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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外族入侵，民族危机深重，反映在文艺上，便是陆游、辛弃疾、顾炎武等人的诗词特别受人追捧。加之嘉、道以后，顾炎武逐渐成为清代第一儒者，士林膜拜，亭林诗遂得到广泛推崇，评注家甚夥。最近出版的《吴宓评注顾亭林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年初出版，版权页未署月份），根据著名文学家吴宓的手稿整理而成，是一本有特色的亭林诗选注本。 此书注释十分简单，应是吴宓读诗时的随手札记或查阅字典的记录，并不详备。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顾炎武的诗歌已有王蘧常《顾亭林诗集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王冀民《顾亭林诗笺释》（中华书局1998年）等重要注本，所以吴宓当年随手写下的注释如解释典故、考察历史背景等，多半已无价值。书中值得留意的是保留在注释中的某些考证和对于诗歌文本的某些串讲。但因为吴宓花费在亭林诗上的时间、精力都十分有限（据周绚隆先生考证，吴宓阅读、评注亭林诗主要有两个时间，即1937年以及1956至1958年），注释中的相关考证多半十分简略，参考价值有限。至于对诗歌文本的理解和串讲，有时显得太过随意，甚至对亭林诗的诗意有所曲解。如吴宓注《赋得秋鹰》诗云： 此秋鹰或指洪承畴、孔有德或吴三桂之流。（第39页） 按《赋得秋鹰》诗中描写的秋鹰“青骹初下赤霄空，千里江山一击中。忽见晴皋铺白草，顿令凉野动秋风。”此鹰气势甚大，乃一正面形象。故王蘧常、王冀民均认为指郑成功（《顾亭林诗集汇注》第274页、《顾亭林诗笺释》第180页），就诗意来说，是言之成理的。吴宓此说，应是未能掌握诗意的曲说。 吴宓读亭林诗时，有很多随感，只言片语，都保留在评注之中。其中有些读后感，类似于古之诗话，对于认识亭林诗是有助益的。如吴宓特别重视亭林诗的源流，他认为，亭林诗大多出自杜诗，评《哭杨主事廷枢》诗曰： 此诗（及类此之诗）乃仿杜甫《八哀诗》之章法音节。（第19页） 评《京口》诗曰： 此诗格调似杜甫《诸将》。（第36页） 评《赠万举人寿祺》诗曰： 此诗乃仿杜甫《八哀诗》郑虔一首，章法韵调均同。（第47页） 评《赠路舍人泽溥》诗曰： 此诗亦仿杜甫《八哀诗》。（第51页） 此外，吴宓也指出亭林诗有得力于《楚辞》、《古诗十九首》、颜延之、杜牧、李白者。他在评《书女娲庙》时说： 此诗略似《楚辞·天问》。（第132页） 评《赠人》诗曰： 此诗格调似《古诗十九首》。（第49页） 评《哭归高士》诗曰： 此诗格调乃仿颜延之《五君咏》。（第181页） 评《再谒孝陵》诗曰： 此诗（及类此之诗）庄严藻丽，甚似唐杜牧之诗，弥见其工。（第56页） 评《桃叶歌》诗曰： 此歌格调似李白。（第81页） 这些都是吴宓读亭林诗的心得体会。不过，吴宓在中国古典诗上的造诣不深，其结论未必十分稳妥可信。 吴宓还特别重视亭林诗的章法结构，上引评《哭杨主事廷枢》、《赠万举人寿祺》二诗，均已提到亭林诗的章法音节、章法韵调。他又说《梓潼篇赠李中孚》一诗： 此诗分二大段。自篇首至“高眠”句，叙李巨游事；“闻孙”句。至篇末，叙李中孚事。而假设李中孚为李巨游之后裔，称曰“闻孙”以为过渡，盖见章法缜密。（第211页） 吴宓读亭林诗，还喜欢以《日知录》来加以印证。（如第16、61、91、99页等）这无疑是理解亭林诗的有效手段，古人所谓内证是也。 以上所谈三点，是吴宓评注亭林诗的优点，或者说是特殊性所在，也是其学术价值所在。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吴宓在阅读亭林诗时，常常喜欢脱离亭林诗的文本而发表一些议论，如评论《赠潘节士柽章》诗说： 今之时势比亭林时更衰危，中国人既自坏其文字，自毁其典籍，复有日本汉字假名之文语，真所谓“同文化夷字，劫火烧丰镐”矣。（第79页） 这段文字明显写于1937年，是针对日本侵华而抒发的文化忧虑。吴宓在阅读《夏日》诗，也与日本侵华联系起来： 一九三七年七月，宓读此诗，其时热甚，而日本大军驻平郊，卢沟桥接战。读亭 接着又说： 此又似柏拉图Republic 吴宓还喜欢引民国的时事和人物还印证亭林诗，如顾炎武有一诗《淮上别王生略》，是送给朋友王略的。吴宓却加一按语： 亭林之有王略，由黄师之有王薳（秋湄）也。详见《蒹葭楼诗》。（第157页） 在《李克用墓》一诗后有注释谈顾炎武以郑成功比李克用甚为妥贴，然后却说： 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 类似的这部分内容，读来自然有趣。但作为注本来讲，这些内容的阑入，导致全书芜杂不堪。还有些地方发挥太过，如在《子房》一诗后说： 亭林之志亦有大小心迹（一、多）之分。满洲颠覆，民国建立，此亭林之小志（迹）得遂也；今日一切危乱及精神绝灭，此亭林之大志（心）犹未伸也。亭林生于今日，必以日本为攘夷之对象。（第188页） 其言论虽有部分道理，但所谓民国建立让亭林之志得遂云云，真让人哭笑不得。好在，本书不过是吴宓未完成的著作稿本，我们不必强求其体例完备，内容精粹。 本书最让人担忧的是校勘问题，全书必须经过细致地覆核，方可顺畅地阅读。全书繁体竖排，但底稿似乎没有用繁体字直接输入，而存在一个繁简转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出现不少错误和不一致的地方。较为重要的错误如史学家范晔之“范”姓，不能作“範”（第42页），范蠡也不能写成“範蠡”（第122页）。南明“永历”皇帝，繁体应作“永曆”，书中有时作“永暦”（第15页），有时又作“永歷”（第59、123、178页），均误。“万历”宜统一为“萬曆”，不能有时作“萬歷”（如第25、119页）。南京城外的“长干塔”，不能写作“长幹塔”（第66页）。作为地名的“昆山”、“崑山”，全书互见，宜统一为“崑山”。 至于一般性的校勘错误，则更多。如全书的“己”字，几乎全部误为“已”字，如“以明己志”作“以明已志”（第31页）、“以为己功”作“以为已功”（第209页）。“陷”字几乎全部误为“阝舀”（如第8、9页）。另如“庾信”误作“庚信”（第1页），“群凶”误作“君凶”（第56页），“扬州”写成“杨州”（第58页），“击捕”误成“击辅”（第85页），“内閣学士”误成“丙關学士”（第117页），（瞿）“兑之”误成“总之”（第136页），“龚鼎孳”误成“龚鼎孽”（第178、180页）、“三藩”印成“三潘”（第201页）、“闻系”应作“闻孙”（第211页）等。另外，此书既是现代整理本，有些避讳可以不再讲究，如“弘光”可以不再避讳作“宏光”（第4页）。凡此种种，再版时均应仔细勘误修正，以免明珠蒙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