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全浙诗话》为陶元藻（1716-1801）积十七年之功所编成，共五十四卷。明清以来，乡邦观念随着地域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深植人们心中，除了方志编纂的兴盛，作为乡邦文献的地域性诗文集的汇编也大量出现，其中系于人、系于地的诗话汇编也蔚为大观。《全浙诗话》便是在这种辑录历代文献之风盛行的情况下编修而成。在此之前，这种地域诗话有明郭子章（1543-1618）《豫章诗话》六卷、清康熙间裘君弘《西江诗话》十二卷，二者俱专事江西一省的诗人诗事之蒐辑；继有乾隆间的郑方坤《全闽诗话》十二卷，采书四百馀种，所录涉闽诗人七百馀家。陶元藻《全浙诗话》卷帙更为浩繁，计收春秋至清乾隆时已故浙江诗人一千九百馀人，引书达七百馀种，在地域诗话汇编中篇幅最巨，收录诗人和诗话最多。至于编纂宗旨，清代学者邵晋涵（1743-1796）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谓陶氏编《全浙诗话》有“桑梓敬恭之义”，其《序》云：“君子居其乡，则一乡之文献以传。”又云：“先生好为德于乡，尤以表彰旧闻为己任，潜收广摭，不遗余力。……且俾里中后进，浏览兴感，相率而归于温柔敦厚之教。”观诸全书，此言不虚。 《全浙诗话》体例上以人立目，名下先作小传，继而采摭有关各家诗话，或一条，或十数条；每一朝代后又附闺秀、方外、杂录各卷，体例较之前各种诗话汇编更趋完备。该书采摭繁富，除诸史外，还涵盖如《檇李诗系》、《金华诗录》、《甬上耆旧诗》等浙江地方诗歌总集和《三台诗话》、《静志居诗话》、《随园诗话》等浙省内外诸多诗话著作，又旁及山经、地志，共采录志乘之书达八十馀种。当时学者毕沅（1730-1797）在为该书所作的《序》称赞道：“上自廊庙，下及山林，内而宫掖、闺门，外而黄冠、缁衲，靡不采录。至于青楼吟咏，里巷歌谣，神仙鬼怪，荒诞无稽之什，亦附见其后，洵吴越骚坛之大观矣！”值得一提的是，《全浙诗话》所录浙地闺秀诗人154人，其中明代40人、清代81人存于是书，不仅呈现了古代两浙诗坛女性诗歌的盛况，也为后人研究古代女性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另外，《凡例》又云：“是编皆纂辑旧闻，或附载近今词人杂稿，不参己见。”然全书间有陶氏本人及乾隆朝仁和学者朱文藻映漘、会稽举人宗圣垣芥 颿按语，其中陶氏本人按语便有两百六十多条，于历代诗人行状和两浙历史、地理、风俗、掌故等多所辨析与考订。因此，《全浙诗话》不仅在诗话汇编之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文学史、浙江地方文化，也是一部重要文献。毕沅称其“甫脱稿，即誉挂人口”，谅非溢美。 《全浙诗话》著者陶元藻，字龙溪，号篁邨，晚号凫亭，会稽（今浙江绍兴）陶堰人。乾隆贡生，曾为两淮转运使卢雅雨幕僚。历游燕赵、齐鲁、扬粤、瓯闽，诗文俱负盛名。游京师，题诗旅壁，大诗人袁枚见而称赏，为之撰《篁邨题壁记》。后倦游归里，复于杭州西湖葛岭南麓建泊鸥庄，以撰述自娱，历三十馀年，另著有《泊鸥山房集》三十八卷、《凫亭诗话》二卷、《越谚遗编考》五卷、《越画见闻》三卷等。 在《全浙诗话》成编之后，又有许多浙江地方性诗话不断出现，如嘉庆初戴璐的《吴兴诗话》，道光间梁章钜的《南浦诗话》、《雁宕诗话，同治间钟骏声的《养自然斋诗话》（其中第五、六卷便以全浙为蒐辑对象），光绪中潘衍的《缉雅堂诗话》等，接续前者通过汇集诗话揭扬乡邦文献及诗学的精神，后之来者从体例、收录诗人及材料等明显受到《全浙诗话》的影晌，由此亦可见《全浙诗话》在浙江地方诗话编篡历史中的地位和价值。 二 诗话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各类诗歌总集、别集的编纂，诗话亦日趋丰赡。它广泛见于经史文献和文论著作中，更有大量专门著作，这些都是诗学研究的基础材料。中国古代诗学研究的格局与水平，首先有赖于对这些基础材料的把握和阐释。在继续对历代诗话进行汇辑、整理的同时，对诗话著作和前人诗话汇编进行点校的工作尤为重要。俞志慧教授点校的《全浙诗话》于2013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是诗学研究和诗话整理与研究的最新成果。 《全浙诗话》版本较单纯，有嘉庆元年（1796）怡云阁刻本。刊行后，有道光、咸丰间钱塘诸生张道字少南者，为之刊误，勒成一卷，署曰“全浙诗话刊误”，有清光绪六年（1880）正觉楼丛刻本。俞志慧即以怡云阁刻本为底本进行点校，将正觉楼丛刻本《全浙诗话刊误》也一并点校，附于书末，也为一般读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方便。此外，在点校当中，俞志慧对其书所引各书，凡是能查到原书的，均据原书作了核对（见该书《点校说明》）。在现今古籍数字化的背景下，查核典籍不必像前辈学者那样手工翻检，而且在获取较好版本方面又大多较前人为胜，但其间辨正取舍，需遵循一定的标准，最见点校者的学识和功夫，亦最费心力。俞志慧在实际处理当中，出于因各书版本繁多而所核者未必为辑者所引的考虑，一般文字上的繁简异体出入而义俱可通者予以保留，而对明显讹误、衍夺的，则表以出之，略加按语。这样的处理方式，符合古籍点校的通例和校勘要求，能在最大程度上存底本之真。 三 今人整理和研究古籍，一般为先标点后校订，合而谓之点校。点校本的最大学术价值首先在于“校”。如前所述，俞志慧此番点校用功极大。在涉及文字方面的问题，除了避讳与缺笔文字的统一回改和径改，俞志慧在《点校说明》中谈及其他文字改正增删的方式时说：“校改古籍者一度采用方圆括号的方式处理，目前的通常做法是不用方圆括号，径于正文中改正或删补，而后将改正之处及依据写入校勘记；也有不改动正文，只在校记中作出说明，为谨慎计，本次点校采用这最后一种方法。”在此可分作两类：一是改订底本原文的。其一是径改而不出校的，根据《古籍校点释例》（初稿）及相关讨论，包括显著的版刻错误，如“己”、“已”、“巳”等，以及除个别涉及人名、书名、书斋名等循“名从主人”的原则外，将不常见的异体字及不合规范的俗体字改成通行的繁体字。其二是改而出校的，涵盖了大量信而可征的补脱文、正讹文、乙倒文，其中又以正讹文最多。二是保留底本原文的。主要是在保留底本文字的基础上列出原书与底本不同的异文，底本与所引原书歧异并涉及文义理解及修辞效果的，视内容需要及点校者把握，加以按语后或断或不断。不仅如此，在校记中还有诸多疑讹疑脱疑衍疑乙等按断，无疑为使用者发现问题和研究提供了许多便利。通过谨严其例和多所发明的校勘，极大地提高了该书使用中的学术价值和此番点校工作的学术含量。 在实施严谨的“校”的同时，俞志慧还以“谨按”等方式对引书及其内容作了些必要的补注，如上册第41页“《嘉泰志》”条下出注指出“系指《嘉泰会稽志》”。又下册第1111页，就原书“台州有村名斑竹”句下按语曰：“斑竹，在今浙江新昌境内”，明确纠正了原书之误。如此对于使用者而言可谓方便了不少。 在“点”的这一方面，施加标点可以极大地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但如果处理不善，一则可能导致体例不精，二则不能清耳目，有损阅读时视觉审美之效。此次点校在遵循一般的标点通例的情况下十分注重相关标点符号的使用，兹举几例说明： 首先是顿号和引号的使用。现遍检各类出版物，两对或多对书名号之间，中间或用顿号，或不用。不用顿号者，谓书名号本身已起到隔断作用。据俞志慧自述，他考虑到以下因素：书名号只是标号，而非点号；竖排本的古籍书名用波浪线标识，书名与书名之间用顿号隔断；西文的书名用斜体呈现，并列两书名间也断以逗号，而新式标点借自西方，这为在点校中于两对书名号之间施以顿号提供了过硬的依据。而“风雅”、“庄骚”之类，若不用书名号，中间皆不点断，则只能视为个例。至于两对引号之间，如果前一个后引号之前并无标点，也依照上述处理方式，即在中间施以点号。如果引号里边的文字在所在句子中被视作词汇或短语的，则两对引号间施以顿号；如果被视作句子的，则两对引号之间施以逗号。 其次是书名号的使用。如某诗、某文之“诗”、“文”、“篇”等字样，有将其置于书名号之内者，也有置于书名号之外的，业内也没有统一规范。俞志慧说过，基于如《报任少卿书》、《长歌行》、《祭妹文》、《白雪歌》、《丹青引》、《游子吟》、《阿房宫赋》之类，未见有人将标识文体的文字置于书名号之外者，故此番点校也将所有与题目连类而及的“诗”、“篇”字置于书名号之内，且不论原题是否有“诗”、“篇”等字。凡此诸种，不仅有一套统一的规范贯穿全书，也可以提供给古籍点校者借鉴，甚至对规范标点符号的使用也是不小的贡献。 于细微处见精神，纵观《全浙诗话》的点校，义例规范，标点信实，校勘精详，实属一部点校精品。此次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全浙诗话》分上、中、下三册，排版精良，捧之读之，不觉赏心悦目，在给一般读者和研究者带来了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必将促进越地乃至浙江地域文化相关研究。 （《全浙诗话》，全三册，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陶元藻编，俞志慧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4月，168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