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東波
    宋代立國之後，稽古右文，優待士人，文士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文人學士也有較多的餘暇從事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宋代的士大夫大多同時在政事、學術和文學等領域都有所成就，筆記是他們從政、治學、爲文之餘，寫作的“非文藝散文”（“Nonliterary” prose）[1]，也是宋代士大夫對宋代文化的貢獻之一｡雖然筆記在創製之初，仍带有“隨意性，非正式，能包容单纯的消遣和娱樂”[2]的一面，但隨着宋代學術的演進，宋代筆記越來越呈現出專業化、學術化的特徵｡論者認爲，以宋代筆記、詩話爲代表的“非文藝散文”“比起傳統的文學散文來，更能揭示宋代思考寫作、思考世界的某些突出特徵”[3]，可謂一語中的｡宋代筆記無論在量上，還是在質上都遠邁之前的唐代｡由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編纂的《全宋筆記》計劃出版十輯（目前已經出版六輯），每輯十册，共計100册，每册收有若干種筆記，故現存的宋代筆記數量已多達數百種，而已經亡佚並見於著録的，亦非常之多｡宋代筆記的内容、類型與創作的主體，即宋代士大夫的人格特質密切相關，呈現出非常複雜而多樣的景觀，有記奇聞軼事者，有評詩品文者，有論經辯史者，有談佛論老者，有考證名物者，不一而足｡不但宋代筆記收録的文獻具有極大的學術價值，而且宋代筆記本身也可以作爲學術研究的對象｡
    宋代筆記不但在中國本土流存，而且還在同屬東亞漢文化圈的日本得到翻刻和流傳，形成所謂的“和刻本宋代筆記”，對古代日本的學術文化也産生一定的影響｡“和刻本宋代筆記”是“和刻本漢籍”中的一種，所謂“和刻本漢籍，正如長澤氐所解釋，其形態之多，其種類之複雜，實爲可觀｡有直接翻刻之書，亦有加上日本人注釋之書，又有中國原無刻本之漢籍，又有由日本人編纂的中國人文集等等”[4]。文中提到的長澤氏，即日本書誌學家長澤規矩也先生，他是目前對和刻本漢籍整理與研究最深入的學者，他先後出版了《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録》[5]及《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録補正》[6]兩本和刻本目録書，又主持編印了一系列和刻本漢籍叢書，如《和刻本經書集成》[7]、《和刻本正史》[8]、《和刻本明清資料集》[9]、《和刻本諸子大成》[10]、《和刻本漢籍隨筆集》[11]、《和刻本漢籍文集》[12]、《和刻本漢詩集成》[13]、《和刻本書畫集成》[14]等等，包羅經史子集四部｡
    “筆記”在日本被稱爲“隨筆”，和刻本宋代筆記以收録於長澤規矩也先生所編的《和刻本漢籍隨筆集》（共十三集）的最多，如第二集收録《希通録》一卷（宋蕭參撰，影印書簏蟫雋本）、第三集收録《容齋隨筆》十六卷（宋洪邁撰，影印京都石田治兵衛刊錢屋惣四郎後印本）、《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十二卷附録一卷（宋王楙撰，影印承應二年[1653]中野是誰刊本），第八集收録《新刊鶴林玉露》（天集六卷地集六卷人集六卷，宋羅大經撰，影印慶安元年[1648]林甚右衛門刊本）、《晁氏客語》一卷（宋晁説之撰，影印天保三年[1832]昌平坂學問所刊本），第九集收録《寳顔堂訂正省心録》一卷（宋林逋撰、明陳繼儒、陳天保校，日本宇津木益夫訓點，影印天保十四[1843]年京都爰止居刊本），第十輯收録《桂海虞衡志》一卷（宋范成大撰，日本窪木俊訓點，影印文化九年[1812]下總窪木氏睡僊堂刊本），第十二集收録《困學紀聞》二十卷（宋王應麟撰，影印寬文元年[1661]京都中野道也刊本）、《考古質疑》六卷（宋葉大慶撰，影印享和二年[1802]江户昌平坂學問所刊官版）、《肯綮録》一卷（宋趙叔向撰，影印文政十二年[1829]江户昌平坂學問所刊官版）｡但仍有一些宋代筆記，《和刻本漢籍隨筆集》未收，如《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宋江少虞撰，日本元和七年[1621]銅活字印本）、《吴船録》二卷（宋范成大撰，寬政五年[1783]刊本，京都北村四郎兵衞、北村庄介刊）、《入蜀記》六卷（宋陸游撰，天明三年[1794]刊本，京都博厚堂刊）等等｡近年出版的金程宇先生所編的《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15]中則收入《新雕皇朝事實類苑》、《新刊鶴林玉露》兩種和刻本宋代筆記｡沈津先生與筆者所編的《日本漢籍圖録》[16]中則收入上述所有和刻本宋代筆記的書影，可以參看｡最近出版的《和刻本四部叢刊》100册[17]中也收録了一些和刻本宋代筆記｡
    從現存的和刻本宋代筆記來看，數量並不多，但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首先，有些和刻本宋代筆記保存了宋代原本的面貌，在卷帙上也比中國的傳本要完整，最典型的是日本古活字本《新雕皇朝事實類苑》（又稱《皇宋事實類苑》）｡江少虞所編的《皇宋事實類苑》成書於紹興十五年（1145），紹興二十三年（1153），福建麻沙書坊曾刊刻過此書七十八卷的全本，但此本後在中國失傳；中國傳本爲六十三卷的鈔本，後收入《四庫全書》中，改名爲《事實類苑》｡七十八卷本的全本後傳入日本，日本元和七年（1621）出版了古活字本的《新雕皇朝事實類苑》，古活字本目録首行題“麻沙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録一”，目録第三卷末又有“紹興二十三年/癸酉歲中元日/麻沙書坊印行”字樣，可見日本古活字本是根據宋紹興麻沙本翻刻的，從古活字本的書名也可以看出是天水舊物｡四庫館臣雖對此書評價不甚高，但仍稱“北宋一代遺文逸事，略具於斯”，又説其爲“説家之總匯”[18]｡因其載録了數十種宋代文獻，特别是其中不少文獻今天已經散佚而僅見於該書，故此書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如今人所輯的楊億《楊文公談苑》大部分取資於該書｡而七十八卷的日本古活字本《新雕皇朝事實類苑》無論從存真度，還是完整度上，都是中國六十三卷本無法比擬的｡
    
    日本圖立國會圖書館所藏元和七年古活字本《新雕皇朝類苑》
    和刻本宋代筆記價值之二在於翻刻本的序跋，從中可以考鏡宋代筆記在日本的流傳、刊刻情况以及日本學人對其的評論｡如文政年間所刻的《容齋隨筆》十六卷，卷首有江户時代漢學家賴山陽[19]《新刊容齋隨筆序》云：
    洪景廬以忠臣之子，守清要之職，本學兼茂，雖不及慶曆、元祐諸公，而不愧爲南渡以後名士大夫，其學之博洽，見於《隨筆》五編，資後人聞見不鮮云｡余嘗謂自理學興，士無膚淺之弊，然久而成窠臼，千言萬語盡赴其中，宋元人概然｡自考證之學興，言有憑據，然儒者之業如稽帳薄，爭較毫釐以取勝，明清人概然｡説部本出人人之寤言，宜無二者之弊｡而如羅大經之流動堕理語，如楊慎之類徒輒辨證，能脱然於二者之外自蓋，蓋於人且宏富，取之不竭者，唯景廬及沈括、王楙、顧炎武、王士稹等所筆｡……丹波深海伯龜新刊其初編以行於今，二筆以下當陸續上梓｡[20]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只是《容齋隨筆》十六卷在日本得到刊刻，餘下的二至五筆並未刊成，這也得到了實物的證實｡這段文字也可見賴山陽對洪邁的人格以及《容齋隨筆》博學都有很高的評價｡另外，賴山陽也發表了他對中國筆記整體的意見，指出筆記寫作的兩種弊端，一種是宋元人的筆記，受到理學的影響，陳詞濫調較多；另一種是清人的筆記，受到樸學的影響，專注於細枝末節的考證，這兩者都不是筆記的佳作｡他比較推重洪邁、沈括、王楙、顧炎武、王士禛等人的筆記，不但學識宏富，而且還能給人以啓發｡和刻本《容齋隨筆》還有另一篇摩島長弘[21]的《刻容齋隨筆叙》：
    夫隨筆之弊有二：曰蹈襲，曰猥瑣｡蹈襲者，剽前人之説，左掇右劘，以爲己有者也｡猥瑣者，議論不根乎義理，敷演怪誕不經之説，以資人譚笑者也……余讀此書蓋成於景廬致仕之後，其學已殖，閎中而肆外，晦養而焕發，援據精確，斷以正論，無二者之弊，史稱考閲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善非虚稱也｡况景廬父子兄弟忠節文章萃於一門，映於一代，衆心之所欽也｡此書豈可不刻乎?隨筆之刻於吾邦者，如《鶴林玉露》、《野客叢書》、《輟耕録》、《五雜俎》等，已盛流傳｡蹈襲如《千百年眼》，猥瑣如《麈餘》，亦復並行，則此書之出，猶峨眉天都之忽然現於支峰蔓岳之間，則世之文人學士必刮目而見之矣｡[22]
    此叙也指出了筆記寫作的另外兩種弊端，即蹈襲和猥瑣，而《容齋隨筆》則無其弊，序者對《容齋隨筆》的評價不可謂不高，其原因依舊基於洪邁的學殖深厚以及《容齋隨筆》的學術性｡文中也簡單提到中國筆記在日本流傳的情况，其中所言筆記都已經收入《和刻本漢籍隨筆集》中｡再如，寬政五年所刊的陸游《入蜀記》，前有柴野栗山[23]的序云：
    歐文忠《于役志》，過於簡略而有嗛；郭天錫《客杭日記》，傷於裁截而不暢；王百縠《客越志》，輕薄可惡；馮開之《快雪堂日記》，駁雜可厭；惟放翁《入蜀記》繁簡得中，總略有要，其文雅馴而不險，通暢而不俚，風流蕭散，無驕傲張傑之氣，讀之可想見其人與事也，是足以爲紀游之法矣｡暇曰，拔之《知不足齋叢書》中，校而授梓｡[24]
    末有山田汝翼[25]之跋云：
    但古人之作雖奇麗如柳柳州，其所紀述不過獨阜單流之間，片時隻景之賞；山之脉絡、水之源委，則皆不可知焉，未足以厭心愉情，滌腸胃而拔胸膏也｡頃書肆北村氏示新鐫《入蜀記》，其自汴溯江穿峽入蜀，沿道名區勝概，皆留連探赏，必備録而不遗｡憑几讀之，如身涉其境，親共其事，令人飄然神馳於匡廬峨眉之頂，胸腹之間爽然覺塵垢不平之氣，皆向毛孔而散，如積年之痼灑然脱體焉，亦愉快矣｡[26]
    《入蜀記》不但是宋代筆記史上的傑作，而且在中國游記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刻本的這兩篇序跋，都是從游記史的角度對《入蜀記》進行評價｡柴野栗山之序將《入蜀記》與其他幾部具有代表性的游記相比，從而指出其叙事“繁簡得中，總略有要”；其文筆“雅馴而不險，通暢而不俚”的特色，可謂一語中的｡山田氏的跋也是先將《入蜀記》與前代的游記相比，指出從前游記只是流連於山光水景之間，而對“山之脉絡、水之源委”則語焉不詳，文學性大於紀實性，不能滿足人們的知性需求｡而《入蜀記》則不然，不但文采飛揚，而且其對沿途自然、人文景觀的記述，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山田氏用非常形象的語言表達了他閲讀《入蜀記》後的感受，雖是異邦人士的閲讀體驗，但凡讀過《入蜀記》者一定會對他的看法心有戚戚焉｡從上也可看出，和刻本《入蜀記》翻刻的底本是《知不足齋叢書》本，這也可考知《入蜀記》流傳日本的源委｡以上和刻本宋代筆記的序跋都代表了異邦人士對中國筆記的看法，其論或有可商之處，但從中透露出的旁觀者的意見也是值得我們注意聆聽的｡
    宋代筆記流傳到日本後，日本刊刻者往往會根據日本讀者的需要對宋代筆記原本做一些加工，包括對原書的增入校勘、插圖和注釋等｡和刻本宋代筆記有日人校勘的，可以和刻本《容齋隨筆》爲例｡根據我們研究，和刻本《容齋隨筆》翻刻的底本是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洪璟據明崇禎三年（1630）馬元調刊本的重修本｡和刻本的翻刻者雖以清本爲底本，但明顯又用了當時藏於日本的宋“贛州本”加以校刊｡如卷六“帶職人轉官”條：“自少農以上，徑得光禄｡”和刻本校云：“‘禄’作‘卿’，恐非｡”按：《四部叢刊》影宋“赣州本”作“卿”，而明馬元調本、清康熙本作“禄”｡卷六“韓退之”條：“寄李翱書曰：‘昌黎韓愈，僕知之舊矣……’”和刻本校云：“‘知’作‘識’｡”按：《四部叢刊》影宋“贛州本”正作“識”，而明本、清本作“知”｡卷六“上下四方”條：“上下四方，不可窮竟，正雜莊列釋氏之寓言｡”“雜”字，《四部叢刊》影宋“贛州本”作“雖”｡雖然作“雖”字明顯錯誤[27]，但可以看出和刻本是以宋本校勘的｡還有些地方，和刻本在翻刻時對原本作了改動，而在校語中加以説明，如卷七“佐命元臣”條：“雖有明臣良輔，不能救也｡”“明”，《四部叢刊》影宋“贛州本”、明馬本、清康熙本皆作“名”，和刻本校云：“‘名’作‘明’｡”這裏和刻本的改動似没有版本上的依據，大概是根據自己的理解來理校的｡這也提醒我們一個事實，即和刻本漢籍并非是對中國原本一字不易的完全翻刻，從五山版、古活字本、江户刊本都存在着改動底本的情况，這也是我們在閲讀和使用和刻本時需要注意的地方｡
    在翻刻的底本中增入插圖，也是和刻本中常有的現象，如寬政本《吴船録》翻刻的底本是《寶顔堂秘笈》本，原本《吴船録》無圖，而在寬政本卷首却有《四川棧道圖説》一文，後附《棧道圖》兩幅，這是和刻本新加入的内容｡關於這一點，寬政本的刊刻者松山慎在書前識語中説得很清楚：
    《吴船録》刻成，余謂蓋蜀中之勝，全在棧道之一奇，而此止記水路舟程，豈不亦遣憾乎?因俾接楊爾曾《海内奇觀》中圖，以附其後，庶幾圖書相資，山水兩完，卧游者於是乎無嗛嗛焉｡[28]
    也就是説，寬政本前的插圖來自於楊爾曾《海内奇觀》｡楊爾曾，字聖魯，號雉衡山人，又號夷白主人，錢塘人｡生卒年不詳，活動於明萬曆年間｡《海内奇觀》十卷是其所編的天下山水圖册，並附有文字説明，是書有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杭州楊爾曾夷白堂刊本，寬政本《吴船録》所附之圖即見該書卷八｡寬政本的圖總體上比萬曆本更精細一些｡我們比較一下明刻本《海内奇觀》與寬政本《吴船録》兩書所收的《棧道圖》，就可以發現兩者還是有一些細微差異的，如寬政本“白水江入渭”的棧橋上有一位騎驢的人，而萬曆本似乎僅有一頭驢｡
    除了增圖之外，和刻本宋代筆記最有價值之處就是施加的注釋，這可以明治年間刊刻的大槻誠之所著的《入蜀記注釋》六卷爲代表｡大槻誠之（1822—1903），原名籟次，後以誠之行，號泰嶺、東陽，日本江户末期到明治時期的漢學家，著有《訓蒙日本外史》（賴山陽原著、大槻東陽解釋）、《鰲頭弁書四書集注》、《啓蒙日本外史》、《入蜀記注釋》等｡《入蜀記注釋》有明治十四年（1881）、二十六年（1893）兩種刊本，前有大槻誠之本人的自序：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刊本《海内奇觀》中的“棧道圖”
    
    天明三年本《吴船録》中所附的“棧道圖”
    賢人君子之處世也，窮達皆有所爲焉｡仕而在朝，則致君以佐治天下；貶而在邊，則致民以變化其風俗｡然徒流覽山河，所適嘯歌而已，蓋窮與達皆不忘斯世斯民焉耳｡宋陸務觀之通判夔州也，入其境，悉記其山川秀麗，民俗敦樸，都邑修繕，以及稻魚茶筍流漿之類，靡不筆之於書｡將以考其險要，志其繁庶，詳其生產，徵諸古，核諸今，足以備辅軒之采焉｡且令後人覽是記者，蜀州之山川民物，暸然如目睹也，是豈無所爲而爲之乎?亦豈常人之所能爲乎?余屢讀此書，而患版本漫滅，原刻久亡｡近偶得一本於坊間，文字明晰，因加小注于上以付剞劂，聊以補文苑之闕具也｡刻成，喜叙數行以冠篇首｡時辛已肇春｡東陽大槻誠之撰｡[29]
    大槻誠之認爲《入蜀記》對陸游入蜀途中的山川、都邑、民俗、物産都有記載，具有很高的史料的價值，這也是他打算注釋此書的動因｡
    
    明治二十六年(1893)版《入蜀記注釋》(明治十四年本的再刊本)
    《入蜀記注釋》第一類注釋是對書中字句的解釋，如注《入蜀記》卷一六月十六日（以下不特别注明，時間皆爲乾道六年）“朝廷所以能駐蹕錢塘”注“蹕”字云：“蹕，同䟆，謂止行者，清道也，若今衛填街蹕也｡警蹕，戒行徒，《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注卷二七月四日“一井已眢”云：“眢，音剜，眸子枯陷也｡”卷三七月十八日引梅堯臣詩“東梁如仰蠶，西梁如浮魚”，注云：“仰蠶浮魚，言山之形象，非言大小｡”卷三七月二十六日“西望群山靡迤”，“宿懷家袱”，注云：“靡迤，遠連貌｡”“洑與復同，水泊之名｡范成大《吴船録》有魯家袱｡”這些解釋都比較準確、簡潔｡
    《入蜀記注釋》第二類是《入蜀記》中的人物、地名、職官的注釋｡如卷二七月七日“觀西有忠烈廟，卞壸廟也”，注云：“卞壷，東晉人，奉成帝敕追討逆臣祖峻，不克，死｡嘗與王導、庾亮相倶佐成帝｡”卷一六月十九日“金山長老寳印來”，注云：“金山，在丹徒縣西北大江中，本名浮玉山｡”又卷一第一條“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報差通判夔州”，注云：“通判，佐州牧守｡”六年六月十九日“縣丞權縣事紀旬、尉曾槃來”，注云：“丞，佐也｡縣丞，佐縣令之官｡《戰國策》：‘禹有五丞｡’漢縣尉主捕盜，隋改爲正｡”六月二十日“登漕司所”，注云：“漕司，主運漕之官｡”因爲這本書的閲讀對象是日本讀者，有些對中國讀者來説，並不需要注釋的内容，大槻也下筆墨加以注釋，但這些語彙的疏通對於理解文意還是有很大的幫助作用的｡
    最後，大槻的注釋還喜歡引用陸游本人的詩文與《入蜀記》相印證，從而在陸游作品内部形成一種互文性[30]，如卷一五月十九日“與諸子及送客，步過浮橋”，注：“《渡浮橋》詩云：‘九軌徐行怒濤上，千艘横繫大江心｡’蓋得句於此也｡”同卷五月二十六日“晚，芮國器司業曄招飲”注：“《送芮國器》詩云：‘拈起吾家安樂法，人生何處不隨缘｡’”同卷六月十日“宿楓橋寺前，唐人所謂‘半夜鐘聲到客船’者'注引陸游《宿楓橋》詩云：“七年不來楓橋寺，客枕依然半夜鐘｡風月未須輕感慨，巴山此去尚千重｡”[31]大槻還加了一句評論：“恨不如唐詩膾炙人口｡”
    大槻誠之的《入蜀記注釋》是東亞漢文化圈内目前可見的最早的《入蜀記》注釋書，也是東亞範圍内較早對《入蜀記》的研究｡其注釋雖然簡單，也不事旁徵博引，但對於閲讀《入蜀記》有一定的幫助作用｡但我們也不必誇大《入蜀記注釋》的學術價值，我們甚至可以從中發現一些錯誤之處，如卷二七月八日引用到《建康志》，注云：“建康，後漢安帝時年號｡”這是將地名誤作年號｡九日“後主君臣皆失色”，注云：“後主，即元宗，名璟｡”這裏又將南唐中主與後主混爲一談｡這樣的常識性錯誤雖然不多，但也可以看出大槻的學術水平與江户時代的很多漢學家相比，似乎有一定的差距｡這可能是因爲到了明治時期，日本對漢學不再重視，漢學水平急劇下降｡
    現存和刻本宋代筆記基本上都是江户時代的刊本，只有《冷齋夜話》有五山版，現在我們一般將《冷齋夜話》看作是詩話，筆者已經有專文討論過《冷齋夜話》的和刻本情况[32]，這裏不贅｡目前可見最早的和刻本宋代筆記爲元和七年（1621）的古活字本《新雕皇朝事實類苑》，其他筆記基本爲江户時代初中期所刊｡江户時代各個書肆出版了很多出版目録，目前日本慶應義塾大学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已經將這些目録集合爲《江户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録集成》（四册）[33]一書，從中可見江户時代和刻本宋代筆記刊刻的情况，今列表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