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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对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似乎缺少应有的重视，研究者寥寥，成果也欠丰，高质量、有创意的成果则少之又少。唐代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显学”，从事或涉足唐代文学和政治关系问题研究的学者自然也稍多，如罗联添、程千帆、傅璇琮、罗宗强、 令人欣悦的是，由肖瑞峰、方坚铭、彭 首先，本书摒弃长期以来一直沿用的“反映论”和“对立论”，而运用更为科学的“中介-互动论”，这种思维和观念的创新是本书特色和成就形成的根本所在。 这里所谓“反映论”，即认为文学是政治意识形态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这种观念长期以来一直盛行；所谓“对立论”，即认为文学与政治形同花与刀，势不两立，冰炭不容，这种观念主要流行于“文革”之后不久的一段时间，但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这两种观念，看似对立，其实都是“非此即彼”机械唯物论的产物。 “中介-互动论”是笔者对本书所运用的研究文学与政治关系新思维、新方法的概括。其内涵用本书作者的原话来阐述，就是“以中晚唐文士的政治命运和政治文化为中介，将政治、文人、文学三者联系起来，通过对政治与文学之间一些因素和环节的梳理，形成政治与文学互动的理论”，进而认识到“政治格局、社会力量的变化，通过文人的政治命运和生存境遇而形成了一定的政治文化和其他价值观念，并塑造了这个时期文学艺术的精神特质和艺术风格”(按：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皆出自《晚唐政治与文学》一书的《绪论》)。确实如此，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平行或对立关系，而是在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互渗互动的双向的功能性关系。因此，将文学看成政治的产物或附属品，或将文学与政治对立起来的观念和做法，都是不科学的；以此作为理论指导从事文学评论，自然也很难获得允当的科学结论。 本书运用实证的方法，以具体史实为基础，从政治、文人、文学三个层面，全方位、多角度地对晚唐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综合而深入的研究，系统地考察了刘蕡对策案、宋申锡冤案、甘露事变、牛李党争、黄巢起义、韦昭度伐蜀、讨伐李克用、三镇兵入京、李巨川阴谋、势家把握科场、李唐灭亡等众多政治事件，典型而又全面地呈现了晚唐政治与文学互渗互动的演进历程。实践证明，相对于反映论和对立论，中介-互动论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是一种能够原生态反映文学与政治密切关系的理论体系。作者通过对晚唐文人政治命运和政治境遇的述评，既能“窥探其全部结构”，“凸现一个动态的立体的晚唐政治和晚唐文人图”，描述晚唐文学创作的概貌，又在对政治事件惊心动魄、摇曳生姿的娓娓述评中，深刻揭示出晚唐文学创作特色形成的缘由和背景，由此获得许多有别于传统的新颖而科学的结论。 其次，与一般论著或旁征博引以资考据，或天马行空以构论说不同，本书文史结合、论从史出，堪称文心史识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在其史学名著《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写道：“历史研究不能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唯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又说：“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情景，要依靠想象力才能拼接成形”；因为“在人类本质和人类社会中必定存在着某种永恒的根本性东西”，历史研究就是“从人类功能的多样性到人类良心的一致性”，而“‘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 阅读《晚唐政治与文学》，读者一定会对作者谙熟晚唐文史的程度表示由衷的钦佩，在纵横捭阖、议论风生、妙见迭出的背后，是作者积年研读、考辨和爬梳的浩瀚工夫。以谙熟晚唐文史文献以基础，本书积极借鉴前贤时彦的学术成果，汲取其精华，从而创立“中介-互动理论”，用“理解”将晚唐文学和晚唐政治“拼接”成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原生态的“总体的历史”。阅读此书，笔者感觉是跟随作者，重回晚唐那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衰乱年代，体会生命如何在无休止的政变和战乱中惊惶、萎缩、裂变或倔强，看邪花恶草如何熏臭而艳丽，看馥花芳草如何在风雨、刀枪的罅隙间绽放又凋残。全书结构严整，层次井然，叙议相生，条达酣畅，文史结合，论从史出；既有高屋建瓴的俯视鸟瞰，又有剥茧抽丝的洞幽烛微；既有严正峻刻的审视批判，又有情理交融的哲思体悟。这样的阅读感受，笔者只有当年在阅读 人们习惯以为多情可作诗人，无情方能治史；其实，既然文、史的对象都是人和人的活动，那么它们在本质上必定是相通的、兼容的。文与史实即人和人的活动这一研究对象的两个方面，不过一重内在的心灵，一重外在的活动。如果说史的考证最需学人之拙，以繁琐艰辛的文献检阅和考证为基础，那么对身处具体历史语境中的文人思想情感的把握，则更需诗人之慧和哲人之思，以深刻细微的同情和理解为前提。但无论是以考据为飞矢、理解为缴绳，还是以理解为舵把、考据为船舶，二者都不可或缺与偏执，片言折狱的考证和论断都必须以丰厚的积累加灵敏的感悟为前提。《晚唐政治与文学》一书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证明，证明文心史识是完全可以做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如第一章论王璠云：“王璠泄密之动机后人虽可凭表面行为推知一二，当难以全部复原也。自其价值取向来看，王璠大体上是一个趋附权势、按照利益原则而行动的人，故其在宋申锡授命之后，犹疑不决，徘徊多时。他根本不敢捕杀郑注这位王守澄的大红人，因为这会给自己造成灭顶之灾。且宋申锡孤寒少助，耿直有余，而权谋韬略不足，虽欲襄助之，亦难以奏果也。故两害相权而择其轻。然初不料向王守澄告密，卖友求荣……。”又如第二章论《霍小玉传》云：“《霍小玉传》并不仅仅是爱情悲剧经典，也不仅仅是党争过程中产生的‘攻击型’传奇作品，而是具有丰富内涵的、将这两方面水乳相交地交融在一起的传奇小说。……一方面，典型人物的塑造和典型环境的刻划，巩固了他的创作意图，使他更加有效地攻击政敌，达到了应有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自律原则，霍小玉爱情悲剧的深刻性，以及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使之远远地超越了党人攻击之作的浅薄、苍白，也超越了一般水平的士人与娼妓的悲剧爱情故事，从而产生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此类有别于传统见解的论述，既新颖又允当，反映了作者细密的文心和健全的史识，是中介-互动理论成功运用的生动示范。 第三，本书新见迭出，结论可靠，成为晚唐文学研究的重大收获。 本书以中介-互动理论为指导，将晚唐各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事件作为节点，逐一考察各个政治事件与文学创作之间互渗互动的内在关联，全面、真实而又深刻地展示、剖析晚唐文人的政治命运和政治境遇，从而获得了许多新颖而科学的结论和观点，成为晚唐文学研究的重大收获。 除上引两例外，全书各章节还有不少可圈可点的精彩论述。如第二章论李商隐与令狐绹之交往云：“党人之见很深的牛党要人自是要排挤曾从事郑亚幕府的李商隐，而此时李商隐与令狐绹曾有过的那份个人私情也只得在这种党争格局中搁置起来。即使令狐绹自身想拔济李商隐，然碍于此党争格局，自是要疏远之，更遑论擢拔了。由此，可以解释，大中年间，李商隐与令狐绹的交往为何似断实续，似续实断的现象。而李商隐尚得以向令狐绹告哀陈情，亦可见令狐绹尚有念旧之情。……论者往往责怪令狐绹之排挤李商隐，而不知此党争格局使之不得不然。能作如是观，则于令狐绹与李商隐之最终交恶，李商隐之屡番陈情告哀之情状，庶几得其实也。”又如第四章论崔胤云：“然原其初心，他心中所忠的还是唐王朝，无论他是出自私心还是公心。他的一系列政治作为，只能说他私心重，性格躁急，没有政治远图。”论罗隐云：“我们可以看到罗隐对于唐王朝的那种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由于科举不第积聚了对唐室的不满，另一方面，对于唐室骨子里是认同的、依恋的，这二者并没有矛盾，而是统一在他身上。恨、不满其实也是一种爱的表示，正因为在意、上心，所以才产生了恨，《谗书》正是这样一部针砭、规劝唐室以图挽救的作品。”论柳璨云：“一个具有良好的家世传统、礼法门风的士子，最后却沦为唐王朝的叛逆，这种人格嬗变是如何形成的呢？我认为，主要是柳璨敏感的心灵倍受羞辱导致心理的蜕变，心中为怨恨所占据乃至不择手段以发泄其怨恨的结果。”再如第五章论李商隐《锦瑟》诗云：“关于众说纷纭的《锦瑟》一诗，我认为其出发点乃是为了悼念王氏（《房中曲》：‘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但是在写的时候，他将他的身世之感全部糅合进去。所以，就李商隐的创作意图来看，他是写给王氏的，他在句子典故的安排也是着意地符合王氏的情况的。但是诗歌被读者接受后，有它自己的生命。读者在解读接受的时候，又自生见解。这时，如果死扣住悼亡说，反而有可能牵强附会。”论晚唐咏史诗、怀古诗之分别云：“晚唐士人由于政治权力中心的疏远，所以形成了一种既不甘心又不免颓废的心态，也由此造就了其咏史诗和怀古诗的不同着眼点和特征。因其不甘心远离政治、遗世独立，于是通过咏史诗作来表达对社会政治、现实问题的看法……。因其处在政治权力边缘地位，且往往不得一第，或者仕途不得意，于是通过怀古诗来表达无限落寞、感伤的怀抱和幽思……。”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读者自会时有发现。 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篇》论治史“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气贵于平”而“情贵于正”。《文德篇》更云“临文必敬”、“论古必恕”，“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可见实事求是，“修辞立其诚”，是中华学人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著《晚唐政治与文学》 最后，本书开辟了一条新的治学路径，将晚唐文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垂范意义。 作者在《绪论》中曾对本书的学术价值，表达过充分的自信和积极的期待：“‘晚唐政治与文学’这一选题的意义，在于：1.填补了唐代文学研究关于晚唐政治与文学这一课题的空白，有助于推动晚唐文学研究的纵深发展；2.本文所创立的‘政治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模式或许可以作为其他不同时代不同时期同类课题研究的借鉴；3.这是文学整体研究，即历史文化综合研究方法的又一次具体实践；4.为唐宋文学转型问题的研究提供新思维新角度。”事实证明，这些愿望如今都已经很好地实现了。 概括起来，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获得了许多新颖而科学的观点和结论，使晚唐文学研究收获了新的重要成果。已见上文，此处不赘。二是更为重要的理论引导意义和方法示范意义。本书运用中介-互动理论研究晚唐政治与文学的互渗互动关系，是本研究领域内迄今为止最为成熟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对唐代文学研究具有直接的示范作用，对其他相关领域或论题的研究也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因此，本书的出版发行，不仅把晚唐文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且也使整个唐代文学研究更为丰满，更具活力，同时还为其他历史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需要补充的是，本书虽然力求创新，但始终遵循学术规范。虽然字里行间随处可见作者的才情和思辨能力，但全书文献基础非常扎实，钩沉致远，探赜索隐，思虑周密，旁征博引，论证严谨而充分。引用他人研究成果，皆一一注明，不贪功，不掠美。比如《绪论》部分讨论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的现状和方法，最后形成中介-互动理论，就是一个典型的集思广益、推陈出新的过程，从中不难发现学术研究兼容并包、继往开来的规律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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