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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心言 摘要：《董解元西厢记》现存的九种明清版本，皆为明代嘉靖年间张羽整理本的衍生。直接来自张羽整理本的刻本，目前有“风逸人本”和“适适子本”两种，前者应为嘉靖年间刊刻，极有可能是张羽的原刻本；后者应为万历年间刊刻，根据八卷的分卷形式，其刊刻时间当早于同属万历年间的黄嘉惠刻本、《新刊合并》刻本。《董解元西厢记》的版本经历了一个卷数演变过程，由最初的八卷本分化为二卷本，后来形成二卷本和四卷本两个版本系统。这种演变既包含编撰者统一丛书体例的需要，亦包含商业出版趋新逐利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董解元西厢记》 版本 诸宫调 张羽 《西厢记》的版本研究，如今已蔚为大观，然而关于《董解元西厢记》版本的专门论文尚未出现。究其原因，《董解元西厢记》的流传演变，远不如王实甫 《西厢记》那般复杂。后者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编著者、戏曲体制的重大改变。由杂剧变为传奇，由王实甫到李日华、陆采，基本曲调和情节元素改头换面，太多变化值得推敲。相比之下，《董解元西厢记》一脉单传，明清各类刻本 之间仅有细节相异，没有注人过多改编者的个性。尽管如此，现存几种《董西 厢》版本的时间先后依然有待考察。看似单纯的版本流变，究其历史，则显得丰富而耐人寻味。 一、对《董解元西厢记》版本的认知 《董解元西厢记》的最初版本为何种面貌？对这个问题，1957年前后学术界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能够代表1957年以前学者对《董解元西厢记》版本认识的作品，当推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西厢记诸宫调》的出版说明，其中总结出如下八种版本： 1．黄嘉惠刻本二卷，明万历间； 2．屠赤水（隆)校本二卷，明万历间； 3．张雄飞（羽）钞本二卷，明万历间； 4．汤玉茗（显祖)评本四卷，明天启崇祯间； 5．闵齐伋本四卷，明天启崇祯间； 6．闵寓五刻《六幻西厢》本二卷，明崇祯间； 7．刘世珩暖红室刻本二卷，清光绪间； 8．暖红室校订本不分卷，1915年前后。[1] 这是当时最详尽的古本《董西厢》书目，总结了建国后所能见到的八种版本。然而受时代局限，该书目存在一些不足。如，人名辨别不清，闵齐伋和闵寓五乃一人，寓五为闵齐伋号，当注明。又如，版本指向不明，仅粗略记录版本的责任者和时代，不载馆藏地、卷端题名等，不便读者复核。特别是误将书前有写刻上版张羽之序的屠隆校本单行本，认定为“张雄飞(羽)钞本”。由于《出版说明》的结论影响较大，进行学术引用会造成不必要的错误[2]，现根据笔者所见予以订正如下： 1.《董解元西厢记》二卷，金董解元撰，明杨慎点定、黄嘉惠校，明万历间黄嘉惠刻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此本齐鲁书社1984年影印出版。 2.《新刊合并董解元西厢记》二卷，金董解元撰，明屠隆、周居易校，明万历间周居易刻本，十行二十四字四周双边。此本与《新刊合并王实甫西厢记》二卷(元王实甫撰，明屠隆、周居易校)合订出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出版影印本，收人《中华再造善本》丛书。 3.《新刊合并董解元西厢记》二卷，金董解元撰，明屠隆、周居易校，明万历间周居易刻本，十行二十四字四周双边。此本即上一种的单行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有吴梅跋。 4.《董解元西厢》四卷，金董解元撰，明汤显祖评，明天启崇祯间刻本，八行十八字四周单边。此本商务印书馆1940年影印出版。 5.《董解元西厢》四卷，金董解元撰，明臧懋循点定，明乌程闵氏刊朱墨套印本，八行十八字左右双边。台湾“中央图书馆”有藏本。 6.《六幻西厢》十九卷之《董解元西厢记》二卷，金董解元撰，明崇祯间闵齐伋刻本，十行二十字四周双边。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出版，收入《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 7.《董解元西厢》四卷，金董解元撰，刘世珩、傅春姗校，清末民国间暖红室刻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中国囯家图书馆有藏本。 8.暖红室校订本不分卷，1915年前后。此本今各大图书馆均未见，存疑。 1957年以来，两种前人未见的《董解元西厢记》进入研究者视野。其一为1957年2月，赵万里和叶枫、王程伟在安徽绩溪县发现的八卷本《董解元西厢记》按照此书版式和刻工体势看来，当是嘉靖、隆庆之间或是万历初年刻本。” [3] 此书早于之前国内所见的八种版本，1957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命名《古本董解元西厢记》。因署“海阳风逸散人适适子重校”，姑称为适适子本。其二为1963年春，上海古籍书店收得燕山松溪风逸人刻本。“从自序及版式风格、刻工体势各方面考察，当为嘉靖中张羽所刻原本” [4]此书在1963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命名为《明嘉靖本董解元西厢记》[5]。因署“燕山松溪风逸人校正”，姑称为风逸人本。 适适子本和风逸人本早于先前所见八种版本，是1957年以后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主要理由如下。首先，二本的版式、刻工呈嘉靖时期风格，之前定为最早的黄嘉惠本，已是万历年间出版。其次，二本皆为八卷本，符合宋金说唱文体分卷惯例，比后世的四卷本、二卷本接近古本原貌。“诸宫调原是宋、金、元时代民间说唱曲子，像《水浒传》白秀英演唱《豫章城双渐赶苏卿》那样，艺人边说边唱，每次篇幅不宜过长。《刘知远》分十二题，《董西厢》分八卷，就是暗示艺人们可分十二次或八次说唱。到了明朝，诸宫调说唱已经失传，《董西厢》成了案头文艺。《董西厢》的翻刻家误认卷数多为不合理，遂合并为四卷或二卷。” [6]另外，二本有完整的张羽雄飞序。“张羽序文，现存《董西厢》各本大都不收，仅节录刻人屠隆评本卷首。第二页后五行末三字‘而先辈’起至第三页后一行首六字‘君一时交往皆’止，共一百三十五字，又序末‘明嘉靖丁已秋八月’八字，屠隆评本皆删落不存。” [7]此二本出现完整的张羽序。这段序文，写作时间在“嘉靖丁已”，不见于后世诸本，反映了《董西厢》在明代获得初次整理时的情况。 综上所述，《董解元西厢记》现存九种明清版本。其中，风逸人本和适适子本时间最早，黄嘉惠刻本、屠隆校本二种、汤显祖评本、闵齐伋刻本、《六幻西厢》刻本为时间稍晚的明刊本，暖红室刻本则为最晚出现的刊本。这些版本在历史中的演变，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二、风逸人本、适适子本考辨 厘定了版本的时间先后，我们不免思考一个问题，《董解元西厢记》的最初版本，或者说现存的最早版本为何？答案显然在风逸人本和适适子本之中。然而，这二本的先后顺序，似乎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明嘉靖本董解元西厢记》跋“当为嘉靖中张羽所刻原本”的结论，似乎下得过于草率。如果是原刻，为何不署张羽本人的名号，而署“燕山松溪风逸人”，再加上一个“校”字?《中国大百科全书》中采取的描述方式为："现存《西厢记诸宫调》的早期版本，有1963年发现的明嘉靖本《董解元西厢记》，和1957年在绩溪发现的《古本董解元西厢记》，曾分别影印出版。” [8] 回避二本的先后问题。  风逸人本和适适子本内容相近，但绝非同一版本。适适子本署名“海阳风选散人适适子重校”（图一），“风进散人”与“风逸人”字眼相似，曾被误认，例如赵万里的跋中径直将“风邋散人”四字写作“风逸散人” [9]。如此训解，将风逸人本和适适子本等同起来。综合比较后，可知风逸人和适适子并非一人。第一，二人籍贯不同。“燕山”指北京地区，“海阳”是休宁古名。第二，二人字号不同。“风逸人”和“风说散人适适子”相比，少了“散人”的自我标榜和“适适子”别号。第三，二人对版本处理的不同。“风逸人”是“校正”，“适适子”是“重校”。确定存在两种最早版本的基础上，本文进行时间考证。 以下五方面的辨析，力图为二本先后问题提供更直接的证据。 1.“校正”和“重校”内涵的差别。风逸人本卷端题名下为“燕山松溪风逸人校正”，署为“校正”。适适子本卷端题名下为“海阳风邋散人适适子重校梓”，署为“重校”。根据字面意义“重校”指的是重新校订，说明前人已有校订本。适适子本作为二次校订本，时间上当晚于风逸人的校本。 2.适适子本的残缺与补录。适适子前后残缺，并非最善本。卷八“原缺最后第十二页尾声和‘君瑞鸾莺美满团圆，还都上任’一段” [10]。影印出版时，跟据黄嘉惠本补照，配成全秩。卷首张羽序言，版式与正文不同，是手抄而非版刻。赵万里先生据此推测：“序文原缺，后人按照另一足本移录。” [11]华文的跋语 认为此“为后人所抄补”。 适适子本的手抄序成为关键。若它是后起之书，则序文根据风逸人本或相关版本补抄，但也不能排除是张羽手稿的可能。 考校二本序文的具体出人，比如： 风逸人本：往岁三桥文君为余言，西山汪氏有元刻本。 适适子本：往岁三桥文君为余君，西山汪氏有元刻本。 三桥文君，指文寿承。据风逸人本之意，序作者从文寿承那里听说西山汪氏有元刻本。适适子本作“为余君”则意思不通。如果的手抄序是张羽自书，怎会把“为余言”的动作意义，误作一个解不通的人名“余君”？可知适适子本的错误完全是抄录造成的，序言前文有一大段人名：“谢湖袁君、丹厓杨君、射陂朱君、射阳吴君、大梅史君、茗山许君、石城许君、三桥文君、雉山邢君、青门沈君”，此处既复见“三桥文君”字样，习惯性地将其后的“余言”，看作又一人名“余君”。如此，适适子本晚出的可能性较大。 3.适适子本在文字上的钟误。日本学者传田章在《周居易辑刻的四种西厢》一文提到，校对现存七种《董西厢》的曲白正文，“文字差异不大”[12]。实际就微小的字词差异而论，适适子本和风逸人本多有不同于后世处，而适适子本有几种独有的错误。以卷一为例： 叶一下“柳槎金缕”，二本为“槎”，诸本为“搓”；“比前贤乐府”，二本为“前贤”，他本为“前览”。 叶三下小字“泛浮槎”，适适子本作“泛槎”。 叶四下“二哥”，适适子本作“二歌”；小字“心中似有闷倦”，适适子本作“门倦”。 叶五下“百株”，适适子本作“株”。 叶六上小字“玳瑁压阶石”二本为此，他本作“阶缸”。 叶八下小字“此位公不可往”二本为此，他本作“此处”。 叶十下“而今没这本话说”适适子本作“话儿”。 叶十二上小字“亦口占一绝”，适适子本作“赤口”。 叶十四上“穷愁泪淹了又还”，二本为“淹”，他本为“掩”。 以上校勘结果，说明适适子本和风逸人本属于同一系统，该系统早于后世几种版本。适适子本在文字方面，表现出了更多舛误。它的编订实在过于粗疏，不符合张羽序所体现的严格选稿、多重校勘原则。 4.杨循吉的跋语。风逸人本除了张羽序，末尾还有“闰八月九日南峰逸史杨循吉题”。杨循吉号南峰逸史，张羽序言称“南峰杨公”。他的藏本为张羽提供了校勘依据。如果是他专门为风逸人本作跋，承认与编者的交游，基本可以证明华文的推测，即风逸人本是张羽原刻本。 张羽序文，简述了自己刊刻董西厢的过程，“余既校董词，乃序其说如此”：“往岁三桥文君为余言，西山汪氏有元刻本，尝借录之，然恨其手尾倶缺，钟误殊甚，无从校补，每用病焉。柘湖何君晚得抄本，则南峰杨公所藏，末有题语，因赖以考订异同，修补遗脱，而董氏之书于是复完。[13]三桥文君、柘湖何君是与作者交游的戏曲爱好者，前者为文徵明之子文彭(号三桥居士)，后者为何良俊(号柘湖居士），皆在张羽序前文交代的“余所雅游者”之列。据此可见，西山汪氏有元刻本《董解元西厢》，但为残本，张羽借阅抄录一份；南峰杨公(杨循吉）藏有《董西厢》抄本，后为何良俊所得，而张羽又从何良俊处借取，“考订异同，修补遗脱”，合成一部完整的《董解元西厢记》。据此，张羽是目前所知明代整理刊刻《董解元西厢记》第一人。而后世诸版《董西厢》，都从张羽所辑而来，具体分析见下文。杨循吉是《董西厢》张羽序刻本的底本贡献者之一。 从上引张羽序文来看，杨循吉与张羽并无交往关系，张羽是间接从何良俊处获得杨循吉本。且张羽序题“明嘉靖丁已秋八月”，即嘉靖三十六年(1557)，杨循吉卒于嘉靖二十三年，享寿八十九，二人交游的可能性不大。纵使二人有浅交，已死十三年的杨循吉，也不可能为嘉靖三十六年出版的文字题跋。可知杨循吉的跋语决不是专为风逸人本而作。 杨循吉跋语，实为他所收藏《董西厢》旧本的题词： 庚辰岁春仲，余随使者到金陵，寓居秦淮之上。此书多讹笔舛字，辄正鲁鱼，以藏箧笥。其词才情富艳，诚非后人可及也。今士大夫皆莫知乐府为何物，陋哉，陋哉！宜乎无好之者，其传世难矣。闰八月九日南峰逸史杨循吉题。 杨氏通篇交待自己的读书心境，其题词是自题藏书，不是与人赠序或题跋。“庚辰岁”为正德十五年(1520)。据《明史•杨循吉传》，是年他受召觐见南巡游赏的明武宗。引文中“余随使者到金陵”，就是随皇帝的使者人觐。《明通鉴》载，正德皇帝从十五年正月起，一直到闰八月都在南京，直到“九月乙卯朔”，方才北还“驻跸扬州”[14]。杨循吉面君的经历并不愉快。“武宗驻跸南都，召赋《打虎曲》，称旨，易武人装，日侍御前为乐府、小令。帝以优俳畜之，不授官。循吉以为耻，阅九月辞归。” [15]作为士大夫，他擅长制曲，却耻为倡优之事。在“寓居秦淮”的日子里，校勘《董西厢》，成为杨循吉消愁遣闷的乐事。杨循吉大概不会想到，他担心“其传世难矣”的《董西厢》，会依照自己的藏本刊刻流传。 由此可见，风逸人本最末的文字不是跋，而是杨循吉题自藏书的题识。当杨循吉的收藏本沿着杨循吉→何良俊→张羽的顺序传承时，这段文字也保存下来，最后刻入风逸人本。风逸人接触的原始材料非常多，包括张羽所用的杨循吉藏本之题识。他比适适子本更可能接触到《董西厢》的初始版本。 5.版式刻工风格。赵万里和华文都提到版本的版式刻工问题。根据形态上的特征，风逸人本被认为更接近嘉靖时期，而适适子本则可能晚至隆庆万历。对比书影，风逸人本字体粗黑雄健，笔锋硬朗；适适子本字体粗细匀称，结体圆融古朴，乍看上去，风逸人本的确有嘉靖本的典型特征。 二本的版心区别显著。风逸人本是白口单鱼尾，书名“西厢记”在鱼尾之下。而适适子本虽也作白口单鱼尾，书名“董解元西厢”却在鱼尾之上，卷次在鱼尾下。适适子本表现出典型的万历时期版本特征。这多少能够说明它的刊刻时间偏晚。 综上所述，风逸人本和适适子本同属于早期《董西厢》刻本。风逸人本保存了更多的早期材料，校对精良，堪称善本。适适子本在精确性、时间性上都不如风逸人本。然而本文不同意华文跋语“风逸人本为张羽原刻本”的看法，理由有二。第一，张羽已用真名和表字题署序文，没有必要只用“风逸人”别号题署正文，不露身份痕迹。第二，张羽籍贯与风逸人不同。“黄鹄山人张羽雄飞”，武昌有黄鹄山，不足确证。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说张羽为吴中人：“董解元《西厢》，吴中百年前罕全本，文寿承家得之西山汪氏，首尾俱缺，其后何柘湖得完书于杨南峰，而三吴好事者皆著一编矣。”[16]张羽就是张大复口中的“三吴好事者”。“燕山松溪风逸人”，明代人一般称北京为“燕山”或“燕京”。张羽和风逸人籍贯有南北之异。同一作者或许会改题姓名，却不会变更籍贯。 三、商业出版与《董西厢》新版本的衍生 《董西厢》诸本，都从最早的张羽整理本翻改而来。正如传田章所言，《董西厢》各版本文字差异极其细微。但后代刊刻者仍不断对古本进行重新包装。《董西厢》具体的演变形态，折射出商业对文学的影响力。 《董西厢》前后出版中发生了卷数的改变。早期为八卷本，后来合并为二卷本，又衍生为四卷本。早期的二卷本是黄嘉惠刻本，以及两种屠隆校正的《新刊合并董解元西厢记》。黄嘉惠本具体刊刻年代不详，《新刊合并董解元西厢记》是已知时间最早的二卷本《董西厢》，根据张凤翼序“万历庚子”的题识，此书始刊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 [17]。与二卷本同时稍晚的万历年间，汤玉茗评本采用了四卷的形式。二卷本和四卷本，都不过是将原有八卷本的章节合并，无实质性内容更改。 二卷本直接来源于张羽序本。现存的两种《新刊合并董西厢》，一种与《王西厢》合刊，有画无序；一种为单行本，有画和插画目录，以及张凤翼、张羽行书 写刻的序文。后者信息完备，行书写刻序文的体例，与《新刊合并王实甫西厢记》的序文一致，应当更接近屠隆、周居易校本原貌。序文中，张凤翼提到了合 刊本四种《西厢记》的来源： 赤水屠先生为当世博洽君子，亦于《西厢》订证披阅，盖不以词曲直视之也。然订证者非一人：张雄飞得董本而较，金在衡得实甫本而较，梁少白得日华本而较。余以为非直馊饤补掇传奇中之雅调也，观者能会作者之意，则庶几得古人立教之旨矣。此《西厢》合并也。吴郡冷然居士张凤翼。 董本的校订者是“张雄飞”，说明《新刊合并》采用的《董西厢》，应当为适适子本或风逸人本中的一种。《新刊合并董西厢》选录的张羽序，除删去“而先辈讲西康公”至“皆好古知音之士”一大段，其馀照录张羽序原文。其中，“国初词人”、“毅皇帝”二处顶格书写，款式同于适适子本和风逸人本。“往岁三桥文君为余言”讹为“余君”，与适适子本的错误同。可以推断《新刊合并董西厢》当以适适子本为底本衍生，改适适子本的八卷为二卷，与《新刊合并西厢记》的丛刊体例有关。周居易刻四种《新刊合并西厢记》，每种均分为上下卷、二册，以求达到“各种作品的卷数的齐一” [18]。八卷本《董西厢》，应当是在此时第一次出现卷数改变，成为二卷本《董西厢》。 此后，黄嘉惠本和汤玉茗本分别以二卷和四卷的形式出版。黄本、汤本的序文都未提及张羽序，当时流行的《董西厢》可能都是类似《新刊合并》的二卷本系统，难见适适子本和风逸人本原貌。黄嘉惠本之后，《六幻西厢》的《董西厢》分上下卷，延续了二卷本系统。四卷本系统以汤玉茗本为始祖，闵齐伋本系汤玉茗评本的补刻本，分四卷。清光绪间的刘世珩暖红室刻本，系闵齐伋本的翻刻本，亦分四卷[19]。总结《董西厢》十种版本的流变过程如下： 版本变化的过程中，商业出版因素发挥了重要影响。 首先，商业利益的竞逐造就了合刊本形式，从而影响了《董西厢》的分卷。《西厢记》在明代是重要的文化消费产品，版本众多。将数种版本编成丛书，捆绑销售，有利于提升书籍价格。周居易四种《西厢》合刊的形式，是出于商业目的，而非严谨的学术比较。它具有开一代出版风气的效用，“是汇刻《西厢记》的嚆矢，开启了闻遇五《会真六幻》本的先河。” [20]明清两代许多《西厢》丛书，内容冗长，离题甚远，不知编选目的何在，结合商业利益的驱动就可以理解。 其次，市场竞争的激烈导致了副文本的更新，从而使《董西厢》翻刻本独立于原本。所谓副文本，是指书籍正文以外的评点、插图、题跋部分，作为商业噱头，博取消费者的注意。《董西厢》在评点家、版画等外在形态上版本差异显著，集中表现为名家评点、名士插画。所谓的“名人”，许多是冒名的。黄嘉惠本《董解元西厢记》，号称“署新都杨慎点定”。然而杨慎死于嘉靖三十八年，张羽的整理本最早嘉靖三十六年才出现，行将就木的杨慎哪还有机会点定？这多半和明代铺天盖地的李卓吾评点本同类。有伪造名家评点，也有伪造名家书画。黄嘉惠本前有莺莺小像一幅，插图十二幅俱精。书商似乎将图画托名唐寅，以增强宣传效果。《曲话》卷五称：“《董解元西厢》，今传者为杨升庵定本，绘像则唐伯虎笔，刻极工致。” [21]桐华阁本《西厢记》吴兰修自序云：“在杭州得董解元《西厢记》二卷，乃杨升庵定本，图像精好，则唐伯虎所为也。” [22]唐寅卒于嘉靖二年，即便有西厢画，也不会是为《董西厢》创作的。然而众口一词，以为是唐寅作，可见商业宣传有多么强的渗透力。《新刊合并》本是否为屠隆校正也是个问题。传田章发现，《新刊合并》的四种西厢错漏甚多，不像是精校过。何况“周居易无考，他和屠隆有无来往亦未详。虽标屠隆‘校正’，周居易‘校梓但其具体情况是无考的” [23]，迷雾重重。 两类衍生版本，真正艺术性的改造不多，增加商业噱头才是首要目标。 结语 《西厢记》研究日渐繁盛，《董西厢》的缺席令人遗憾。总括性的研究，如张人和《〈西厢记〉论证》，亦或是专门的版本研究，陈旭耀《现存明刊〈西厢记〉版本综录》，都没有专为《董西厢》开辟的篇章。大约是文体的特殊性，导致了《董西厢》尴尬的处境。然而正如本文所揭示的，《董西厢》版本尚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厘清这一古老的源头，终会对《西厢记》研究有所裨益。 注释： [1]《西厢记诸宫调•出版说明》，董解元撰：《西厢记诸宫调》，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卷首。 [2]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西厢记诸宫调》条沿袭《出版说明》中的说法，称“明万历以来的著名版本有黄嘉惠校本、屠隆校本、汤显祖评本、闵齐伋刻本、阂遇五刊《西厢六幻》本、暖红室刻本”(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第425页），同样没有指出闵齐伋、闵遇五为同一人。 [3]赵万里：《古本董解元西厢记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卷末。 [4]华文：《明嘉靖本董解元西厢记跋》，中华书局，1963年，卷末。 [5]此本卷端题名亦作“古本董解元西厢记”，或为与此前发现并影印的适适子本相区别而用此名。 [6]赵万里：《古本董解元西厢记跋》。 [7]赵万里：《古本董解元西厢记跋》。 [8]《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第425页。 [9]赵万里《跋》：“此书卷一题‘海阳风逸散人适适子重校梓’，海阳是休宁古名，适适子不知何人。 [10]赵万里：《古本董解元西厢记跋》。 [11]赵万里：《古本董解元西厢记跋》。 [12][日]传田章：《周居易辑刻的四种西厢》，《西厢记新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第236页。 [13]张羽：《序》，伏蒙蒙辑校：《西厢记资料汇编》，黄山书社，2012年，第82页。 [14]夏燮著：《明通鉴》，中华书局，1959年，第1816、1822、1823页。 [15]张廷玉：《明史》卷二八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4168页。 [16]王英编校：《明人日记随笔选》，南强书局，1935年，第17页。 [17]张人和：《〈新刊合并西厢记〉的刊刻年代》，张人和：《〈西厢记〉论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1页。 [18] [日]传田章，《周居易辑刻的四种西厢》，第236页。 [19]汤玉茗本、闵齐伋本和暖红室本的承继关系，见[日]金文京等：《〈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第22页。 [20]张人和著：《〈西厢记〉论证》，第191页。 [21]谭正壁、谭寻：《评弹通考》，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第14页。 [22]谭正壁、谭寻：《评弹通考》，第17页。 [23][日]传田章：《周居易辑刻的四种西厢》，第236页。 作者简介：夏心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原载《文献》201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