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性总结
杨义先生的《文学地理学会通》一书已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月），全书58万字，完整的理论体系，清晰的学术思路，使我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历程与方法，有了更深的体会和认识。
“文学地理学”，最早由梁启超先生提出，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等踵武其后。但文学地理学真正受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重视，则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情。
杨义先生是较早运用“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学者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杨义先生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关注到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进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之后，正如杨义先生所言，他“文学地理学的情结就逐渐走向自觉”（《文学地理学会通·序》），尤其是2001年杨义先生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以后，他的《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一书，开始关注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突出了文学地理学、民族学的维度”，从而使“文学地理学的方法更充分施展的机会”，而“边缘活力”命题的提出，给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者以很大启示。在此期间，杨义先生一直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总结与实践探索方面倾注了很大心血，他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在先秦诸子还原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新发现。作为一个聆听过杨义先生讲授“文学地理学”的博士生，我亲身感受到杨义先生学术研究的思维敏锐与思想活力，以及当时这种研究方法带来的研究热潮和巨大影响力，我个人也曾尝试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撰写过一些学术论文。此后的文学家地理分布研究、文学作品地域研究、文学家族研究、地域性文学流派研究、地域性文学史研究等等，都成为文学地理研究的诸多分支，这极大促进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杨义先生《文学地理学会通》的出版，对“文学地理学”研究，意义非凡。
《文学地理学会通》，对“文学地理学”具有一定的理论性总结与实践性价值，体现了宏观的学术视野、严密的逻辑架构与科学的理论创新，是对新世纪十年来，同时也是对此前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总结。该书以汉民族文学与文化为基点，逐渐向外作“星状”发散，涉及中国古代其他民族、东亚其他国家，甚至来华的西方国家。例如，“地域文化编”中大多是汉民族文学、文化考量；“民族文化编”主要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研究；“中外论衡编”，写利玛窦，写“百年中国文学与朝鲜叙事”，其实关注的是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地理学；“现代人文地理编”，其实关注的是现代文人的文学地理学实践研究。从这个方面考虑，该书既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也有具体的实践意义。
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文学地理学会通》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新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杨义先生在书中最早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的四大研究领域，即区域文化类型、文化层面剖析、族群的划分与组合、空间流动。这实际上也是为学界指明了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新世纪十年来，在杨义先生这四大领域基础上，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越来越细化。正如杨义先生在《文学地理学会通·序》中所言：“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方法，如今已经逐渐成为古今文学研究的当家重头戏之一。它开拓了大量的地方的、民间的和民族的资源，与书面文献构成广泛的对话关系，从而使我们的文学研究敞开了新的知识视镜，激活了许多看似冷冰冰的材料所蕴含的生命活力。”这种说法是比较准确的。新世纪十年来，“文学地理学”研究取得了非凡的成果，以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课题为例，仅仅在先唐领域，此类选题申报成功率非常高。经过笔者统计，我认为文学地理学研究选题可以细化为五个方面：1、文人流动与地理分布对文学的影响研究，即根据某一地点、某一时期的文人流动倾向，考察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文学发生与进程；2、文学史料与地域文学研究，这种情况有两种，一种是纸上文献即已经出版的文献资料，另一种是地下文献即新出土资料；3、文学家族研究，近几年来，“家族文学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潮，有的高校还成立了某些大姓望族的家族文学研究所；4、地域性文人与文学研究，全国已经形成了一些“地域文学”研究中心；5、地域性文学史与文学思想研究，此类研究，主要是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转型、文学与其他学术与文化思想的关系研究。
从学科建设角度考虑，《文学地理学会通》具有学科建设的理论典范意义。自1913年中国学界第一次提出“历史地理学”概念，经过数代学人的努力，如今各高校已经陆续成立了“历史地理学”科研机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还有历史地理博士专业，使得“历史地理学”已经成为当世“显学”。然而，“文学地理学”却没有“历史地理学”如此幸运。自从梁启超提出“文学地理学”概念，古代文学研究者已经为此付出了很大心血，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已经成熟，但学科建设还缺少科研资助与投入。杨义先生《文学地理会通》一书的出版，相信会对这种状况有所改观。
当然，要想使得“文学地理学”成为一门学科， 并且进入招收博士生的程序，有很多限制，最起码需要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有在新时期提出这个命题的领军人物和研究队伍；第二，有代表性的理论专著，并受到了学界的认同；第三，进入高校并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
前两个条件基本具备了，杨义先生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刚出版的《文学地理学会通》一书，以及全国各高校形成的文学地理学研究队伍与专著，都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文学地理学会通》，作为既有文献考辨，又有理论阐述的专著，可以说是对新世纪“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理论性总结。例如，“总论编”中的“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与方法”，其实是从理论上论证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解决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意义、价值与方法论问题。“地域文化编”，则从具体的考证方面，论证中国古代楚文化、巴蜀文化、北方文化、吴越文化与地域、民风的内在联系。从“新学科”发展的角度考虑，本书在新世纪“文学地理学”研究进程中，一定会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在该书的影响与指导下，我们期待着“文学地理学”能够像“历史地理学”一样，成为高校研究生招生的新方向。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通过《文学地理学会通》一书，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杨义先生在文学地理学研究方面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善于从具体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入手，提炼出具有文学普遍性规律的理论命题，如他提出的“文学地图”、“三维推进”、“文化东亚”、“中国精神谱系”，以及“边缘活力”、“太极推移”、“现代大国的文化解释能力”等等，都给人以很大启示。这使我们意识到：文学研究者，仅仅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总结出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
杨义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开拓力，不时给人以惊喜与叹羡。尤其是近几年来，杨义先生的学术论著佳作不断，他充沛的学术精力与强烈的创新意识，以及他在学术道路上志在千里、披荆斩棘的学术精神，无不给人以很大的震撼。虽然他尚在“耳顺”之年，但从学术研究方法上而言，他早已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我们期待杨义先生创造更多、更好的学术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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