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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庆彦 摘要：国家图书馆所藏清代严虞惇、钱廷锦手批《东坡先生诗集注》三十二卷，此前曾先后为翁同龢、黄裳所收藏。严、钱二人均多次评点苏诗，用力颇深，精见迭出，从中亦可见出二人诗学之异同。翁、黄二人对此批本并多所题跋，不仅可以据此梳理评本之流传，也可管窥翁氏之内心活动及时代政治变幻。因而此评本具有重要的理论批评与文献史料价值。 关键词：王注苏诗 手批本 严虞惇 钱廷锦 翁同龢 一 清代严虞惇、钱廷锦手批《东坡先生诗集注》三十二卷，现藏于国家图书馆。评本所用底本为宋王十朋集注、明王永积刻本。卷首大题次行署“宋眉山苏轼子瞻著”，又次双行题“宋永嘉王十朋龟龄纂集，明梁溪王永积崇严阅”。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单边。首卷前有王十朋序及西蜀赵夔尧卿序，次百家分注姓氏，次目录，次东坡纪年录。书前卷尾附有多则题跋，书中钤有多枚藏书印章，据此可以梳理出评本流传之过程。 评本卷首大题下朱笔曰：“丁丑春，钱简臣阅。”目录后有墨笔曰：“光绪庚子四月朔，邑子翁同龢获观。”（下钤“龢”字朱文方印）首叶书眉紫笔题：“紫笔临严思庵先生手批本，同龢记。”（下钤“叔平”朱文小方印）卷尾有黄笔题曰：“丁丑初夏，后学钱廷锦简臣阅一过。”又墨笔题曰：“雍正九年十一月，钱廷锦点阅一过。十五日病起，寒窗记。时六十有五岁。”评本中并有“宝娄室”（朱文长印）、“虞山翁同龢印”（白文方印）等图章，卷尾又有翁同龢题识曰： 光绪庚子首夏，得此书于邑中书估，有雍正九年钱公简臣批点，丹黄烂然，颇极矜慎。是年六月，汪柳门侍郎由吴门寄示严思庵先生手批本，前后数过，最后为康熙五十年辛卯，则又在此评本之前廿年矣。钱公于严先生为乡里后进，而手眼各别，因以紫色笔移写严评，并圈点于册内，以证吾虞诗派之同异。（上钤“庚寅生”朱文小长印） 由此可知，此本曾经虞山钱廷锦（简臣）评阅。“丁丑”应为康熙三十六年（1697），他首次批阅苏诗年方三十岁。雍正九年为1731年，钱氏“时六十有五岁”，又“点阅一过”。钱廷锦两次评点苏诗，前后相距三十五年之久，分别以朱黄两色区分之，“丹黄烂然”。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庚子首夏”“四月朔”），此批本被翁同龢从家乡书肆中获藏，他又于是年六月获得了其“帝党”好友汪鸣銮（柳门）寄赠的严虞惇（思庵）的苏诗批本。严虞惇曾在批本上记曰：“庚辰六月十五日，阅完苏诗三十二卷，贫病交迫，朝不谋夕，草草读过，未细咀嚼也。”依语意观之，这似是严氏第一次批点苏诗，应为康熙四十四年（1701），略晚于钱廷锦首次批阅苏诗。翁氏说他“前后数过”，最后一次批点在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比钱廷锦第二次手批苏诗要早二十年之久。翁同龢将严氏批语用紫笔过录到钱氏批本之上，以便于比较两人诗学之异同，这也使得此手批本蕴含了丰富的理论批评价值。 评本中亦钤有“黄裳藏本”“黄裳珍藏丛本”“黄裳容氏藏图籍”等书章，可知该评本在收入国家图书馆之前，还曾为著名藏书家黄裳先生（原名容鼎昌：1919-2012）所收藏。黄裳先生在《翁批东坡先生诗》一文中提到：“余得此本于庚寅前后。”[1]而在此苏诗评本中他亦曾记曰：“此明刻本，颇后印。翁同龢放归故里后所读书也。身后与他种遗藏流落沪市，见于萃古斋。”从而于“庚寅（1950）正月廿四日海上收”之。 黄裳先生还于另一明茅维刻本的王注苏诗评本中多次题识曰： 余旧藏王注苏诗，与此板刻正同。茅维一行则属“明梁溪王永积崇严阅”，盖取此本书板挖补重印者。经钱简臣评阅，更得翁同龢过录严思庵评，甚珍视之。近拟斥去，不无怅惋。会于传薪所获群书中得此本，初印精好，胜于翁本，卷中有黄笔批校，遂以廉直获之，更抽暇过录严批及同龢手跋，当重装之，以存故迹。此本卷十一至十四系用明刊别本配补。此书不罕见，它日更遇，当抽换之。辛卯春三月廿六日。 …… 松禅（笔者按：翁同龢号。）于此书用力甚劬，更有跋语数篇……原书早已散去，笔录尚存。因移写之。辛卯秋日。 …… 此物常熟手迹，严思庵手评苏诗跋尾，原书早经易去。忆卷尾更有翁氏手跋数通，为戊戌党狱之后放归思过时所作。闻京警而思中朝，其意可伤。曾于藏书薄录中著之，它日当别为辑成一卷，并思庵所为小跋入藏书记中。……黄裳记。 此茅维刻本并非为翁同龢所藏原本，乃是黄裳先生辛卯年（1951）所新获藏本，而黄裳先生又将翁氏“戊戌党狱之后放归思过时所作”，“不意于跋尾中昌言无忌”，“吐露罪臣心事”的题识跋语过录保存下来。不过总而言之，严钱二人的手批本能够为翁黄两大收藏家所青睐，且多所题跋，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二 严虞惇（1650—1713）字宝成，号思庵居士，江苏常熟虞山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举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曾任太仆寺少卿。“其学根柢经史，贯穿三通之书，有《读诗质疑》三十一卷。著述甚富，为文典实正大”[2]。严虞惇读书能够常年坚持不怠，极有恒心，几乎是每日必阅，且反复批校，仔细体会，颇似读书日记，此即其所谓“日课读书法”。尤其是对于家传元刊本《资治通鉴》，根据他批阅此书的题跋时间可知，自康熙十五年至他去世前三年即康熙四十九年，其间“于此书凡经六七阅”[3]。同样，严虞惇于“庚辰（1700）六月十五日阅完苏诗三十二卷”，“前后数过，最后为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也是运用了十年之功，既见其读书持心之恒，亦见其对苏诗用情之深。 严虞惇批点苏诗而致力颇深，还与其性格特征个人遭际及苏轼的魅力影响不无关系。严虞惇为官清廉，秉公执法，但“己卯（1699），科场狱兴，宝成子侄皆中选，而西溟及蟠皆其同年友，用是罣吏议，镌秩归”[4]。严虞惇因子侄和好友牵连，革职闲居，隐家数年，批阅诗文，遣忧抒怀。翁同龢曾在此苏诗评本后手跋一叶曰：“思庵先生，古之狷者也。其罢官居京师时，至于绝粮。得人馈青钱二千始济。非其人必不受也。”宦海沉浮，仕途坎坷，“贫病交迫，朝不谋夕”之际，使严氏对苏轼的生平遭遇感同身受，对苏诗中的兄弟深情朋友真情体会尤深，时常目为知音。如《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评之曰：“真情苦语，令我心恻。”《和子由苦寒见寄》“吾从天下士，莫如与子欢”句评曰：“千古兄弟之乐，无过二苏矣。万钟之富三公之贵，岂足易此哉。”其评《送晁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首句“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曰：“千古友朋兄弟之乐，读此二语，为之慨然。”对于苏轼所流露出来的不平之怨也是予以理解和同情，如《大寒步至东坡赠巢三》云：“故人千钟禄，驭吏醉吐茵。那知我与子，坐作寒蛩呻。”严氏评曰：“东坡亦望故人分惠耶？何其不旷也。”而《十月一日将至涡口五里所遇风留宿》一诗，更使他引为同调，发为感慨：“余自成都入舟，至今已四十余日，至今未尝遇一顺风也。此行垂索而归意者，鬼神欺我穷乎？其亦戏我乎？吾愿鬼神之勿为害也。”由此他甚为推崇苏轼的人格品行，如《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评曰：“余《试蜀发策》极推坡公，立朝气节正谓此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句，评之曰：“每读公诗至快心处，真令人有弃妻子如脱履之想。”《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评曰：“精言可味，吾辈立身亦犹是矣。” 严虞惇对苏轼的诗才亦是赞赏有加，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祷常山而得）》评之曰：“次韵如自己出，惟坡公能之，真是才大于海。”《正辅既见和复次前韵慰鼓盆劝学佛》评曰：“此等和韵诗，真正才大如海。”“十二句连用六人，古无此体，惟公才大，无所不可。”评《两桥诗（并引）》曰：“二诗同一韵，皆极自然，惟先生有此笔力。”尤为可贵的是严虞惇能够以文学因革正变的学术眼光看待苏诗，不仅注意到苏诗在艺术上对于前人尤其是对杜甫的继承，如评《南康望湖亭（一本云过洞庭）》：“此种五律是学杜。”《中隐堂诗（并叙）》评曰：“此五篇拟杜《何将军山林》诗也。”《和子由初到陈州见寄二首次韵》评曰：“东坡五律，诗味极似老杜。”《和孙叔静兄弟李端叔唱和》评曰：“似杜。”他也看到了苏轼善于开拓和求变的一面，如《入峡》评之曰：“长律如散行文，子瞻独创。”能够在传承中创新，这也是苏诗能够长存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严氏能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高屋建瓴地审视苏诗，对其利弊得失有着清醒的认识，也指出了由此而带来的弊病。如他评《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曰：“唐人五言诗多用古韵，七言诗专用本韵，读韩杜集可见也。至宋人则七言亦用古韵矣。古韵有可通，有不可通。如此诗，‘兀’‘发’‘没’‘忽’，月韵也；‘寞’，药韵也；‘恻’，职韵；‘瑟’，质韵也。古韵惟‘质’‘月’通用，余皆不可通。盖用韵之错乱，自坡公始矣。” 宋人尚议论，苏轼也喜好以文为诗，纵放恣肆，直抒胸臆，议论英发，但有时以抽象议论代替形象表达，过于直露率易，忽略了诗须凝练含蓄的内在特质。严虞惇亦直陈利弊，有所针砭。如其评《明日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会再用前韵》“不作雍容倾座上，翻成肮脏倚门旁”曰“句无谓”。评《子玉家宴用前韵见寄复答之》“牵衣男女绕太白，扇枕郎君烦阿香”曰“二句未工”。评《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苦有怀子由弟二首》“杀马毁车从此逝”句曰“何必如此，亦太过”。评《浴日亭（在南海庙前）》“剑气峥嵘夜插天”曰“首句似俗”，“遥想钱塘涌雪山”句“凑入无谓”。评《次韵张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别》“樊口凄凉已陈迹”与“江湖前日真成梦”两句“犯重”。等等。当然，这与苏轼公务繁忙或交游广应酬多而消耗才思，致使作品不够精致也不无关系。这些评语都较为准确地指出了苏诗的受病之处，体现出严虞惇犀利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文学修养。 三 钱廷锦，生平事略未详，翁同穌在苏诗评本题识中仅提到他较严虞惇稍晚：“钱公于严先生为乡里后进。”据此评本钱氏题跋曰：“雍正九年十一月钱廷锦点阅一过。十五日病起，寒窗记。时六十有五岁。”可知钱氏应生于康熙六年（1667），比严氏小十七岁。另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可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所藏明刻本《唐陆宣公集》二十二卷，与上海图书馆所藏明万历三十四年马元调刻《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曾有清廷锦批校、题跋[5]。如果我们观其所记，便会发现钱廷锦也是受到了清代“日课”之风的影响，在读书的时候反复批阅，不止一过。如他在《白氏长庆集》后墨笔题曰：“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后学钱廷锦病中从宋刻将乐天全集教阅讫。其诗别有松圆师老、园沙居士及各家诗人阅本，另录在汪氏诗刻。时年五十有九。”又朱笔题曰：“雍正九年二月初七，廷锦点阅一次。时年六十有五。右臂已废，不能作字。”由前文得知，钱廷锦也曾先后于康熙三十六年和雍正九年两次评点苏诗，并分别以朱、黄两色区分之，虽然前后相距三十五年之久，但评点风格观点基本一致，可作统一观之。 钱廷锦的苏诗评点侧重给读者提供背景材料，较为简洁平淡。如其评《游东西岩》曰：“一篇自况。”《王维吴道子画》“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句评曰：“重王诗，故独进王画。”《自仙游回至黑水见居民姚氏山亭高绝可爱复憩其上》“爱此山中人，缥渺如仙子”句评曰：“也要还他山亭可爱处。”《是日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二首》首句：“草没河堤雨暗村，寺藏修竹不知门。”钱氏评曰：“即合夜宿。”《祥符寺九曲观灯》前四句云：“纱笼擎烛迎门入，银叶烧香见客邀。金鼎转丹光吐夜，宝珠穿蚁闹连宵。”钱氏评日：“‘擎烛’九曲。”言简意赅，点到即止，却又利于读者理解。 不惟如此，钱廷锦对苏诗艺术的评点也多是一些短截有力的字句。如他比较关注苏诗的用字法，《同柳子玉游鹤林招隐醉归呈景纯》“岩头匹练兼天净，泉底真珠溅客忙”句，其评之曰：“‘溅’字尤胜。”《次韵沈长官三首》“风来震泽帆初饱，雨入松江水渐肥”句，其评之曰：“以‘饱’字脱出‘肥’字，更妙。”评《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待站台》曰：“做‘待’字妙。”他同样关注对苏诗章法句法的分析，其评《新城道中二首（其二）》首联“身世悠悠我此行，溪边委辔听溪声”曰：“迭前韵，起手便含下，妙。”评《铁拄杖》“含簧腹中细泉语，迸火石上飞星裂”句曰“炼句”；“披榛觅药采芝菌，刺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