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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古代戏剧研究的重要路径 李修生李真瑜（北京 中山大学是古代戏剧研究的重镇。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戏剧研究的路径开始多元化，在很多方面的思考取得了殷实的成果。但总体而言，对于戏剧形态的研究仍然显得较为薄弱，留下很多疑点、难点和有待解决的问题。出现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戏剧形态的研究有较大难度，主要就是戏剧遗存的不完整。戏剧作为一种表演艺术，在历史进程中保留下来的主要是剧本等书面材料，关于演出的具体情况，已无从得知，只能从现存文献、文物中管窥蠡测，难知全貌。这使得关于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的研究大都局限在文本等有限领域，而对于脚色表演、服饰、场面布置、演出环境、音乐等重要的表现形态，却由于缺乏完整的资料而未能开展深入探讨，本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以戏剧形态为主体，在脚色表演、服饰、场面、环境等方面，对于戏剧形态展开的立体观照，其研究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本书研究紧紧围绕形态这一主体。针对以往高校戏剧研究在总体上偏重于文学、内容方面这一状况，本书作者确立的一个基本研究方针是：优先选择影响大、争议大的难题，或者尚未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类似“盲点”问题。从总体上看，形态研究无疑同时符合上述两方面选择标准——戏剧形态是一个研究难点，也是一个以前学者涉及不多的领域。本书能够以此为研究对象，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同时，从戏剧形态包涵的诸种因素看，在具体研究对象方面，本书也注重选择一些有影响的难题，或者一些以前研究者较少涉及的专题。譬如，《踏谣娘》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有影响的选题，本书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脚色体系方面，本书在分析了常见脚色的同时，也对“捷讥”等以往较少论及的个案进行了分析、研究。 本书作者指出，角色扮演是中国古代戏剧的本质。在纷繁芜杂的传统戏剧特征中提炼出角色扮演这一元素，是一种有必要、有价值的尝试。这一观点为形态研究提供了一个关键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形态研究提供了一条主线。本质的提炼，可以对戏剧研究起到一个提纲挈领的作用，通过纲举目张，从而使得研究自成体系。对于《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这样一部由多位学者合作完成的研究著作而言，这种体系尤其必要。 本书在材料运用、研究方法、观点、立论方面有一系列创新之处。在材料运用和研究方法的应用上，一方面注重综合引用多方面的资料，特别是引用了大量以前研究中不太受关注的材料，从而对前人的重要观点或进行补证，或提出修正。另一方面，采用了一些相对较新的研究方法，例如采用文献与田间作业相结合的方式，对我国古代戏剧起源于巫觋这一观点进行补证。在观点、立论方面，例如对各类戏剧表演场所的梳理，特别是对“勾栏”“瓦舍”等戏剧表演场地的因素，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对戏剧表演中的脚色体制的发展与特征的分析，对戏剧服饰演变的研究，也都具有创新意义。 《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全书采用纵、横两个维度进行组织。纵向上，以时间为维度，依次分析唐朝及唐以前戏剧形态、宋元杂剧院本、南戏与传奇等内容。横向上，分为脚色渊源、演出场所、戏剧服饰、音乐唱腔等篇。通过纵向与横向结合的结构，立体地研究了戏剧形态的诸多要素及其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研究还具有历史思维与时代观念，即将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的研究放在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考量，放在当前戏剧发展趋势与戏剧研究的大环境中进行考量。本书指出，在当前的“后戏剧时代”，戏剧形态研究有着其独特的意义。所以，我们基本上同意作者在绪论中所言：“即使戏剧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研究她的形态史，研究古代戏剧中的脚色来源、演出场所、音乐唱腔、服饰化装以及杂剧传奇等不同剧种的表演形态及其相互关系，并进而研究前戏剧形态、戏剧形态与后戏剧形态的联系与区别，无疑会给人类精神宝库中增添最有价值的一个亮点，也为后戏剧时代中国戏剧的发展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支撑点。”[1] 总之，《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这部著作选择戏剧形态作为研究对象，在吸纳和利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身的研究观点与研究思路，自成体系，是一部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研究著作。我们相信，随着戏剧研究的继续发展，戏剧形态的研究是中国古代戏剧研究的重要路径，循此发展，必将取得更多成果。 注释： [1]黄天骥，康保成主编《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一部超越前人的皇皇巨著 黄竹三（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教授） 最近，我有幸拜读了黄天骥、 建国以来，中国古代戏剧研究，由于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较多注意戏剧内容的探讨、思想的解读，而于戏剧的外在形式、形态，则较少涉及，更无系统绎说。其实，戏剧形态乃是戏剧的重要本体，不应等闲视之。《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的编著，其重要的学术意义，首先是为中国古代戏剧研究确定了回归自身的崭新理论基点。在“纵向”上，它从艺术发生学角度，对中国古代戏剧的渊源、发展和演变进行梳理和阐述，明确提出了我国戏剧起源于巫和巫术，形成于汉魏，成熟于宋元的论点，并详尽阐述了杂剧和传奇的演出形态、审美特征；在“横向”上，则对古代戏剧各类脚色、演出场所、音乐唱腔、戏曲服饰等内部诸要素的渊源流变、基本走向、本质特征、演出形态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从而实现了对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戏剧的全方位、立体式研究，完整建构起一幢独具中国特色、屹立于学术之林的戏剧形态学大厦。这是极具学术价值的。 其次，此书在研究方法上也多有创新。长期以来，将戏剧视同于诗文辞等文学形式、将戏剧研究等同于剧本文学研究的观念，始终占据着古代戏剧研究界的主流。案头阅读式的文学研究方法自然成为了古代戏剧研究最主要和最常用的方法。进入新时期后，随着研究领域的深入拓展，特别是跨学科研究的蓬勃兴起，研究界越来越发现单纯案头研究方法已远远无法有效解释戏剧综合艺术的丰富性，也极易造成研究的材料匮乏、线性思维倾向和封闭困境。《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的作者有鉴于此，在把握戏剧自身特性的前提下，以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恢弘的研究气度，充分借鉴考古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更新研究观念、拓展文献来源、开辟学术空间等角度出发，创造性地使用了文献、文物和田野考察相互参证的三重材料法。 这一研究方法将戏剧置于文化场域中进行关照，充分重视戏剧的历史学、民俗学、艺术学、金石学、古器物学、古建筑学、服饰学、文献学和美术学等维度，以大戏剧的眼光借助考古与田野调查手段，走出文献搜集仅在案头的局限，对戏剧与各种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这就使此书具有超越前人的学术成就。当然，这三重材料并非简单等一，而是有所侧重。他们从历代经史子集中挖掘出许多珍贵文献史料，辅以文物资料和田野资料，深入开展古代戏剧形态研究，而每则文物和田野材料均有丰富可靠的文献作旁证，材料间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结论自然扎实可信。本书的“演出场所”章、“戏剧服饰”章的阐述最具代表性。这点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再次，论说深刻、观点新颖、见解独特，也是此书的一大亮点。全书第一章阐说中国戏剧起源，先列举学术界关于中国戏剧起源的种种说法，详引诸家观点及所据材料，然后予以辨析，指出其不当之处，进而提出戏剧起源于祭祀活动的新说，并提供大量文献和文物资料佐证。由于其论述周详，论据充分，令读者耳目一新。再如第十二章《元剧的“杂”及其审美特征》，针对学界关于元杂剧何以称为“杂”的疑问，作者从表演体制和实际演出的角度入手，细致考察《元刊杂剧三十种》、《元曲选》、《孤本元明杂剧》、《脉望馆古今杂剧》等剧本中折与折之间的宾白、唱词、科介及舞台提示等记述，并从这些细微处发现大量游离剧情之外的杂扮、爨弄、队舞、吹打等诸般伎艺表演的记载，再辅以《改订玉茗堂四种传奇》之《还魂记》的眉批“北剧每折间以爨弄、队舞、吹打，故旦末当有余力”和明抄本《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的记述等两则材料，确定元杂剧的体制确实很“杂”的结论：“由于元剧只由正旦或正末一人主唱，而主唱者又往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这样，在每一套曲亦即每一折之间，起码存在着改换装扮的问题……于是，折与折之间，便出现时间空隙。在元代，为了弥补折与折之间的冷场，便以诸般伎艺、小品、杂耍补空，只是《元曲选》等未把那些杂七杂八的伎艺记录在案，致使后人以为它‘一点儿也不杂’。”进而从戏剧观众学的视角探究这一现象形成之原因，认为：“在元代，叙事性文学第一次居于主导地位，舞台上出现了故事表演，而大量戏曲伎艺性杂耍的存在，也表明了当时观众喜爱并习惯于观看伎艺性节目。观众既需要完整的故事欣赏，也需要多种技艺娱乐，这双重需求在表演的层面上尚未统一、渗透，元代的戏剧演出体制便呈现为‘杂’了。”这种由微观考察入手而得出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真实还原出元杂剧的舞台表演实际和观众心理，显然大大深化了学界关于元杂剧体制问题的理解。以上种种新颖的见解和观点，全书比比皆是，使它具有超越前人的学术成就。 河南人民出版社慧眼识珠，他们深知这部巨著的重大学术价值，不惜斥巨资短期内出版了此书，这是学术界的幸事。此书校勘精良，版排妥善，装帧考究，使它内容与形式俱美，相得益彰，这是值得大大庆贺的。 戏曲学领域的重要成果 孙崇涛（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下称《形态研究》）是由中山大学黄天骥与康保 本书以角色扮演是戏剧本质为基本观点，从研究中国古代戏剧形态、形式为切入点，采用纵横交叉、史论结合的宏大论述结构，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纷繁复杂的中国古代戏剧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形态特征，颠覆了既往研究中国古代戏剧注重内容、漠视形式的僵硬模式，展现了一种全新的学术理念与思维方式，这是对中国戏剧戏曲学的一次重大突破。全书七篇四十八章，前三篇“唐前戏剧形态篇”、“杂剧院本篇”、“南戏传奇篇”，重点透视中国古代戏剧形态嬗变情况，主要从“史”的纵向角度，对中国古代戏剧历史作出新的解读；后四篇“脚色渊源篇”、“演出场所篇”、“戏剧服饰篇”、“音乐唱腔篇”，分别对中国古代戏剧、戏曲形态呈现的基本元素进行细致剖视，主要从“论”或“史论结合”的横向角度，对中国古代戏剧形态各层面的呈现方式作更为深入的解说。这些是对中国古代戏剧戏曲研究角度与方法的创新，它实现了如下诸多的转变：从单点研究向多点综合研究的转变；从静止的平面研究向动态的立体研究的转变；从文献、文本案头研究向案头研究与舞台艺术实际相结合的转变；从偏重戏剧文学性研究向注重舞台艺术性探索的转变；从强调社会外部因素为唯一制约机制的社会学研究向注重戏剧艺术本体规律探求的艺术学研究转变；从旧“学院派”单一而羸弱的戏剧研究模式向博采众纳、丰富多瞻的更高、更新研究层次的转变。 参加本书编著的成员，大多是学有专攻的中国古代戏剧戏曲研究专家，他们有过长年的资料发现、积累和学术思考、操作经历，形成自己比较成熟的学术见解，这就成为《形态研究》学术高质量的保证。在本书中，可谓学术亮点多多，闪现于全书各处。诸如：关于我国戏剧起源于巫与巫术，形成于汉魏，成熟于宋元的分析；关于“杂剧”最早出处材料的发现及杂剧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的新勾勒；关于仪式演出、厅堂演出、折子戏等特殊演出形态的深入探讨；关于“旦”、“末”、“捷讥”等脚色的名义及其与外来文化和少数民族戏剧关系的探索；关于中国古代戏剧服饰起源、嬗变、特征的系统阐述；关于“戏场”、“瓦舍”、“勾栏”、“船台”等演出场所新资料的发掘与形态细致考察；关于明清戏曲声腔源流、特征及历史走向的重新勾勒与梳理；等等，多不胜举。总之，《形态研究》这部高质量的新著的面世，为我国戏剧戏曲学术研究书写了重彩浓墨的一笔，实在值得我们研究同行们可喜、可佩、可贺！故本人诚切地建议有关部门应该给本书著者和出版社予以重奖鼓励，宏扬贡献，推动戏剧戏曲学的进一步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