现了出来。比如说，某地在秦汉时期文学发展的大致状况如何，只需检阅相关郡国所载文人的数量、著作，便会得到一直观的呈现。再者从全国范围看，八个文化区域的发展存在不平衡。其实从特定区域看，其中包括的郡国之间文化发展也存在不平衡的状况，这也可以从资料的编排中大体看出。古代举秀才、孝廉是按郡国人口数量来定名额的，如果我们也用文人所占该郡国的人口比例来衡量其文学发展的程度，将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例如同属巴蜀地区的蜀郡、巴郡、汉中、广汉、犍为五郡，我们按照资料将文人数比人口数，得出广汉为百万分之十八，汉中为百万分之十六，犍为为百万分之十四，蜀郡为百万分之十，而巴郡仅为百万分之一，可以发现其中广汉文风最盛，而蜀郡反不及他郡，巴郡则最落后。至于其原因，自然见仁见智，此不赘及。这是下编启人思考和引人探索之处。而且单从资料而言，对编撰方志的学者也能给予许多有益的参考。从这些材料排比中，会给我们呈现出很多在其他排比方式中所看不到的文学现象。相信本书将会为研究秦汉文学的学者提供更多的便捷。 三 学问若要取得进步，大致有两个条件，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一是新方法的提出。如果材料发现有限的话，那么学问研究的新境界的开拓便不得不有待新方法的提出。刘先生的《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堪称新方法的典范之作，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这种新方法本身既具有历史合理性，同时又具有现实启示性。 （一）历史合理性 在春秋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区域文化的不同，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所载。后来《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均对此有说明。在古代交通尚不发达的时期，区域间的文化交流极少，所以文化便形成了一定的地方色彩。之后随着社会发展，西周创立封建制，渐至于战国相互吞并而成七国，文化仍因行政区域而互有差异。正如熊十力先生所说：“周世诸侯，皆列国久远，多近千年，且有虞夏以来，不止千年者。虽有天子为共主，而各侯国，实皆为独立国家，故皆能产生学术与文化，齐鲁比邻而文化已不同，齐鲁与三晋又不同，楚之文化又特异北方诸国，此皆可略征者。自馀小国，亦必各有异彩。”[2]如韩魏法家，燕齐阴阳家，邹鲁儒家，楚国道家等等，虽有相互渗透，但每地必有独具的文化特色。此后汉兴以来，一方面封建诸侯，一方面沿用郡县，但是文化延续具有很大的惯性作用，所以西汉文化承战国之余而仍然有着明显的区域特征，这单从汉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3]便可看出。 正因有这种地域上的文化差异，所以本书不论是论述三辅地区与河洛、荆楚在文化上的关系，还是阐释“鲁学”“齐气”的内涵，均能符合历史事实，准确地指出其地域特色，从而勾勒出了区域文化的大背景。而到了东汉时期，随着学术的普及以及文化交融的深入，这种区域上的差别日渐其微，所以在《巴蜀地区的文学》一章中论及东汉的文人时说：“这个时期的文学已经融入全国的潮流中，作家很多，但是地方的色彩反而不再明显，因而影响也就有限了。”（第179页）作者对此认识明确，在行文中遵循着严格的历史逻辑，所以使文章立论既新颖可观，又有征有据。 另外，本书题名为《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而实际囊括的不仅是文人，还有学者等身份的人，同时论述范围也不局限于文学。这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和文人实际出现很晚，几乎在南朝宋以后。在秦汉时期，“文学”指文章博学，而相应地“文人”也是兼擅于词章、博通学术的人，因此《“鲁学”与鲁地文化》一章指出的“鲁学”大师向“文人”转变，正是“文学”“文人”内涵的一种历史演变现象。所以这样题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现实启示性 本书从文学地理角度重新观照秦汉文学文人的历史情况，对我们研究文学史有极大的启示性。 虽然作者在《后记》中谦虚地说：“只是调整了观察的角度，注意从时间与空间的维度，整理资料，梳理史实，便呈现出一种略有新意的秦汉文学图景。”然而观察视角的调整，其实便是对问题作有意识的新的探索和认识，同时也是新方法创立的第一步。历史貌似静止，实则它像一座雕塑，在静止中含蕴着无数的图景，只要观察角度变化，那么所见的便呈现出新的面貌，也为观察者提供了新的理解和激动。本书给我们的启示便是，在窠套外，变换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来审视旧问题，便会因此有新的发现，也才能使学术研究的前景豁然开朗。而具体方法，就是在遵循历史逻辑的前提下，以研读大量原始材料为基础，尝试与其他学科结合，积极借鉴运用新方法，甚至从多维视角观察问题，求索原因，一定会为我们了解历史的丰富内蕴提供新的视角。 注释： [1] 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7页。以后引文仅注页码。 [2] 熊十力《读经示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 [3] [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45页。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