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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战乱纷争和无所不在的紧张气氛不谈，就文化中国而言，晚清民国是富有魅力的时代，一批传统文化学养丰厚的硕儒大师与留学西洋、学贯中西的大才俊彦，共同撑起了文化中国的灿烂天幕，而旧体诗词的落霞余辉正是这天幕中的景致之一。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往往是在旧体诗词及诗人缺席的情形下进行的，在价值定位、审美经验、文坛格局的描述等等方面皆因这缺席而与实际情形有种种偏差或背离。尹奇岭博士的新著《民国南京旧体诗人雅集与结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简称《研究》）以民国南京为主要时空范围，呈现了民国时期以旧体诗词为中心的旧体文学的活力与魅力，为目前研究薄弱的环节上增添了坚实的基石，这无疑是学术界有关民国时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这部新著有以下几个特色值得介绍。 一 选题新颖，史料丰赡 首先，《研究》在选题上是新颖的。系统地研究民国南京的旧体诗人雅集与结社情形，《研究》可以说是第一部。此前已有的对民国南京雅集与结社的描述成果寥寥，且多零星散论，如张亚权的论文《汪辟疆先生藏九教授结社题诗扇面考论》，只涉及上巳诗社中的社长考辨。《研究》一书则颇为翔实地考察了梅社、潜社、上巳诗社、如社、白下—石城诗社，还对发生在扫叶楼、豁蒙楼、玄武湖三个文化名胜之地的几次大型雅集情形进行历史钩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就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的研究上，《研究》算不上是拓荒之作，胡迎建的《民国旧体诗史稿》、曹辛华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等著作都涉及到民国旧体诗词，《研究》作者富有眼光地选择了南京这一地区的雅集与结社作为论述的中心，则有助于将话题谈得更深更透。 其次，值得肯定的是这部新著在史料方面的丰赡与可靠。作者在《后记》中曾谈及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底层的民国书库和四楼的古籍特藏室中埋头故纸堆的情形，并写出了对史料重要性的认识：“在泛黄、尘封的纸页上，生动记录着过往时代的信息，这是任何事后的建构代替不了的。”[1]《研究》中涉及的多数旧体诗词的社团都是前人不曾细致梳理过的，活动情况和人员组成只见于当时刊发的诗集或词集的序言，或者诗词集中附加的注解性文字中，要么就是各个社团成员事后回忆性的文章（这些回忆中有关的人物构成、时间点等等常有出入，需要参考不同文本、查对原始资料，在对比中做出判断），也就是说选题本身就对史料有严苛的要求。一般说来，有价值的选题往往伴随史料范围的突破，《研究》一书也不例外，引入了《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暑校日刊》《东南论衡》《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国立中央大学日刊·校风》《国立中央大学文艺丛刊》《金大周刊》《民意》《南京文献》《同声》《学海月刊》《小雅》《逸经》《庸言》等大量地方性文献，为读者提供了与文学史反复描述的《新青年》《小说月报》《每周评论》《创造月刊》《语丝》《现代评论》等不同的视域。基于大量的一手资料，该著在考证上也细密深入，如对梅社、如社、上巳诗社以及几次大型雅集的考证方面，条理缜密，辨析入微。 二 观点精当，新见迭出 《研究》一书不仅有坚实的史料基础，还在观点上时有突破，体现了作者不先预设观点，而是在大量原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观点的写作诉求。下面摘取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是在新旧文学经济状况方面的对比研究。美国学者达恩顿从经济视角研究《百科全书》，认为《百科全书》是依靠金钱与权力的联合才打开了进入法国社会的通路。《研究》显然受《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的启发，认为中国的新文学／文化运动在经济上的表现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作者通过张元济日记考察商务印书馆对所要出版的书籍成本和销售行情进行精细评估的情形，说明即使著名文化人如章太炎之类也要接受经济天平的严格衡量。《研究》还通过《申报》与《民国日报·觉悟》之间互相推诿，刺激对方先试验白话文的有趣范例，说明各大媒体之间都试图触动别人先试验，自己伺机跟进，而不愿意自己先试验，从而说明新文学背后经济规律的制约，水到渠成地阐明新文化也是一种生意。作者还从黄侃、吴梅、郑孝胥等人的日记中发掘出他们在束脩、润笔等方面的巨大收入，将民国时期旧体诗人雅集、结社活动与经济收入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说明在新文学的强势逼迫之下雅集、结社依然盛行的原因，观点新颖独到。作者得出结论：“旧文学／文化虽然相对于强势的新文学／文化在公共传媒中处于失语的境地，销售低迷，得不到书商报馆的青睐，但当其退回到自己中上层文化圈之后，在某些小范围内，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经济能力，对于某些特定的人来说，旧文化的经济转化能力实在达到惊人的地步。”[2]这较之以往很多文学史对民国时期文学场的描述来说要客观公允得多。 二是关于新文学形式制度方面的描述，以往的文学史描述最多的是白话革命，而对于句读、分段和横行排版都是很少涉及或忽略不计的，该著为我们提供了对新文学的建立具有重大意义的另外两方面的内容，令人耳目一新。作者对此有精到的论述：“在三者之中，最重大的变革是第一个方面，即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书面工具，其它两项居于辅助地位，但并不是说其它两项变革是可有可无的，新式标点的运用、分段制度的使用，同样具有重大意义，没有其它两项制度的配合，新文学的形式不能算是最终确立。”[3]在新文学形式制度建立过程中的教育实验方面的内容也是该部分颇为出彩的地方，作者敏锐地抓住民国时期张耀翔、杜佐周、艾伟等学人对于文言白话、分段、横行与直行排列的阅读效率方面的实验研究，为我们展示了白话战胜文言的崭新证据。 有关20世纪40年代汪伪统治时期，南京的旧体诗词一度繁盛，对于这种发生在民族苦难深重年代的特殊现象，作者没有粗率地判定这些创作的反动与没落，而是认为在国破家亡之际，传统文化无形中被赋予了国族象征的意义。作者客观地描述汪伪政权时期旧体诗词的回潮情况：“旧体诗词在四十年代汪伪政权下的复兴，让我们看到文化在国破家亡之际深厚的抚慰功能。汪伪政权上层人物和依附他们的 一些文人，都不约而同地拿起了他们所习惯的毛笔，写起了旧体诗词，逃进了诗词格律之中，吟哦中抒发郁闷和苦恼，在互相慰藉中减轻痛苦的程度。这种情形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巨大的包容性，和对传统文化的多元利用。”[4]《研究》一书在诸如从民国时期期刊上发表的新旧文学比例变化的实证性考察，以及旧体诗词刊刻传播的变化等方面的描述，也都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 视野开阔，意趣兼得 从大量的注释来看，《研究》一书征引了大量资料，除一些珍贵的原刊资料外，还包括当下学人的最新成果及西方学者的著述，不仅可见出作者的勤勉，还使《研究》拥有宽广的视野。《研究》从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的经济状况开始谈起，系统整理梅社、潜社、上巳诗社、如社、白下—石城诗社，以及癸酉九日扫叶楼、甲戌玄武湖修禊、豁蒙楼登高三次大型雅集等的人员构成、活动内容、持续时间及各个社团之间的社员交叉情况的基础上，探讨了新旧文学之间的关系，在《结语》中还对传统与启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反思。作者以民国南京为时空的界限，但又不局限于此，还为我们展示了更为宏阔的时空背景，通过展现民国南京旧体诗人的雅集与结社，揭示了民国文学的复杂状貌，打破中国现代文学界长期以来秉持的片面民国文学观，让我们除了看到新旧文学的斗争的表象之外，更深入地了解两者之间复杂的沟通与互动关系。 《研究》另一个值得介绍的特色是趣味性。与一般板着面孔说话的学术著作不同，该著在保持严谨学术规范同时，插入了大量亦庄亦谐、妙趣横生的轶事趣谈，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和观赏性。如《绪论》中摘引《忘山庐日记》的趣联： 昔有无名氏女子，颇擅才誉，工诗词，偶行桥上，为绝对云：人立小桥，形影不随流水去。苦思不能属对，以是病死。后每夜桥上辄闻人朗诵此语。未及，有学使舟过，夜泊其地，闻之，询于舟子，悉其故，乃晤为鬼。因为对云：客宿孤艇，梦魂曾自故乡来。自此其声遂绝。此语传之久矣。余亦曾戏为对云：客穿曲径，屐声如逐落花来。已而，嫌其上联形影二字似太凄冷，近鬼语，为改孤影，云：人立小桥，孤影不随流水去。余下复为对云：鸟来闲院，低声疑为落花啼。亦佳联也。 如第二章从刘成禺《金陵今咏本事注并序》中摘引的陈三立的风雅韵事： 陈伯严（三立）世丈，卜宅青溪时，出门茫不识路。一日冒鹤亭（廣生）语陈丈曰：予今日闲游顾楼街，见横波茶楼，入座呼茗，楼上楹柱，联语极佳。曰：泪海生桑，如此江山奈何帝；眉楼话茗，无多烟月可怜人。街以顾名，横波茶楼，云即眉楼遗址。陈丈莞然。当夜大雪严寒，一人呼车，往横波茶楼，天明返家，终夜遍寻不得，蓋忘顾楼街名也。予在匡庐，询及访横波茶楼旧事。陈丈曰：乘兴而往，兴尽而返，何必见横波茶楼耶？一诵联语，横波身世，已逸味在胸中矣。 类似以上或隽永或谐趣的故事在《研究》中尚有不少，既增添了阅读的快感也展示了古典诗词的魅力和那个时代人物的可爱，同时也见出作者在行文布局上的趣味与追求。 展读《研究》一书，我们得以了解民国南京旧体诗词在私下的空间里依然保持了葱茏的活力和相当的经济力，这是湮没在现代文学史经典话语下的真实文学生态的一部分。在对这些旧式文人日常诗意生活的流风余韵感慨万千的同时，也加剧了我们对文学史的困惑和不安。这些业已消逝的人文风景如果没有作者的辛勤打捞，很难浮出文学史的地平线。面对《研究》所提供的民国时期南京旧体诗词创作的大量史料，我们恐怕再也无法漠视民国旧体诗词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从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开始，“重写文学史”就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一个时髦的口号，并日益形成一股巨大的潮流。每位重写文学史的人都希望自己的文学史叙述能够不断接近历史的本然，表达自己对文学、历史、现实的态度和判断。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几部被公认为写得较好的文学史。“今天，我们注重原始材料的价值，追求研究主体‘返回历史现场’的亲临感，意味着对历史的偶然性和事件的‘日常’性的关注。历史的真实，往往就体现在这些平淡的历史现象中。”[5]我想《研究》的意义也正在于此，通过对原始材料的细密发掘与考辩，返回历史的现场，为将来的文学史叙事夯实坚实的地基。正如范伯群所言：“要真正写出一部‘多元共生’的文学史，恐怕还要经一、二代研究者的努力。好在我们有许多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他们为做学位论文到处在找寻前人未曾涉足的空白区，他们的‘经营空白’，有助于进行地毯式的普查，这是很有意义的科研工作。”[6] 当然，《研究》也有些地方笔者不敢苟同。作者在绪论里面写了“新旧文学的纠葛”，而到了第六章的《新旧文学关系初探》又用专门一章的篇幅来探讨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关系，有些地方不免重复。对新旧体诗之间的互动与转变有所探讨，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该选题还有些未竟的工作，如乙亥（1935年）上巳乌龙潭雅集等较大型的雅集因资料缺乏只好付诸阙如，也是遗憾。另外，除了南京，其他地区如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雅集与结社情形如何，它们与南京有何异同，这些地方叠加起来会构成一幅怎样的版图，这一版图在新文学的疆域里又占有什么样的位置？这些都显示了该研究仍有可以延展的空间，祝愿作者在民国旧体诗词研究方面能有新的创获，也期待更多的学人关注“暗香浮动”的民国旧体诗词研究。 注释： [1][2][3][4]尹奇岭：《民国南京旧体诗人雅集与结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5、40、269、179～180页。 [5]杨联芬等编《20世纪中国文学期刊与思潮：1897—1949·绪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6]范伯群：《每一代人都理应用自己的观点编写一部文学史——评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9期。 ［作者简介］张堂会，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