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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二十世纪初始，经过一百多年的沉积，通俗文学的研究可以说是收获颇丰、硕果累累。研究者们的讨论越来越活跃，思路越来越开阔，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时至今日，依然呈现出一种方兴未艾的局面。 对于“通俗文学”这一概念的理解，历来歧见纷纭。一般而言，它既指称中国文学史上的民间文学创作，也包括现实创作的通俗化﹑大众化且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从而满足一般读者消遣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文学作品，也有称之为大众文学或俗文学；它与文学史上所指的严肃文学或雅文学相对而言。对于究竟怎样研究通俗文学，似乎也没有一个标准或权威的观点。正因如此，也恰好给广大的通俗文学研究者及爱好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而那些动辄画地为牢的做法则往往会遮蔽我们的视野、束缚我们的手脚、钳制我们的思想。 暑期酷热难当，蛰居书房，得以从容拜读冯保善教授《文化视阈中的近古文学研究》（以下简称《近古文学研究》）一书，心有戚戚。现不避谫陋，对此作些引发，尚祈同好指正。 “文化”一词是我们的日常用语，也可以说“文化”无处不在，如影随形。在当今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人们也更加关注起了文化建设。但究竟应该怎样给“文化”作出一个合乎规范或被大多数人认同的定义，似乎又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对于这个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关键概念，自从19世纪上半叶文化学研究开始于德国以后，一百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有关统计，在1920年以前，有关文化只有6个不同的定义，而到1952年，便已增加到160余个。时至今日，据一些细心的研究者统计，中外学者关于文化的说法已达万种之多。当然，概括起来，关于文化的解释大致可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是狭义的，它强调的是精神方面的积累；一类是广义的，认为还应包括物质方面的内容。不论西方国家的学者，抑或我们东方诸国的研究者，似乎对广义文化持更加赞赏的态度。因此，现代的定论认为文化包含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由此看来，不论文化的定义有多复杂，但其和人类生活的密不可分的天然关系是不容否认的。而文学也就在人类创造的文化中滋生、发展和壮大，通俗文学作为和大众联系更为密切和广泛的一种创作样式，自然更容易为人们所关注和熟悉。 二 打开《文化视阈中的近古文学研究》一书，其“绪论”高屋建瓴，要言不烦，交代了作者之所以将“近古文学”起始定于宋代的理由，并旁征博引，从文学“新变”角度切入思考的问题，颇具文学史家的眼光。虽然本书是作者二十多年来部分论文的收录，但细细考校，颇能看出作者的学术理路，也让读者从中感受到不同一般的启迪。笔者认为这种启迪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作为出版人的冯保善，具备了一般研究者所未必有的深广阅历。作者曾长期从事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工作，并在此岗位兢兢业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其有关凌濛初方面的系列研究成果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可以想见，一个经年累月与书籍尤其是古旧资料打交道的人，检阅了大量古代典籍，并从中发现、积累自己感兴趣的各类资料，由此锲而不舍地展开个人的学术研究，当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从《近古文学研究》上编之“近古小说研究综论”看，作者正是发挥了这一优势。其《宋人说话家数考辨》及《宋人说话家数再辨》，当是对“宋人说话”这一现象的深入探讨，作者从宋代娱乐文化的角度对作为伎艺的“宋人说话”进行了全面而精审的考察，资料翔实，分析合理，考镜源流，论证严密，结论颇为公允而得当，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同样地，上编之《明清江南出版业与明清话本小说的兴衰》及《明清小说与明清江苏经济》两篇文章，以江南（江苏）区域经济发展为背景，或从明清江南话本小说的出版研究话本小说史的兴衰，总结明清江南出版商人对于明清话本小说发展的巨大影响；或从明清小说与明清江苏区域经济的关系，探讨明清时期江苏成为全国小说创作出版重镇的原因，并总结了本期小说中反映的江苏经济史料，取精用弘，殊为难得。而《明清通俗小说中的戏曲传播》一文，更是独具慧眼，于戏曲主要传播途径舞台演出和刊刻之外，探讨了通俗小说对戏曲传播所起的作用，并且列举大量案例，条分缕析，显示出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令人服膺。 这样的特点也见于《近古文学研究》的中编“近古小说研究分论”与下编“明清山人诗人研究及其他”之中。在这两部分中，作者考论的重点相对专门、具体，或者力求寻觅新的资料，为既有观点添砖加瓦、丰富证据，如关于《水浒传》成书的下限、《西游补》作者考索、李渔的生年等；或者在新发现资料基础上，努力弥补研究空缺，订正沿袭已久的错误，如夏敬渠及其家族与东林学派的渊源问题、董说的交游考索、陈忱的表字、顾苓的生年、张养浩的生平、对陈继儒的评价、《幽梦影》的创作时间等。 可以说，作者之所以能够得心应手地开展上述各个领域的研究，无不得益于其资料的丰赡及对资料爬罗剔抉的能力，而这正与其作为曾经的出版人的经历密切相关。 其次，作为学者的冯保善，有着睿智的识见。年过不惑的冯保善，离开他工作了多年的出版阵地，转到了高校工作岗位。或许，他是在寻找一个更能发挥自己才学的空间。虽然岗位变了，但曾经的黄卷青灯、孜孜以求的生活状态没有改变；多年的学术积累使他的研究更加得心应手，并且成果叠出，这不能不说是其人生的一大幸事。从《近古文学研究》我们可以感受到，无论是研究角度的选择，还是资料的考证与发掘，抑或是对作家作品的系统研究，作者对于诸多问题的探索，无不充满着睿智与才情，焕发出理性的识见。如对“宋人说话家数”的“考辨”与“再辨”，作者列举王国维、鲁迅、孙楷第等诸多前辈名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交代诸家观点相互牴牾但又异中有同的情况并指出其原因主要在于对原始材料的不同理解，然后以此为考察点，通过大量相关资料的排比、梳理，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作者也没有能够交代宋人说话家数的准确数字，但这正反映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近古文学研究》中有关明清小说与时代（区域）经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等关系问题的探讨尤具识见。如前述上编之《明清江南出版业与明清话本小说的兴衰》及《明清小说与明清江苏经济》两篇文章，此不赘述。中编《从晚明社会思潮看<灌园叟晚逢仙女>的真义》一文，从明代中晚期以降资本主义萌芽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孳生并蔚成大观从而引发社会风尚巨大变化的背景展开分析，接着又将探讨的触角深入到晚明社会思潮，并自然而然地过渡到晚明文坛一大批影响荦荦的文学大家与这种社会思潮的关系，从而见微知著，揭橥出了作品真正的要义，并肯定了作品积极向上的主流价值观，令人耳目一新。再如中编之《夏敬渠<野叟曝言>与晚明清初实学思想》一文，作者选择一个不为人所重视的视角，结合晚明清初的实学思潮，探讨夏敬渠创作《野叟曝言》的心理动因，并阐释其相关内容之深层意蕴，确为别出机杼，实乃不刊之论。 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曾经指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具备三项条件，即“史才”、“史学”、“史识”，而以“史识”最为重要。我们觉得这对于当下研究通俗文学同样具有借鉴意义。研究者具备了必需的才情和学养，如果缺少应有的学术眼光，不能对繁杂的资料披沙拣金并从中揭橥问题的本质，只是满足于就事论事的表面描述，毫无疑问，这样的讨论难免皮相之见或拾人牙慧，基本没有多少研究的意义。因了当下网络的发达和便捷，通俗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急功近利、巧取豪夺的诸多不良现象，不少研究者往往坐不住冷板凳，似乎更愿意走捷径。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研究工作者的一种悲哀，也是对神圣的文学研究的一种亵渎。 三 文史前辈余英时在其《中国文化史通释·明清小说与民间文化》一文中指出：“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下面这个事实：即本世纪（笔者按：指二十世纪）中国学人治戏曲史、小说史、宗教史而卓有成绩者无不植根于经、史、子、集的旧传统，如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垣、余嘉锡等都是显例。用中国传统的语言说，似乎学者若不能尽‘雅’（上层文化），则也不易深入地赏‘俗’（民间文化）；‘雅’与‘俗’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牵系。”[1]104这一段话，余英时是就柳存仁对小说史和道教史的研究而言的，认为柳氏的研究是从是从中国文、史、哲的综合传统中引申出来的，源远流长。这实际上给了我们一个启发：传统的文、史、哲和小说、戏曲、宗教等的研究并不相冲突；也许正相反，没有扎实的传统文化根基，我们的研究往往浮光掠影，很难做到慧眼识珠和把握住问题的内在本质。 前面讨论冯保善《近古文学研究》一书时也曾提到作者丰富的学养问题，其实这正得益于其经年累月的阅读积累，这种积累既有对稗官野史的广泛涉猎，更有对传统典籍的顶礼膜拜；这固然与其曾经的出版人经历有关，但也与个人心境的平和相通；而这也是众多学人都希望能够达到但又不是人人都能到达的境界。《近古文学研究》中有关对明清小说与江南经济及出版文化问题的系列阐述，正说明了明清士、商合流的现象，因此戏文、小说在这两类人的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商人意识形态和当时民间文化交互作用，又共同推动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否也正昭示了彼时社会雅、俗文化更趋融合的社会现象呢？这是值得我们通俗文学研究者继续探讨的话题。 《近古文学研究》下编有一篇《‘玩’出来的文化与‘玩’的文化——李渔的另类文化建构》的文章，娓娓道来，读来饶有趣味，似乎在向我们介绍清初曾经的一位美食家、戏剧家、园艺家，觉着有些难登大雅之堂。但正是这样的文字，给我们生动细致地勾勒出了一位被社会视作另类的文学家，其所经历的生活状态，正代表着一种别具风采的“‘玩’的文化”。文章结尾作者指出： 三百多年前，李渔放弃了中国士人“铁肩担道义”的社会政治使命，追求一种“玩”的人生，在“玩”中构建着他那另类的“玩”的文化，不仅自己“诗意”地生活，还以他的理论指导世人都去诗意地生活，这在当时，或被人诟病，而在我们今天看来，却要服膺他的先知先觉了。[2]258 同样地，《近古文学研究》下编中以《“山人”小史》为首篇的一组关于“明清山人”的系列研究，也可以折射出作者对这一中国旧时代文人中较为特殊群体的温情关照，并将他们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山林之美（江南文化）的视阈中进行比较、解剖，最终得出一个颇具说服力的结论，使我们对这一特殊群体有了一个较为全面和客观的认识。恰如美国人类学家克鲁柯亨所强调的，文化是指“整个人类环境中由人创造的那些方面，既包含有形的，也包含无形的。所谓‘一种文化’,它指的是某个人类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整套的‘生存式样’”。[3]13 于此，我们似乎受到某种启迪和激励——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他一定是情感细腻丰富的人，也是一个思想开放、性格洒脱的人；他应该有着广泛的兴趣，或者以一种不同一般的生活方式或态度面对世俗社会的挑剔、审视，而他自己又不改初衷、乐在其中，从而创造和发展着生活的艺术。反躬自问，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是否也应该具有这样的情怀呢？其实，在通俗文学的研究对象中，有许多类似的另类现象，它们往往展示着有别于传统文化所折射出的价值观念，而呈现出一种新气象、真性情，并引导我们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观照，从而展开较为深入的探讨。 例如上个世纪初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就曾经遭到新式作家的猛烈抨击。郑振铎称“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为“文娼”、“文丐”；[4]740茅盾则认为：“《礼拜六》派（包括上海所有定期通俗读物）的对于中国国民的毒害是趣味的恶化”，“《礼拜六》派的文人……把人生当做游戏、玩弄、笑谑，他们并不想享乐人生，只把它百般揉搓使它污损以为快，在这地方尽够现出病理的状态来了”，“这样的下去，中国国民的生活不但将由人类的而入于完全动物的状态，且将更下而入于非生物的状态里去了。”[5]199—200于此基本可以看出，茅盾从负面的角度把“鸳鸯蝴蝶派”对国民“趣味”的影响推到了极点。作为深得“五四”新文化气息熏陶的一代知识分子，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似乎与传统士大夫有关大众文化的看法不分轩轾。真如有学者指出的： 在传统时期，统治阶层对庶民文化多半抱持一种批判或轻蔑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淫词小曲、演义小说中，充满了颓废、色情、逸乐乃至颠覆的低劣品质。一直到现代，对大众文化的类似批评还依然可见。[6]199 其实，无论何时何地，源于社会最广泛的民众土壤的大众文化，如果真的剔除了其中“游戏、玩弄、笑谑”乃至色情的成份，其属性是否还算得上大众或许就真的成了问题。而如果论者能够抛开固有成见，放弃那种简单的道德式的审判，那么我们就会意外地发现，大众文化的上述特质，恰恰更为接近中国社会的实际情状。看来，特定的政治、文化生态，对于不同时代的文化研究者的心理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可否认的，也是值得我们警觉的。 要之，作为通俗文学研究者，我们自身应该充满生活情趣、常存好奇心态；惟其如此，研究才能产生心灵的呼应，并发掘人生真正的乐趣。 作者简介：许卫全（1963—），男，江苏张家港人，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与美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参考文献： [1]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5. [2]冯保善.文化视阈中的近古文学研究.[C]北京：中华书局，2012.12. [3]刘智.新闻文化学.[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3. [4]芮和师、范伯群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下）[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5]转引自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3. [6]李孝悌.中国近代大众文化中的娱乐与启蒙.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