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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代诗人罗隐文学过人，思想深刻，人品卓绝，前人对他评价很高。但建国以后却未得到公正对待，各文学史仅仅将其视为小名家，与郑谷、杜荀鹤等相提并论，不肯给予较高评价。受这种观念影响，罗隐研究的学术投入不够，严重滞后于时代要求。其文集虽有多种校注本，但整理工作却并不到位，不能满足研究需求。上海师范大学李定广先生的新著《罗隐集系年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85万字）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其书内容丰厚，校勘精细，搜罗宏富，注解确当，编次有序，是近年做得最好的唐人别集整理本，代表了罗隐研究的最新水平。其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有七个方面： （1）收录篇章多，辑集资料富。书分上下册，上册为罗隐现存诗作之总汇，举凡正集及佚诗，已定及存疑诗，整篇及残句，聚于一处。下册为散文、杂著、附录之总汇。每篇诗文，正文校录原文，校记备列异文，集评汇录资料，一册在手，一览无余。如此全备之书，前此所无。集评的资料对于掌握诗文内容、艺术很有助益。例如745-746页的集评，对解读罗隐《梅先生碑》就很有启发，其特色是以古注古，相当于另一种形式的笺注，好处多多。 （2）校书态度审慎，不轻改原文，一般只备众本，校异同。偶作改正，必有实据。175页指出，《送友人游夷门》“苑荒懒认词人会”，苑字底本作花，误，据《文苑英华》及《全唐诗》改。有的还兼用了理校法，如556页《送朗州张员外》“肠断秦原三二月”， 三二月，底本作二三月，平仄不合，据傅增湘《文苑英华校记》乙正。通过各种方法，指正了深藏底本的很多误字，附带还指出了他本的很多错误，担负起一般的古籍校勘所不担负的任务。因为按照古籍整理规范，凡底本不误而他本他书误的，一般不必指出。作者坚持这么做，可以正是非，有好处。59-60页指出，《送臧濆下第谒窦鄜州》“也知绛灌轻才子，好谒元常醉少年”，元字底本作尤，误，据张本改。下面的笺注引书指出，元指东晋顾荣，常指北魏常爽，二人同时，皆后进才俊，以文对武，于义正合。这是对校和他校结合解决问题的典范。 （3）多数诗文都据内外诸证推定了作年。编年之法，是将全部作品依照内容、地点、年代，分别系入罗隐一生的不同阶段，再据相关资料排定年份，不能定者亦给出大致时段。323页将《寄处默师》定为光启元年润州作，理由是乾符元年二人曾同游润州甘露寺，中和元年又同游钱塘樟亭驿，至作此诗之时已交往十年，故云。结论严谨有据，是可信的。 （4）注释全备，确当，很少漏注，误注。453页《送光禄崔卿赴阙》：“上国已留虞寄命，中朝应听范汪言”，指出这里用了虞寄、范汪两个乱世人物之典。时僖宗在成都避寇，崔某授光禄卿，徵赴阙下，此种情况，与虞、范二人的身份、事迹正好相合。476页《京中正月七日立春》，据《二十史朔闰表》《万年历》推算作于大顺元年。605页提出，《感弄猴人赐朱绂》作于僖宗播迁之际，非如《幕府燕闲录》所云作于后昭宗播迁之时，理由是昭宗励精图治，不喜嬉戏，喜欢嬉戏者乃僖宗，罗隐因此歌颂昭宗，讽刺僖宗，对待二人态度不同。再则从首联看，罗隐作此诗之时仍在科场，到僖宗光启中，便已放弃科举，不在长安，不可能有此诗，解释合理，令人信服。为了加强论证，书中还广泛使用了参读法，即同一人在此诗中出现，即举他诗以相佐证。257页《商於驿与于韫玉话别》，先说明诗歌的写作背景及于韫玉的生平简况，再举卷三《商於驿楼东望有感》、卷五《与于韫玉话别》作为补充。384页《寄乔逸人》指出，此乔逸人即乔诩，其事迹可参卷四《湘中见进士乔诩》、补编卷一《大梁见乔诩》。这样结合他诗做综合的考察，一个人的生平与交游情况就清晰了。 （5）重视文献的辑佚、辨伪、辨重，在这些方面有绩可称。此次新编文集，对以往各家所辑的罗诗做了一次总账式的清理，甄辨出伪作13首，补得佚诗25首。一些疑难作品，亦拿出主见。如522页《竹》诗，亦见贾岛名下，指出此非贾作。509页《病骢马》，《全唐诗》及《四部丛刊》本元稹集收作元诗，佟培基等定为元稹作，以无确证，暂时存疑。不仅诗歌，文章杂著的辑佚辨伪亦有成绩。下册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补出佚文残句数篇，并提出《妖乱志》非伪作，五代郭廷诲《广陵妖乱志》是在罗隐《妖乱志》的基础上改写的，故将今本《妖乱志》的文字全部辑入此书，另辑佚文三段作为续补遗。867-933页据《文苑英华》辑文19篇，一一为之精注，并按时间重排顺序。这些都是此次整理之成果，成绩不俗。 （6）作品分析最见功力。如110页对名篇《鹦鹉》诗句意、主旨的解释和分析与通行的《唐诗鉴赏辞典》等书的理解完全不同，读后觉得通行的理解错了。210页指出，《重过三衢哭孙员外》既是哭衢州刺史孙玉汝，也是自哭。全诗不用典故，注重情感，巧用双声叠韵对以抒悲情。213页指出，《子规》用的是咏物诗中的贬题格，即对题咏对象不夸反贬，指出其不好的一面，让人警醒。612页《春风》也是贬题格之一，诗歌贬斥春风，指责它不该把糠秕抬举到青云之上，以刺主司不公。538页指出，《芳树》为长短句歌辞，抒情风格、句法立意都有过人之处。为证明此点，在集评中引牟宗三语以揭示之。601-602页指出，《题新榜》是以郊原射猎喻科场竞技，诗人是以老将自比，表达雄霸诗坛多年竟无功名，反被后辈炫耀的心酸和不平。610-613页提出，《中秋不见月》是表达对寡居女性和宫女的同情，《竹下残雪》是借题发挥，颂扬残雪顽强坚持的精神。在朱温急欲代唐的背景下，此诗当有特殊的寓意。《杏花》是以杏花繁艳喻部分世人春风得意，已谢梅花则喻穷苦文士。这些解释都切合实际，有点明题旨之效。且此三首咏物诗均辑自《万首唐人绝句》，经过前人挑选，为罗诗上品，比较耐读，对其加以简注，撮其精华，十分必要。 （7）研究方法有创新，笺诗和校文结合，笺注而兼校勘之功。218页《寄窦泽处士二首》其二：“牛山道士无仙骨，却向人间作酒徒”，校云：牛，底本作牢，据毛本、张本改，接着在下面的笺注中说明理由：牛山、牛山叹、牛山泪、牛山悲等，皆喻人生短暂或短寿，牛山在这里是比喻道士法术平庸，不能使人长寿。作牛山与讽刺道士追求长生的主旨相合，作牢山则无此深意。后面并引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说明作牛山是。604页《题杜甫集》：“忍教孙武重泉下，不见诗人说用兵”，诗字底本作时，据张本改。后面的笺注解释道，诗意是说，耒阳的杜甫墓遭到水浸，被毁坏，情形如此，恐怕兵家孙武在九泉之下，将见不到诗人杜甫与其论兵，故云不见诗人，若作时人则无此深意，其说良是。 二 唐人文集校笺属于古代文献编纂的一种，衡量这类成果质量的主要标志是全、真、正。全是首要的和基本的要求，具体说，应当搜罗到作者的全部存世作品和研究资料，不可有重大遗漏。文献校勘应当全面掌握作者著述的各种版本情况，避免重要版本遗漏。所作注释应当全面深入，不可失注，尤不可避难就易。只有这些工作都做齐全了，才可称全。真的基本要求是不伪不滥，即所编文献本身是真实的，采集的史料都经过了审慎的考订，没有羼入伪文。真还指文献文本的真实，即通过校勘考证，改正了各种误文，还文献以本来面目。既不放过各种文本错误，又不擅改原文，还能逐一注明资料的原始出处。正主要指各种事实考证、细节阐述的正确性及词语解释、作品系年的准确度。 若持此三条标准来衡量此书，当会发现，此书的学术特色正好也是全、真、正三点。 “全”一是作品收录齐全，版本收录完备。经过辑佚去伪，全书共得诗502首，残诗22首，存疑7首，编为12卷，数量和规模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种罗集。下册将罗隐诗歌以外的各种文史杂著一网打尽，包括《谗书》《两同书》《妖乱志》《罗隐启事》《吴越掌记集》《杂著》，都被收入。诸书的辑集和作品的系年笺注，或依旧本，或加重辑，或作新辑。校笺之前，先对海内外罗隐诗文的版本收藏做了一次竭泽而渔式的摸底，从中筛选出时代早、内容足、讹误少、版刻精的，作为此次整理的工作底本。价值稍次的则用作主校本，从头到尾通校。再次一点的作为参校本，偶尔取校，以定去取。通过这些办法，找到的版本之精，辑得的诗文之多，超过了以往。特别是《罗隐启事》一卷，前此未见，属于作者此次取得的原创性成果，学术含金量高，值得特别肯定。此书在宋代犹有传本，《崇文总目》及《宋史·艺文志》都有著录，但元明以后书目即不见著录，显已失传。作者经过多方努力，最终从周必大《文苑英华序》中发现，这卷文章早在宋太宗朝就已被李昉等录入《英华》，当时可能是感于其书内容珍贵，传本不广，故将全卷收入。发现了这条线索以后，著者就据《英华》校录，共得文十九篇，逐一考辨笺注。每一篇的系年、考辨和笺注都十分精彩。《罗隐启事》的发现、系年、考辨和笺注，是唐文研究的新成果，使我们看到了不少新材料，最能体现著者的创造性劳动。 二是文字校勘备，即通过对校、他校、本校、理校等法，找到了很多有价值的异文，发现和改正了底本文字的许多讹脱衍倒，提高了校本的质量。93页《湘南春日怀古》“苍茫野树碍归云”，“茫野树”三字底本墨钉，据残宋本校补。183页录出了《早春送张坤归大梁》的七处异文，311页《魏城逢故人》，录出了与集本差异较大的主要异文，笺注解释了致异的原因。416页“亦知霸世才难得，却是蒙尘事最平”，霸字底本作罷，蒙作窮，据张本、《文苑英华》及《全唐诗》改。473页《柳诗》、517页《帝幸蜀》、524页《漫天岭》，校记和集评录出了同一诗的不同版本，文字差异较大。为何如此，读者可作进一步的研索。 三是多数作品都有准确的系年、地点、事因和人物考证。351页云，《寄酬邺王罗令公五首》作于天祐元年，诗中谓罗绍威“尊明主”，指朱温为贼，此皆昭宗朝才有之事。305页指出，《遁迹》是写隐居忧国之情，从诗中“胡尘自此多”可知作于咸通、乾符中。下引《资治通鉴》史事证明，唐室是自咸通十年后才“胡尘自此多”。309页指出，《中元即事甲子》系中和三年中元节作于长安，时拟自京入蜀。是年夏，宰相王铎收复两京，僖宗滞蜀未归。312页指出，《魏城逢故人》是罗隐离开成都返回长安，途经绵州东北魏城驿所作。诗题中的魏城是魏城驿的省称。不仅此诗，罗隐还有多篇馆驿诗，驿名今人十分生疏，为助理解，综合多种资料，准确注出了各驿所在的地理方位。全书注出的馆驿有彭蠡馆、魏城驿、黄鹤驿、商於驿、莲塘驿、纪南驿、上亭驿等，这应当是本书取得的一大功绩。为了集思广益，还广泛参酌了名家成果。765页《说石烈士》就参考了卞孝萱先生的成果，指出文中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作者不过是借当时传说来塑造一位爱国者形象，将故事的主人公拟名孝忠，寓意其人忠义，其事忠烈，通过这种手法来侧面批判唐末缺乏忠臣，臣僚不顾名节。773页《拾甲子年事》也参考了卞先生的论文，定为作于咸通二年，主旨是反对分裂，拥护中央。下册逐一说明了《谗书》《两同书》的成书年代、撰写过程、著述宗旨、文章结构、写作特点、文学渊源、思想意义。有讽刺性的，还指出讽刺意蕴和思想上的闪光点，以显示罗隐思想人格的卓荦之处。文句有异同讹脱衍倒者，一一备校。每篇之后，都集合历代评论以供参考。哪怕是类书野史、只言片语，只要和罗隐有关，必加搜采。其中还有很多冷僻之书，非经多年积累不能到此境界。像这样的书，其价值又是以往各书所无法相比，也不能替代的。 四是词语典故诠释齐备，确当。罗隐作诗喜欢用典，措辞含蓄，抒情委婉，阅读困难，典故诠释很重要。这种事，搞得好就是一大成绩，反之就是一门缺陷。此书的典故索隐，成就相当突出。《芳树》《大梁见乔诩》《圣真观》等，篇幅长，用典密，笺注难度大，一一为之溯源释义。325页《病中上钱尚父》，八句用了五个典故，一一注明。有些典故隐藏很深，亦被挖出。例如“中元甲子”，初看是个普通词语，著者却指出它是个双关语，既指中元节，也指历数家的“中元甲子”，事关李唐兴衰运数，下面徵引资料就此详加申述。371页指出，《听琵琶》“香筵酒散思朝散”，朝散既指唐代文散官朝散大夫，也指唐朝散亡，寓家国之悲。又，白居易曾为朝散大夫，作有《琵琶》诗七篇，故朝散亦兼指白氏。259页《封禅寺居》“谁能赋秋兴”，指出这是说要像潘岳那样作《秋兴赋》，抒感时归隐之志。下面又说：“一说此指杜甫《秋兴八首》。”表明己见的同时还注意保存异说，不隐没他人功绩，做法可取。 五是背景挖掘深入，力求探得真相。229页指出，《郴江迁客》系咸通十四年春作于湖南，时朝廷某高官贬往湘南，任郴州刺史，罗隐目睹此事，作诗代为鸣不平。检《唐刺史考全编》，是年五月，工部尚书严祁为权相韦保衡所逐，贬授郴州刺史，罗诗即咏此事。420页指出，《偶题》“我未成名君未嫁”不是如《鉴诫录》所云，一纪之后自京下第东归，取道江西锺陵，重别云英，赋诗嘲之，而是咸通十一年冬自衡阳主簿乞假归覲，经洞庭、夏口而至锺陵。像这样根据实际重新厘定作年，就澄清了小说传闻的某些误说，把读者的理解引入到正确的方向。433页指出，《奉使宛陵别二三从事》作于大顺二年冬。时罗隐任钱塘令、镇海军节度掌书记，衔命出使宣州。时宣歙观察使杨行密与钱镠关系融洽，交往密切，钱鏐府中唯有罗隐文学、词辩过人，为一方人物，故遣其出使。此后钱、杨二家交恶，不可能有遣使交聘之事。诗作于临行之前，故云“偶别家乡隔路岐”。495页指出，《东归别所知》作于咸通五年春第五次落第之后。罗隐咸通元年初次赴京举进士落第，随即奔河中府依令狐绹。此后四年，每年都是自河中出发入京参试，故云“两处因依五岁寒”。785页所录《请追癸巳日诏疏》一文，颇为著名，内容重要，想要为之系年但又缺乏外证。于是转而从文中搜寻内证，发现文章是咸通三年作于长安，证据坚确，结论可信。 六是艺术鉴赏多，为一般的校注所无。一般的前人别集整理，都是长于文字校勘、词语解释，短于文学欣赏，作品的写作手法、意象意境都置之不论。翻阅起来，但见满纸书名、引文，读来味同嚼蜡。此书则十分注重艺术分析，深挖作品精髓。这种风格，跟时下的很多校注编年之详于考述，短于赏析者有很大的不同，令人另眼相看。134页对名篇《筹笔驿》做了精解，不仅句意疏通准确，作品评析也别有新意。筹笔驿是唐代入蜀驿路上的著名驿馆，中晚唐北宋骚人墨客路过此驿，率皆赋诗感怀，有的甚至题诗上壁，其中不乏名作，这个驿站因此也成为名家竞技之场。其中唐诗以李商隐和罗隐的最好。而自北宋起，人们就倾向于认为，李诗要比罗诗好。作者则提出，罗诗立意之深刻，构思之精密，语言之流利，内容之切题，技巧之新颖，都要远胜李诗。若取二诗对读，发现确实如此。罗诗先是由驿及人，后又由人到驿，立意极高，概括精切，谋篇巧妙。若论第一，唯有此诗方可当之。首联概括出诸葛一生之忠节，颔联指出其大业难成，遗恨终生之原因，富含哲理，意思为李诗所无。颈联更将批判的笔触深入到蜀汉政权的内部，以为君懦臣奸，苟且偷生才是亡国的根由，蜀国的灭亡不是由于天意，而是因为人事。由此可见王业艰难，守业不易。尾联改以拟人手法，写出人之无情和物之有意，言诸葛之诚节感天动地，斯人虽殁，精气犹存，数百载后，流水草木犹为之饮泣。如此精切之诗，千载之下读之犹能令人搔首低徊，感讽不已。人们黜罗扬李，那不过是震于李商隐之大名，而未加细思深考。现在看来，李诗笔法单调，意思含糊，不能曲尽诸葛一生之功业品节，思想之深刻、艺术之精湛确实不及罗诗。所以我们对于前人作品，还是应当是处所是，不能一味盲从曲说。作者还注意到，罗隐诗文的格律声调抑扬与其情感变化有关，感情平顺之际，就用平仄规范的律体，否则就用拗体。431页指出，《宣池秋夕》饱含诗人的内心不平，却又要强作宽解，故改用拗体，设三平调及单字平仄交错的格式，读之声调奇峭，可以感到愤激之气难平。 其次说“真”。真首先是指深挖出隐藏在诗文背后的事实真相，使人明了。48页从典故、官职解释，为何《秋日有酬》一作《寄王师范》。中间提到，王师范年岁、官位都与罗绍威相当，师范一日遣使求诗，时罗隐正在绍威幕中，得见此事，遂将从前赠给绍威的旧作稍加修改，寄赠师范，因而有诗句意蕴的雷同，解释合理。 真其次也指写作背景解说之真。罗隐一生，以应举、游幕二事为主，长期离乡远游，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作品的写作时间、地点、人事既具体又复杂。这些东西不搞清楚，作品就无法读懂。对于这类诗歌，背景考释是首位的工作。作者在这方面花费的心力也最多。40页、69页对罗隐二诗中夏口的地望、建置、沿革做了精当的解释，可以纠正时下某些书中的误注。687页提到，《圣人理乱》一文言及，古之君子，有位和道的矛盾。位胜其道者还可以致身尊显，康庄富寿；位不胜道者则泣焉，叹焉，围焉，厄焉。此四词并非泛泛而谈，原来各有所指。所用之典为何，一一注出，令人佩服。 真还指诗文意蕴、写作特点的把握之真。罗隐不少诗作，多用比体，寄兴深微，初见往往茫然不知所谓。这时，好的校笺往往能拨云见日，此书就有这一特点。125页《水边偶题》，初看不知所谓。笺注指出，此诗是作者屡举不第之后以道家思想自慰，诗由野水无情联想到人生有限。水边花好，自己却白发满头。每思及此，便觉穷达皆过眼云烟，无须太在意。罗隐科场失意，厄于一第，长期遭受不公的对待，又生当乱世，见惯了太多的不公和丑恶，不能容忍，因此赋诗多讽骂之意。又喜托物抒怀，往往表面为一物，实则别有所指，究竟所写为何，费人寻思。作者在这方面特别留意，对罗诗讽意多所揭示。195页指出，《经故洛城》是借古讽今，借东汉末权奸跋扈的史事暗讽唐末的相似现实，所刺为宦官田令孜假威弄权，旧说刺东都招讨使曾元裕，未确。342页指出，《萤》诗是借萤火虫依草，暗讽唐末文人倚靠宦官以求荣达。348页指出，《燕》诗表面咏燕，实兼自喻自宽，写法与《鹦鹉》相似。707-715页所录《谗书》五篇杂文，一一指出其写作手法、寓言性质、写作意图和抨击对象，分析其讨论问题的切入点及立场观点，所举为何史事，说明什么哲理。731页《木偶人》所指为何，一时不易看出，读了注解则涣然冰释，知道是批评唐末华而不实的风气，讽刺追名逐利、不知廉耻的世风。746页指出，《二工人语》通过木器匠和泥塑匠对塑造神像的争论，表现了两种对立的人生观。立块的土偶像以喻忠厚者，通窍的木偶像以喻机巧者。两人品性不同，待遇和命途也不同，以此来批判某种不良风气，文章带有寓言性质，或者别有寓意。 第三说“正”，正首先体现在文意的准确把握，事实、背景的正确阐释。747页指出，《书马嵬驿》作于自长安入蜀途中，似为感于唐末战乱而作，忧心唐朝经不起战乱而亡国。下面揭示了罗隐对玄宗谴责、同情兼有的复杂态度，阐述了文中的新观点：唯有圣人才能当水旱兵革之灾，非圣人不足以当之，必致亡国。23页考证，晚唐诗人章碣，中和癸卯岁（883）作诗仍自称举子，光启（885-887）中仍在赴举，非如《唐诗纪事》所说乾符中登进士第，证据取自章诗，其说甚确，可纠《纪事》及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之误。585页《薛阳陶觱篥歌》“乌江太守会稽侯，相次三篇皆俊逸”，乌江太守指谁，底本及《全唐诗》云指白居易，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则提出是指和州刺史刘禹锡。笺注指出岑氏所考为确，此事确与白氏无关。白氏为苏州太守，非乌江太守（和州刺史）。566页《淮口军葬》“一阵孤军不复回”，所记事情具体，不注则不知所云。为此而徵引《资治通鉴·咸通九年》史料，指出题目中的“军葬”指这年唐军和庞勋叛军在泗州淮口大战，结果为其所败，被斩杀数万。事后集尸野葬。注解得当，很有必要。 正其次指文字校勘、作品归属的正确性。校勘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校补方面取得的成绩。自清代以来通行的各种罗隐集，在文本上存在着许多错误，底本脱文尤多，未能得到很好的补正。本次校勘看准这一空缺，尽量据明以前善本补全。诗歌方面所补的有意义的地方多达数百处，文的部份所作工作尤有意义。如《谗书·秦始皇意》所补之“也”“与”二脱字，《谗书·木偶人》所补之脱字“像”，《谗书·市赋》所补之脱字“刈”，《谗书·迷楼赋》所补之脱字“望”，《谗书·代韦徵君逊官疏》所补之脱字“音”，以及《吴越掌记集·吴公约神道碑》、《杂著·陈先生集后序》所补的三处脱文，在文意的理解上都很关键，不补齐则读不通，难理解。补文之外，对于异文正误、文义优劣的裁断亦很有见识。23页引《新唐书·选举志》证明，《送章碣赴举》首联，诗句以作“苹鹿歌终”为确，《全唐诗》作“歌中”为误。29页《雪》诗“细玉罗纹下碧霄，杜门颜巷落偏饶”，颜字底本作倾，误，据《文苑英华》、张本及《全唐诗》改，校记从字形和文意上说明了理由，甚是。此外，诗文的辨伪辨重方面所作工作也很有意义。例如535页《鞠歌行》，《全唐诗》及王琦《李太白全集》均作李白诗，校记引陈尚君《全唐诗补编》指出，此非李诗，此诗的宋刻本，作者还是署名罗隐，明刻本《英华》李白诗之后又载此首，而失作者姓名，遂误为李作，其说甚是。而对以往某些被定为伪作的诗文，作者也提出了新见，有几篇重新确定为罗诗，不为无见。 正也表现在人名考证的正确。罗隐交游广泛，作诗提及人名，往往遵唐代通习，使用代称、别称。所写究竟为何人，索解甚难。为此，广泛借鉴学界人名考证、职官考证成果，如吴廷夑《唐方镇年表》、劳格、赵鉞《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隋唐史》《金石论丛·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等，辅以个人思考，多方获解。运用此法考出，卷二《寄杨秘书》中的“杨秘书”，即卷九《京口送杨子蒙东归》中的杨子蒙。《寄前户部陆郎中》中的陆郎中为陆扆。208页提出，罗诗中的“广陵李仆射”，非如学界所云大中年间淮南节度使李珏，而是咸通末淮南节度使李蔚，诗盖作于淮南李蔚幕府。236页指出，《寄大理寺徐郎中》中的徐郎中是徐焕之，此人乾符五年任大理少卿，为徐有功之后，故诗云“因思证圣中”，“理合有阴功”。第238页考出，《寄苏拾遗》中的苏拾遗指苏虔，许国公苏颋六世孙。435页结合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吴在庆《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晚唐卷》，考出《送王使君赴苏台》中的王使君是王蕴，此人中和四年任苏州刺史。然而细究之，作诗地点、背景似乎又与罗隐的行踪不合，因此下文又采纳另一种意见，指出此王使君还有可能是指王摶，此人光启初任苏州刺史。这些考订都贯注了科学精神，可以相信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其中有的结论即使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这样的权威著作当中也没有，是作者提出的新见。 正还指地理考证的正确。131页《夜泊毗陵无锡县有寄》笺注指出，此诗是罗隐自家乡余杭沿运河水路北上，干谒幕府，途经无锡时所作。139页指出，商於驿在河南内乡县东，地当长安至荆南驿路，为罗隐自杭州入江西、湖北进京应举所必经。为此而参考了严耕望先生的名著《唐代交通图考》及王禹偁的名文《商於驿记后序》，对诗人行踪、交通路线做了准确而深入的解释。可见作者于交通地理之学比较留意，因此在这方面解决的问题也比较多。 三 毋庸讳言，此书也有一些不足，这里适当指出，以俟修订。 引文错误。27页笺注【三】“尉倫”为“尉佗”之误。156页引王楙《野客丛书》，李嘉祐误作李嘉佑，张祜误作张籍，尊罍误作尊鏖。288页引《太平寰宇记》：“古乌程氏居此，能釀酒”，醸为醖之误。291页引《晋书·张翰传》“齐王冏大司马东曹掾”，“冏”下漏去“辟为”二字。“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采为採之误。442页引《元和郡县图志》“今城西枕其水”，其水为此水之误。564页引《唐诗纪事》，宏词为宏辞之误，不獲为不護之误。像采与採、词和辞、谈与譚，本来音义相同相近，不符原文本来亦无妨。但既然是整理旧籍，自然应以恢复原貌为首要。为保持原貌起见，还是以照录原文为好。 正文录文有误，校笺有错字。266页《旅梦》“蟾佳向人斜”，佳为桂之误。417页，评章事为平章事之误。44页“不报什么希望”，报为抱之误。76页《僖纪宗》为《僖宗纪》之倒。401页，冯子休为冯翊子严子休之误。639页《寄主客高员外》“弘阁谈诗一座风”，谈为譚之误。1034页引《咸淳临安志》，1019页引《鉴诫录》，均与当今通行的善本文字不合。这有可能是校对不严，也有可能是录文之际没有注意使用善本，用了较次的版本所致。 某些引诗不太讲究史源和版本。616页《四顶山》，辑自《方舆胜览》卷四八，但《舆地纪胜》卷四五《庐州》所引之诗时代更早，版本更好。而且该页辑诗还有两个错字，首句“胜景天然别”，胜景，《纪胜》《胜览》均作胜境。“淩冬草不枯”，淩字《纪胜》《胜览》都作凌，偏旁是两点水，非三点水。“精神入画图”，精神，《纪胜》卷四五《庐州·诗目·巢湖诗》及《景物目下·四顶山》条所引均作精蓝，更有古意，更切题，是。617页所辑《姥山》诗，亦存在同样的问题。诗辑自《胜览》卷四八，标题《纪胜》卷四五《庐州·诗目·巢湖诗》所载作《题巢湖圣姥庙》，似应备校，这条见诸《纪胜》的材料，比笺注中所引的《巢湖志》时代要早，价值更高。 史识错误。45页笺注【一】，误相衔、宪銜为一事。宪銜指御史台官等执掌司法大权者，中晚唐五代亦常用来宠任方面大臣，与相銜不是一事。 引书不规范。287页引《旧唐书·地理志》，324页引《庐山记》，都未标出卷数，不便复核。733页笺注【一】引《说文》，只标书名，不标部类、卷数，无法覆案。 标点不当、漏加或错误。274页《寄第五尊师》“‘苕溪’烟月久因循”，苕溪二字之上不当加引号。314页引《太平寰宇记》“黄鹤楼在武昌江夏县西”，武昌江夏四字为著者所加，非原文，当加圆括弧以示区别。341页注彭蠡驿，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间省去数十字，而未加省略号。 一些问题悬而未决，令人疑惑。306-308页罗隐《陇头水》《秦中妇人》《思归行》等三诗，又作于濆诗，为何如此，究竟谁作，未有明说。 以上问题瑕不掩瑜，可以今后完善。总之，该著的出版把罗隐研究的水平大大推进了一步，是唐人别集整理的典范，晚唐五代文学研究的新标杆。其面世也为今后的古代别集整理树立了新的典范，值得大力肯定。 [作者简介]：李德辉（1965-），男，湖南汨罗人，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教授，文学博士，主攻唐宋文学。 通信地址：湖南省湘潭市湖南科技大学北校区人文学院 邮编：411201 邮箱：lidenghui666@163.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