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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达敏新著《姚鼐与乾嘉学派》是近年所见研究桐城派的精粹之作。据作者自记，自涉足桐城之学，十年中仅成就此书。该书由作者2002年提交博士学位论文增删而成，初名《桐城派的建立与乾嘉学派关系研究》，其中各篇已陆续发表，内容多有更定，足见积学用功之力。作者广搜博讨，遍采海内遗佚，依据大量原始材料梳理清学史脉络，寻绎桐城派建立的动因及过程，精见迭出、聚讼多理。书前孙静先生赐序誉其“以论文之则为著作者也”，揭标深湛之作所共有境界。 全书由上编《姚鼐与汉宋之争》与下编《桐城派的建立》两部分组成，各以四大专题分别论述，逐层推进，环环相扣。开篇设《导论》一章，说明选题意义、论文构架及研究方法。上编围绕论题详述姚鼐成学经历及其文派意识的觉醒，为后来建立桐城派奠定根基。作者同时注意到，朝廷政策变化对汉宋学术起落起到直接推波助澜的作用，列专章交待。下编论述创派具体步骤，包括构建文统、创辟理论及培养后学，思路清晰，层次井然。 一 桐城派作为清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散文流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散文研究领域，桐城派自进入研究视阈以来，始终是清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但迄今进行的研究，存在一大误区，即专从文学角度展开作家作品研究。桐城派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流派，在学术昌炽的风气下，它以宗宋的思想趣味占据学坛一隅，适应不同形势而与考据学派相谐相抗。因此，将桐城派还原到当时原生态中进行考察，才符合研究实际。本书注意到这一现象，予以尊重，遵循“将文学史问题放在学术史发展脉络中进行讨论的方法”。 研究桐城派首要厘清的是由谁开派，这一问题至今并无确论。作者清理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姜书阁、周作人等人意见，结合桐城派创建初期生存策略肯定姚鼐开派地位，深具史识。 姚鼐生当乾嘉学派兴起并席卷儒林之时，志存高远，以辞章之士积极预流，亲历都门学坛风会。因其学术个性、趣味难以真正投合而与同在四库馆共事的汉学代表戴震酿成冲突，陷于孤立。于人情向背深有体味的姚鼐清醒意识到独抱宋学、奋战都门难以成势，最终告退。此后他另辟蹊径，以古文、宋学相号召，创立桐城派，乾嘉后期学术格局由此生变。 作者爬梳大量史料勾稽姚鼐开派线索，并揭示其开派最重要步骤——构建文统深蕴与戴震等汉学家抗衡意图。论证从姚鼐一则名论入手，即“国朝经学之盛在新安，古文之盛在桐城”。此论由姚鼐同门吴定为歙县(旧称新安)经学名家金榜(1735——1801)铭墓时提起。吴定与姚鼐先后随刘大櫆治古文，后吴定深入《周易》“新安经学”。桐城与新安话题藉由吴定转述极为自然。不过乾嘉之际江永、金榜一系的新安经学兴盛是实，桐城古文兴盛则未必。志在提倡古文的姚鼐对举新安、桐城，显然寓有深意：“由于新安经学是乾嘉汉学的高峰，新安经学的代表戴震是乾嘉汉学的最高权威，姚鼐以桐城古文抗衡新安经学，实质上也就意味着抗衡整个汉学派。”(引自本书，以下同)戴震作为新安经学与乾嘉汉学的顶峰，易成为集矢对象。姚鼐曾致书戴震欲称夫子，此时敢以桐城古文方驾新安，心情大不一样。乾隆二十年(1755)，性好辞章的姚鼐欲拜戴震为师是出于对经学考据的极大兴趣。发布此则名论时则是十馀年追随戴震从事经史考据后重新认识辞章的结果。随着考据学问的深入，姚鼐日益发现汉学与自己持守的宋学格格不入，渐生厌弃。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任职四库馆时，回归辞章、自张一军的想法略具雏形。由四库馆变生波澜，退出京城而经营辞章，隐然以宗师自居的心态渐趋形成，因而敢以桐城古文与新安经学相提并论。作者指出，戴震主导的汉学派以四库馆为大本营，汇聚学政两界合力，构成对宋学的压力，只是提供了姚鼐转向辞章的外因。“姚鼐选择回归辞章，实以其早年的学术经历和一贯的狂狷性情为内在依据”。就姚戴关系论，先前姚鼐随戴震从事经史考据，一直主动沟通。“拜师见拒对姚、戴关系并未产生严重后果”。“姚、戴及其分属的宋、汉营垒的不和，根源于二者思想和治学祈向的对立，而与个人之间的恩怨无甚关联。”经此层层剥笋，既阐明姚鼐开派心迹，又回答了汉宋之争中古文、宋学及汉学如何纠结。晚清民初几种重要的清学史著作在处理以上问题时硬将姚鼐拜师戴震见拒一事过度牵扯，证成汉宋学术暗结宿怨，言之凿凿。继起清学史多沿袭这一思路，难辞其咎。 以姚鼐与乾嘉学派关系考论桐城派建立的曲折过程，梳理清学史走向，有助于廓清清学史上多重迷雾，意义重大。 二 《姚鼐与乾嘉学派》考论了大量史实，作者排纂史料时，运遣文心，洞幽烛微。例如第一章考证姚鼐与戴震初晤及拜师见拒时间时，尽量深掘存世不多的材料以深化结论。作者从与此关涉的《与姚孝廉姬传书》题下小注切入。收入《戴东原集》的《与姚孝廉姬传书》在不同版本中小注不同，经韵楼本注明写作时间为“乙亥”，微波榭本注明在“乙亥秋”。作者指出，段玉裁主纂的经韵楼本通行后世，影响很大，但微波榭本由戴震追随者也是其儿女亲家孔继涵主持刊刻，戴震临终以手稿相托，彼此相知较深，因而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据此推定，戴震婉辞姚鼐拜师时间在乾隆二十年(乙亥1775)秋。作者并联系姚鼐诗集(依年编次)两首诗作进一步考定月份，通过《送人往邺》“九月燕郊草尚青”、《赠戴东原》“新闻高论诎田巴，槐市秋来步落花”前后两首诗作所涉时间、心情的比对确定就在当年九月。再结合《与姚孝廉姬传书》内容体味姚鼐《书考工记图后》本文，回溯二人初晤时问，大体就在秋初。晚清以来多种清学史模糊、甚至移置姚戴初晤、拜师等时问，影响不绝，本书结合考订、品鉴抽绎结论，驳辩审慎。 再如对神妙说的发明。姚鼐创建的古文理论涵蕴深广，他从个人耽禅经验出发，强调用功与妙悟，开示一种风韵疏淡的神妙之境，以抗衡贱视古文、宋学的汉学派。这种与天道合一的古文纯化极境具超越性，非通常论及桐城派文论时提到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阳刚阴柔”等所能包蕴。它与“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不可缺一”论共同构成姚鼐的两大古文理论。对前者，姚鼐没有明确命名。作者从其习用词汇拈出涵盖性较大的“神妙”一词，贴切指称其所发现的古文极境，渗透了个人对艺术创作的精心体悟。 三 《姚鼐与乾嘉学派》甄别史料、析疑断案。史料丰富并能统驭自如形成本书另一特点。作者以征实精神多方搜讨，范围遍及公私收藏。举凡评点、手稿、过录等珍稀资料均有著录。如安徽省博物馆藏《复林仲骞书》，应属遗佚。作者据以理解姚鼐“义理、考据和辞章”说，审理清中叶著名的“义理、考据和辞章”之辨，实能补益关键。 “义理、考据和辞章”之辨，波及人员甚广。从老辈巨擘惠栋、袁枚到年轻俊秀焦循、凌廷堪等纷纷预辨，位居边缘的姚鼐、章学诚无不牵涉其中。作者在回溯这场由袁枚、孙星衍掀起的学坛大波时，一一排比史料，考论先后，梳理出事件的来龙去脉。在清理这场争论最重要组成部分姚鼐的学术三分说时，特别提到了新发现的《复林仲骞书》。这封书信与大家熟知的《述庵文钞序》、《复秦小岘书》作于同一时期。《述庵文钞序》、《复秦小岘书》对“义理、文章、考证”三分理念有详细阐述，对三者在学问结构中的座次缺乏说明。作者通过《复林仲骞书》所载“躬行为己，乃士所以自立于世根本所在，无与之并者，安得同列而为三乎”、“为学之要，在于涵养而已”等语，强有力地论证了“姚鼐以躬行为己作为准的，按义理、文章、考证与躬行为己的远近，来安排其在学问结构中的座次”，清晰阐明了姚鼐介入这场论争时所持观念，为从更深广层面探究“义理、考据和辞章”之辨打开了视野。 《姚鼐与乾嘉学派》本身就是一部乾嘉学术史。文中以史料排纂为基础，梳理考证，彰明源流。正文、尾注处处提示关键，对清学史上重要年份如乾隆十九年标志清学起变、嘉庆十年标志宋学地位在庙堂之上的抬升等一一揭示，征引文献亦能随处考明版本源流，堪称学有心得、富于创获的深湛之作。 《姚鼐与乾嘉学派》，王达敏著，学苑出版社，2007年11月，254页，ISBN：9787507729764 [作者简介] 张徐芳，厦门大学图书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