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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倩 提要：治中国古代小说者，较少提及民国史地学者慕寿祺1939年所撰的《中国小说考》。此书由单篇小说考论、历代小说总论、杂录三个部分组成，论及自汉初至民国年间的小说戏曲作品一百一十余种。此书的撰述观念亦新亦旧，从小说概念看，它试图将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包含在传统目录学的小说概念之内；从内容上看，它以传统的“本事”考辨为中心，注重作品的教化功能。作者撰成此书，实受清末民初学术风气转移的影响，故而也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作为中国小说史学史上的一部早期尝试之作，此书虽不完备成熟，我们却足可借以察见学风变迁、想象小说戏曲研究逐渐成为一时显学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慕寿祺 《中国小说考》 小说观念 分类特点 慕寿祺（1874—1947），字子介，号少堂，甘肃镇原县人。1903年癸卯科举人，早期同盟会会员，甘肃辛亥革命领袖。1927年后从政坛退隐，主要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1］。据其女慕文云《中国小说考·跋记》，慕寿祺博览群书，穷究经史，尤精于西北历史及音韵学，著述颇丰，“求是斋丛书”收《新疆回部史略》《中国小说考》《音韵学源流考》《晓灵子新著易说》《中国文学史》《敦煌艺文志》《经学概论》《群经余论》《韵文研究》《菜根谈》等稿；“求是斋文存”收《十三经要略》《序文钞》《诗钞》《诗话》《鸿爪偶存》等稿。这里未曾提及四十卷、百余万言的《甘宁青史略》，是一部关于甘宁青三省的编年体史地巨著，影响很大，乃今日治西北史者的必备参考书目。① 慕寿祺撰《中国小说考》，二卷二册，包括单篇小说考论、历代小说总论、杂录三个部分，成书于1939年，今有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石印本。治中国古代小说者，较少提及此书，但其价值仍有不可忽视之处。本文拟对其体例、内容和价值略作介绍。 一、《中国小说考》的小说观念及分类特点 既然要“考”中国小说，首先就应该确定小说的性质和范围，否则无从着手。我们知道，小说概念，古今有别，有传统目录学家的小说概念，也有自明清以来逐渐成熟的文学意义上的小说概念［2］。《中国小说考》对这两类概念都予以接受，此书共记小说一百一十余种，据慕氏自述，均取自家中所藏：“就家中所存新旧小说二百余种，择其雅驯者得半数焉，加以说明，俾知内容”（《后序》，下卷第45页）。这百余种作品，既有叙事性的小说、戏曲，也有《读史方舆纪要》《廿二史札记》等史料笔记；既有应归入传统四部中的子、史类作品，又有传统四部所未收的通俗小说；所记作品以中国为主，西方译著亦厕身其间；在时间上，最早为汉代作品，下迄民国年间②。《中国小说考》所考的对象如此驳杂，反映出作者未对“小说”概念本身作系统梳理，而是兼收并蓄，试图将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包容在传统目录学家的范畴之内。 最令人瞠目的，是《中国小说考》对小说的分类。这百余部作品，慕寿祺一共分出了十九大类：曰说部，曰笔记，曰弹词，曰野语，曰理想，曰劝惩，曰忠孝，曰节烈，曰豪侠，曰革命，曰扰乱，曰战事，曰才女，曰仙佛，曰高僧，曰妖怪，曰敦煌石室所发见旧小说，曰鸿博，曰札记。至于分类标准，《中国小说考》基本未作任何说明，仅在二三类目下加有简短按语，如“笔记”类下慕氏说： 笔记者，随笔录也，有称笔录者，有称笔谈者，有称随笔者，名虽不同，其体一也。至用以为书名，则始于宋祁之《笔记》三卷，南宋时凡杂记见闻体，近说部者，皆喜以此为名。如龚顺正之《芥隐笔记》，陆游之《老学庵笔记》是也。金元明诸家亦多可喜可愕之作。清代如纪文达《阅微草堂笔记》，俞曲园《右台仙馆笔记》，尤为别开生面。（上卷第25页） “笔记”条下所列作品最多，包括《东观汉纪》《博物志》《吴兴风土记》《续齐谐记》《殷芸小说》《洛阳伽蓝记》《云仙杂记》《封氏闻见录》《博异记》《唐代丛书》《奉天录》《集异记》《北梦琐言》《归田录》《北窗炙輠录》《吴船录》《桯史》《建文帝后纪》《秦公传》《湖壖杂记》《右台仙馆笔记》《唐祝文周四杰传》。慕寿祺认为这类杂记见闻，近乎“说部”，这种认识有合理的一面；但他却将偏重于记叙故事的笔记小说，与偏重于记载史料的野史笔记混为一谈，不加区别。此案语中同时提到的纪昀、俞樾之作，实则分系于“劝惩”和“笔记”目下。 《中国小说考》的分类标准，似乎主要是依据作品内容和题材的分类。如“扰乱”类下列《陇防纪略》《清同治时中国匪乱记》《拳匪酿祸纪略》三书，“战事”类下列《西征记》《中东战记》《欧洲大战记》三书；革命类下列《太平天国野史》，《儒林外史》《镜花缘》《水浒传》《明夷待访录》同科。按内容题材进行分类，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如将《儿女英雄传》入“豪侠”类，何玉凤能仁寺的故事虽脍炙人口，却不足以概括整部书的全部内容；又如史料价值甚高的明人笔记《双槐岁钞》为什么属于“说部”，却不归入“笔记”？再如“理想”类下有《封神榜》《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二书，根据上下文推测，慕氏所谓的“理想”实指幻想，福尔摩斯其人其事均属子虚乌有，写神魔大战的《封神演义》却多少有些历史和传说的根据，将二书并置的理由，实难究解。 小说分类，本来就是一个极其繁难的问题，更何况在分类之初，又忽略对“小说”概念的清理。慕寿祺《中国小说考》的小说分类，除了依循《太平广记》泛滥无归的分类法，还受到晚清小说界革命时期小说分类法的影响，所谓“理想”“革命”“战事”等分类，均始现于此一时期。慕氏从内容题材对小说的分类，也是此一时期流行的分类方法③。另外，慕寿祺为敦煌遗书专立一目（“敦煌石室所发见旧小说”），也颇可见出彼时学术风气的影响。除记录《列国志》残卷、《观世音菩萨修行》《唐太宗入冥记》三种之外，慕寿祺还另记有自己所藏及亲睹的几种卷子：“楚北汪栗庵大令宗瀚，以名进士作宰此邦，助余搜，先后寄贻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画像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笔画古拙，确为唐经生体。又曹君直沙州石室文字记，光绪戊申同年陆季良示余，甘肃敦煌县令汪宗瀚所遗，后唐天成四年己丑岁五月二十九日樊宜信造药师琉璃光如来象绢本，长三尺许，笔意古拙，彩色鲜明，其所题记，文皆右行，盖千佛岩莫高窟物也。”（下卷第18－19页）这些记载或可补文献流传之阙。 至于《中国小说考》的历代小说总论，包括汉代小说、唐代小说、宋代小说戏曲、元代戏曲本事、清代戏曲本事（明清小说也包括其中）五个部分。名义上是总论，实际上是作者所以为重要的作品名录，附有简略点评，也有零星的本事考证，很少对小说整体发展状况予以概括。不过，慕寿祺也注意到了小说在唐代的日趋丰富、通俗文学在元代的发达等情况，还详考了戏剧发展源流。如他论元代文学时说： 元代文学比于历代，皆瞠乎其后，而可指为特色者，实惟通俗文学即小说戏曲之类是也。文以载道也，实所以弼教。前代学者每务为高深，故通俗文学之发达，迟迟吾行。（下卷第30页） 他将元代通俗文学发达的原因归为三条：一、白话文体承袭自宋金：“前此无一白话说理者，自二程始，因弟子之讲习，仿佛家说法为语录，是后言性理者因之。此文体之用俗语者。邵康节之诗苑如口语，黄山谷之词至有竟体用白话，后起者往往效之。此韵文之用俗语者也。元人因以运入小说戏曲。”二、元人文化鄙朴：“元人崛起漠北，不谙文理，故朝廷所下文告，词多鄙俚，若今所传《天宝宫圣旨》碑文是也。即史官载笔，或以鸡儿狗儿猪儿纪年，如今所传《元秘史略》是也。故通俗文学适于发达。”三、元人性情豪奢：“元起朔漠荒寒之区，无礼教之束缚，一旦入中国，乃大放声色口体之欲，汉人迎其意、被其教者，遂于怪力乱神、骄奢淫侈之事极力描写以承之。”（下卷第31页）从语体文的角度来谈通俗小说的发展，甚有见地。此外，慕寿祺还注意到元代出现的章回体小说，他认为：“其体实昉于宋也。初宋仁宗时以天下无事，命群臣每日进讲一奇异之事以为娱，头回之后，继以话说，元取以入小说，始尽变汉以来之短章而为连贯之编述，诚伟制也。”（下卷第32页）中国古典通俗小说所经常采用的章回体，确实渊源于宋代书场“说话”，慕氏此论，离事实并不算太远。 二、《中国小说考》的作品考论 于右任（1879—1964）在为《中国小说考》所作题序中说： 谈通俗教育宜改良小说与戏剧，欲改良小说戏剧宜先明其事之内容与流俗相传之错。慕少堂先生以救世之心，运旋风之笔，本数十年之研究，对于新旧各种小说及元明清之戏剧，莫不穷究源委，纠正错误，转移世道人心，诚并世无两之作。（上卷第1页） 这段话概括了撰述《中国小说考》的两个主要目的：一是考证小说戏曲本事，纠正俗传错误；二是通过考论小说戏曲，发掘其教育价值，借以转移世道人心。 （一）本事考证 小说戏曲的本事考证，是慕寿祺用力最多的地方。 这个“本事”，首先指的是小说戏曲的取材，如书中论《隋唐演义》说：“此书叙隋炀帝、唐明皇宫闱事甚悉，而皆有所本，其叙土木之功、御女之车、矮民王义及侯夫人自经诗词，则见于《迷楼记》；其叙杨素密谋，西苑十六院名号，美人名姓，泛舟北海遇陈后主，杨梅玉李开花，及司马戡逼帝朱贵儿殉节等事，并见于《海山记》；其叙宫中阅广陵图，麻叔谋开河食小儿、冢中见宋襄公，狄去邪入地穴，皇甫君击大鼠，殿脚女挽龙舟等事，并见于《开河记》。三记皆韩偓撰。其叙唐宫事，则杂采刘餗《隋唐嘉话》、曹邺《梅妃传》、郑处诲《明皇杂录》、柳埕《常侍言旨》、郑棨《开天传信记》、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无名氏《大唐传载》、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史官乐史之《太真外传》、陈鸣之《长恨歌传》，复纬之以本纪、列传而成者，可谓无一字无来历矣。”（上卷第21－22页）这个“本事”，还指小说戏曲的创作背景或创作动因。《金瓶梅》之所以归入“忠孝”类，即与其“本事”有关。慕氏认为该书出自王世贞之手，因负杀父之仇，而借小说口诛笔伐当时权相严氏。他说：“西门庆认蔡京为父，即此一端证明此书为严世藩而作。”（上卷第64页眉批）同样，他认为《红楼梦》写的是清初宫闱秘史，小说“借题发挥，有功于史晟不少”（上卷第19页），其中“尽谜语，以待后人之猜”（上卷第21页眉批）。他不满意蔡元培的《红楼梦索隐》，认为“蔡孑民索隐已知窍矣，而犹未尽也”（上卷第21页），他对《红楼梦》的揭秘，近于王梦阮，又稍有不同。他认为： 贾母，清之孝庄皇太后也；林黛玉，冒辟疆之妾董小宛也；王熙凤，即养心殿草诏之王文靖公熙也。其他一婢一仆皆有所指，一举一动皆有关系，而惟五台山三字言之再再。顺治十八年正月章皇帝幸五台，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皆实录也。先是顺治十七年冬小宛病殁于南苑，是书纪秦可卿之死及丧事之铺张，王公之临哭，即小宛死后之实在情形也。惟《红楼梦》提在前。按之当日事实，似嫌过早，此其中有故焉。盖是书后为清廷所禁，又故乱其次序耳。至曹雪芹续修时，原文概仍其旧，旧所无者则增益之，所言皆国家大事。（上卷第18页） 而《红楼梦》第十七回荣国府归省庆元宵，“殆言太后下嫁事，时顺治七年春正月十五日也”。（上卷第18页）慕氏还推测，这部小说的作者有“黍离麦秀之感”，只不过囿于清初文字之狱，不得不隐晦其辞。随后，他又简略介绍了清初文字狱情形，附考“明末诸臣清初隐士所著各书其为清廷所禁者”。 《中国小说考》的“本事”考证，还包括从历史文献、民间传说、社会风俗等角度来考察小说戏曲的接受情况。如《西游记》后附记： 由青海省城赴玉树，道经通天河宽约八丈有奇，水势甚平，河之右岸有小山，山麓有一洞，相传三藏赴印度取经时宿于此，右岸有塔，谓三藏取经归渡河经被水淹，捞出列曝于石，语本《西游记》。颇荒诞，而番民信之甚笃。考三藏赴印度取道新疆，其归也，行至于阗，为于阗玉所留，因修表使高昌人马玄智随商侣入朝奏闻太宗，即敕于阗等道使诸国护送，并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以贞观十九年正月至西京谒太宗于洛阳宫。又四川越寯县东北一百里有晒经山，山有广石，相传玄奘晒经于此次因名，其颠为晒经阁。则玄奘未至玉树可知。（下卷第12－13页） 这从侧面反映了《西游记》在西北、西南一带的传播，为探索玄奘取经路径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另如论《玉通禅剧》（即月明和尚度柳翠故事），慕寿祺附记了兰州社戏的演出情况： 兰州社火于夏历灯节前，喜演大头和尚戏柳翠故事。大头和尚者，即月明和尚也，头戴假面具，几覆于肩，观者以其大也，故名。相传柳翠遇月明于大佛寺，月明思有以点之，为之戴面目为宰官身、为比丘身、为妇人身，现身说法，示彼前因，柳翠即时大悟，所谓月明和尚度柳翠也。俗谈误谓戏柳翠，宜更正。（下卷第16页） 这里所记叙的戴面具的戏剧演出形式，可为戏曲及民俗研究者提供生动的实例。 综上所述，《中国小说考》本事考证的显著特点在于以文本背后的历史为主，尤以作者自己对历史的考辨为主。这一著述特点，随处可见。如《建文帝后纪》，后附“从亡诸臣、革除辨”；《长生殿》，后附论“唐代女祸”；敦煌石室藏《列国志残卷》，后附“伍员鞭平王之尸辨”；《聊斋志异》，后附“侠女非吕四娘辨”；《野叟曝言》，后附清高宗禁止毁僧灭道等等。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清同治时中国匪乱纪》书后的附记，详细记载了整个事件的扰乱及平定经过，包括云南方面、陕西方面、甘宁青三方面、新疆方面、穆图善招抚叛回，以及乾隆时甘回争教之战争等六项内容，篇幅极长。西北史地研究是作者的“本色当行”，有心人读之，当获益匪浅。 （二）小说教化观 《中国小说考》写于抗战时期的1939年，时慕寿祺已年近古稀。他在《自序》中说：“余老矣，景迫桑榆，门徒雨散，五经四书，束诸高阁，为转移风化计，就案头所存新旧小说，略加解释，后之览者，亦知所从事矣。”（上卷第3页）他还在《后序》中说： 近数十年以来，圣经贤传，弃若弁髦；言情小说，充斥书肆。人心益迷，人欲益肆，左道炽，真宰淆，异说横，微言绝，天理沦亡，邻邦侵略，岂不大可惧哉！……明曹安撰《谰言长语》一卷，皆据所见闻，阐明义理，议论纯正，颇有裨于风教。是编也，存天理于将亡，遏人欲于无形，其亦《谰言长语》之续也耶？（下卷第45页） 这里的“言情小说”，不知具体何指。《中国小说考》虽然只提到了张恨水④，笔者却怀疑其所指恐怕亦包括“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因为与鸳鸯蝴蝶类的言情小说相较，严肃的新文学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亦复不少，且笔锋更为尖锐，敢于探触人性禁区。《中国小说考》点名批评的“言情小说”，主要是两部，一是《会真记》之类，“败风俗，淆是非，弄笔墨以传之”，乃小说之“万不可作者”（上卷第40页眉批）；一是“陇南人”所作的《并蒂花传奇》，记梁祝恋情。甘肃清水县旧志曾有关于祝英台墓址的记载，慕寿祺考证其说之非后说：“假令清水实有英台其人，亦（无）表扬之价值。盖英台与山伯少年同学耳，无夫妇名义，民间愚夫愚妇普遍宣传亦认为风流故事，盖即今世所传之爱情小说也。与政治风化有何关系？与其存也宁删。”（上卷第49页）接着他又举五代王凝妻断臂故事说：“妇爱身如爱玉，臂犹不可令人执，况英台受马氏聘，身已为马氏妇矣，乌可与山伯同处一穴也耶？”（上卷第49页）同样，慕寿祺将深受民众喜爱的《白蛇传》故事置于充满贬斥的“妖怪”类，也与他对小说功能的认识有关。 慕寿祺所推尊的，是像《谰言长语》这样“议论纯正，颇有裨于风教”的作品。他对作品的评价，也以其教化功能为重心，因为“倘不从事审定，则狂澜既倒，其无津涯，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也”（《引言》，上卷第3页）。例如，他认为《野叟曝言》力排佛老，“大抵以昌黎原道论为根据，扩而充之，意之所至，笔亦足以达之”，“论者以其文笔好汉，学术纯正，于社会人心不无裨益”（上卷第23页）；林纾所译《伊索寓言》，“余尝取之以课童蒙，最足益人智慧”（上卷第60页）；还有列入“劝惩”类的《聊斋志异》：“全书以劝善惩恶为宗旨，开宗明义第一章考城隍，其曰：‘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可知其意之所在矣。”（上卷第58－59页）“蒲留仙本圣人立教之意，撰《聊斋志异》以寓劝诫阅者当求其合于经史者，勿为鬼狐所迷则得之矣。”（上卷第59页眉批） 基于教化，慕寿祺在《中国小说考》中屡屡致意于正统儒家所不取的因果报应思想。他称赞《金钟传》：“言礼义而不废因果，言因果而必本礼义。”（上卷第66页）他论《玉历宝钞》：“其垂训于经传同旨，而吉凶之显著，祸福之分明，尤据事直书，不雕不琢。士大夫固一览而知，而妇女童稚亦得耳闻而晓也。况两间智愚贤否，类有各分，与其告以修德修仁，全忠尽孝，未必人人能听。何如《玉历》之显然报应，使之动魄而惊心。是书也，浅视之为劝诫之文，深原之即存养之道。牖民觉世，其功讵出儒书下哉！”（上卷第56页）在新学日进之际，慕氏重提因果报应的老生常谈，也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他说： 鬼神渺茫，荒惑无可准，新学家所不谈，惟是世风日降，而圣贤之经训，不足以警冥顽之民，此《周易》所以有神道设教之言也。是编附录神怪心理中有因果，辩论中有是非，于是知维持世教之衰微，可补教化之所不及。（上卷第52页眉批） 文以载道，是传统中国文人的固结。慕寿祺在成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十三经要略》自序中曾说：“变法可也，因变法而并欲变道，大不可也。圣人之道晦塞，率天下而为无礼无教之民，学目愈多，其坏人才也愈甚，持论过偏，其亡国也愈速；国亡而种族随之，实为邃古所无之变。”所以，“使一国之学术纯粹散涣之情，使一国之人心聚”，舍却“圣人之道”，别无他途⑤。这个“圣人之道”，就是孔教；而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道德沦丧的世界，这就是慕氏对他所身处时代的基本认识。因此，慕寿祺撰述《中国小说考》，尤其重视的是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戏曲的教化价值，而不是其文学价值。这种对待小说的态度，是正统士大夫的态度，远可以追溯到稗官设立之目的，近则导源于梁启超等人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慕寿祺在论《女仙外史》时说：“《女仙外史》简直是一部妖书发达史，这一类书的影响产生了社会的种种迷信，酿成了全国的经济破产。就最近百年之事言之，如川楚教匪，义和神团，民国之红枪会，皆妖书之所鼓惑也。人民深受其害，犹有钞本流通各省。他的魔力极大，但这力量只能产生妖怪，而不能产生国民，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健全国民。”（下卷第17页眉批）这种对小说社会价值的夸大，不难看出梁启超的影响⑥。 清末民初是慕寿祺生命历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新旧学的取舍与互补，基本上固定了他以后的思想走向。《中国小说考》这部撰述亦是如此，它亦新亦旧，“旧”的是传统的本事考证和传统士大夫的救世之心，“新”的是止步于民初的社会改良思潮。当慕寿祺完成《中国小说考》之时，我们已有了“五四”以来胡适、鲁迅、郑振铎、孙楷第等人所开创建立的现代小说学术范例，而他对此并非一无所知⑦，只不过隔膜太深，无法接受。这是我们今天阅读《中国小说考》一书的遗憾。但其本事考证部分，仍可资参考；而察其时代烙印，亦可见学术风气转移之一斑。 注释： ①慕文云《跋记》中关于慕寿祺著述的著录，不全且有误，如《新疆回部史稿》应是慕寿祺父亲慕璋的著作。慕寿祺的著作除了《甘宁青史略》，还有《甘宁青史略调查表》《重修镇原县志》二十卷、《甘肃历代大事记稿》二十二卷等。又据慕氏《重修镇原县志》卷十五“艺文志”，收《十三经要略》《周易简义》《声韵学》和《求是斋集句诗钞》三书，另有《历代大事记》（镇原县）一卷及文若干篇。慕寿祺手稿及所藏图书，后均归甘肃省图书馆。 ②如《精忠大侠传》，被称为“沪上新书”，慕氏说：“此书蛟川雕龙生著，漱六山房校订，都六十余万言，洋装六册，写剑客侠士轶事绝伦之艺，诡异钦奇之事，洋洋洒洒，极尽大观，字字根据历史，足补史事之阙，非信手涂抹者可比。内有朱凤竹绘插图一百廿幅。”（上卷第70页）此书有民国二十年（1931年）上海天然书局铅印本。 ③如管达写于1912年的《说小说》，按“文学上之分类”（文言、白话）、“体制上之分类”（笔记体、章回体）与“性质上之分类”（社会小说、历史小说等）三类标准划分小说。陈平原指出：“不管是以文体还是以体制分类，始终都远不及‘性质上之分类’受世人重视。”《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下册《小说史：理论与实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363页。 ④如慕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欧洲亦盛行，而要以托尔多泰为最著。托尔多泰俄国小说家也，主持社会改良及宗教神秘之事，其论说以感化平民躬行实践为宗旨，盛宗仰之。窃愿吾国著小说者如张恨水之流，曷弗于感化平民而加以意乎？”（上卷第54页眉批） ⑤此序收入他主持编写的《重修镇原县志》（1935年）卷十五“艺文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慕氏另有《读实行尊孔疏》《尊孔论》二文，前者作于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后者作于民初，均收入该志（卷十九“文存”）中，这反映出他对此二文的重视，也是其思想连贯性的一个表现。 ⑥如梁启超在其名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必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原载《新小说》第一号（1902年10月），收入陈平原、夏晓虹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⑦如他曾提及北京大学研究小说戏曲的新风气，认为“青年学子思想为之一新”（《北大研究戏曲》，下卷“杂录”，第39－40页）；论《红楼梦》时说：“其描写腐败家庭纨绔公子，可谓淋漓尽致，而文笔专重实际，描写不尚主观武断的批评，用纯粹的北京土语，不着一些色彩，尤能趋向自然一方面，适合于写实派文字之条件。”（上卷第17－18页）显然借鉴了胡适的观点，但同时又对胡适的考证成果置若罔闻，仍以索隐为主。 参考文献： ［1］慕思恭．甘肃辛亥革命领袖慕寿祺［J］．档案，2002（3）：9－11． ［2］石昌渝．小说界说［J］．文学遗产，1994（1）：85－92． 作者简介：刘倩（1972—），女，四川盐亭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学研究和海外汉学译介。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