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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雷 内容提要：六朝诗歌开始盛行典故运用。用典本为“笔”的专利，公文撰作“酌古御今”习以为常。诗歌用典，一是古往今来延续着讲史、爱古、引古的传统；二是古代有“善士”之“尚友”传统，把自己与古人的“比事”并列；三是文学创作的知识化使然。六朝诗歌的写景、叙事、说理抒情都用典，用典有语典、事典之分，由于“询事考言”的传统，事典则重于语典。咏史诗中，历史人物具有独立地位的，用典则不然，历史人物对诗歌主人公而言起着替代与证明的作用。用典给诗歌提供了一种新型诗歌意象——具有故事性、戏剧性的历史意象，在《古诗十九首》直抒胸臆的传统外，为诗歌开出新的一路。庾信诗歌用典的成功之处，一是把诗歌抒情主人公“我”的个人遭遇与整体意义的人民群众结合起来，也就是让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员来抒情；二是把诗歌抒情主人公“我”与有某种特殊经历的诸历史人物并列起来，也就是让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员来反复抒情。于是，诗歌的抒情在形式上把自我与集体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毛诗序》所谓“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诗歌吟咏，诗歌实现了既是自我的，又是自觉的集体意识的表达。 用典，运用典故，亦称用事，凡引用过去有关人、地、事、物之史实或语言文字，即称“用典”。虽然诗歌创作很早就有用典，但社会有意识地视用典为“诗之为技”之一，[1]则在南北朝时期，其标志就是文论家们把诗歌用典作为论述对象，如《文心雕龙》、《诗品》、《南齐书·文学传论》等。本文探讨六朝诗歌用典的历史逻辑，阐发其产生、发达的文体学背景，通过对用典功用的分析，揭示用典在诗歌创作中的内在合理性。 一 用典本为“笔”的专利 中古时期“文”、“笔”的区分，内涵之一即诗赋与“公家之言”之分，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称自己的撰作“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2]“事外远致”是私人化情趣性文字，为诗、赋之类的“文”；“公家之言”是实用性文字，为“笔”；隋人《文笔式》称“制作之道，唯笔与文”，“文”有诗、赋、铭、颂、箴、赞、吊、诔，“笔”有诏、策、移、檄、章、奏、书、启，[3]所述“笔”者即有关政事实用性的“公家之言”。 “笔”的撰作多要用典，刘勰《文心雕龙·事类》早有指出： 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 所以刘勰得出结论，称文章用典的“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是“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4]生活中尤其在政治运行上用古语以论证，本是一种规则，汉韩安国所称“古之人君谋事必就祖，发政占古语，重作事也”。[5]如《左传》中就多有引古语之处，发布政令或施行政治措施，必定用古语预测吉凶。 再从实际应用来说，汉初朝廷“以经义断事”，清人赵翼称“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举例如“张汤为廷尉，每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者，补廷尉史，亭疑奏谳”；又如“倪宽为廷尉掾，以古义决疑狱，奏辄报可”等，结论即“此皆无成例可援，而引经义以断事者也”。[6] “以经义断事”与先秦《孟子》、《荀子》的著述引诗一脉相承；汉代也多著述引诗，如《韩诗外传》卷一： 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降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而亡。《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7] 《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诗》云：“殷士肤敏，祼将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无常予，无常夺也。[8] 而当有“成例可援”，即赵翼所称“后世有一事即有一例”。朝廷就要以典故、以前例定事、定礼，以典故、旧制、旧例衡量当前的行事，这就是所谓引经据典。后汉荀爽“为硕儒”，对社会某些做法，荀爽“皆引据大义，正之经典，虽不悉变，亦颇有改”。[9]“龚遂字巨卿，拜尚书郎，性敏达，弥纶旧章，深识典故。每入奏事，朝廷所问，应对甚捷。桓帝嘉其才，台阁有疑事，百僚议不决，遂常拟古典，引故事，处当平决，口笔俱著。”[10] 《论衡·别通》称“萧何入秦，收拾文书，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11]此即“笔”，《汉书·儒林传》载，公孙弘上书，称如何把“笔”类文字写得“尔雅，训辞深厚”，就是要重视文学掌故的作用，武帝从公孙弘请，命郡守与诸王相选学行并佳之士，赴太常学习，一年后经考核，通一艺以上者，补文学掌故缺。文学掌故得补郡国属吏之缺。[12]掌故即旧制、旧例，掌故又是官名，掌管礼乐制度等史实者；懂得了旧制、旧例这些掌故，处理政事有了依据，如《后汉书·左雄传》载：汉帝欲封乳母宋娥为山阳君，邑五千户，左雄就以没有先例而阻止，所谓“尚书故事，无乳母爵邑之制”。[13]而作为处理政事的“笔”，其中多有典故是肯定的。就历代“笔”体文字看，如刘琨等《劝进表》提出“前事之不忘，后代之元龟也”，[14]袁豹《为宋公檄蜀文》提出“此皆益土前事，当今元龟也”，[15]都提出要用典。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多有“笔”体文字运用典故的叙说，如《檄移》篇称檄文的“标蓍龟于前验，悬鞶鉴于已然”，《奏启》篇称奏文的“酌古御今”，《议对》篇称晁错的“对”的验古明今”，[16]等，公文撰作的用典习以为常。 钟嵘《诗品序》谈到诗歌的用典说：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17] 他是从反对诗歌用典来谈的，此中告诉我们这样的信息：“笔”的用典理所当然，“诗”的用典是受其影响，但没有必要。诗歌的用典，在“笔”之大家身上体现的最为显著。《诗品》载，任昉以“笔”著称，世称“沈诗任笔”，晚节对诗歌“爱好既笃”，但作诗“既博物，动辄用事”，[18]这是可以相见的。 二 诗歌用典的逻辑与文学史进程 诗歌用典的逻辑起点可从更大范围来思考。 其一，中华大地历史悠久，古往今来延续着讲史的传统。《逸周书·史记》载左史戎夫为周穆王讲史的例子。正面来讲，儒家特别讲究“法古”、“法先王”；《墨子·非命上》： 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19] 所谓“本之”，主要是根据前人所谓“古者圣王”的政治经验，其依据是求之于古代的典籍。而反面来讲，夏桀、商纣也成为世人鉴戒的对象，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当诗强调“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的训诫，运用典故应该是自然而然的，过去的事是有确切意味的，述古最能体现训诫，如《文选》所录韦孟《讽谏诗》，前半部分就是述祖宗的讽谏经历，虽然这不是典型的用典，但可见诗歌以述古而训诫的用心。而且，对古代的人、事、物等，成为一种兴趣，一种爱好，如梁武帝践阼后与的老朋友何点说：“昔因多暇，得访逸轨，坐修竹，临清池，忘今语古，何其乐也。”[20]诗歌的怡情同样需要“忘今语古”。 其二，“善士”之“尚友”传统。诗歌的用典，即把主人公与古人的“比事”并列，这本是孟子所说“尚友”传统，所谓“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21]作为“善士”就要“尚友”，“尚友”就是要与古人并列在一起。就像鲍照写自己“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落笔则在“自古圣贤尽贫贱”，[22]与古来“贫贱”者并列在一起以自许。 其三，诗歌由民间而文士的进程，使诗歌中显示知识成为必然。南北朝时盛行掌故知识的比胜，如梁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并“加其赏赉”，[23]梁武帝还每每与文士比试掌故知识，《梁书·沈约传》载： （沈）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24] 又如梁时孔休源的任用，“武帝尝问吏部尚书徐勉求一有学艺解朝仪者，为尚书仪曹郎，勉曰：‘孔休源识见清通，详练故事，自晋、宋起居注，诵略上口。’武帝亦素闻之，即日除兼尚书仪曹郎。时多所改作，每逮访前事，休源即以所诵记随机断决，曾无疑滞。吏部郎任昉常谓之为‘孔独诵’。”[25]掌故知识储备的炫才式比拼，助长了文学创作中的用典之风，二者相辅相成。当钟嵘说“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26]虽从反面而言，但也实事求是。 进而，诗歌用典又在“多用新事”上比胜。如梁时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27]陈时姚察“唯以书记为乐，于坟籍无所不睹。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见，咸重富博”。[28]钟嵘《诗品序》也说“竞须新事”为“尔来作者，浸以成俗”。[29]南朝文学创作的风气是所谓“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30]用典已是一种创新，而“竞须新事”、“多用新事”更是创新中的创新，为人注重。 由上述三者可知，当“属辞比事，乃为通谈”作为文章撰作的程序，那么在排比事例，把古代的事、人二者也列入自己的叙写之中，自然是合乎情理的，也显示出文人作品的本色。 诗歌用典也有自己的历程，《文心雕龙·事类》称： 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31] 《南齐书·文学传论》论文学之“三体”其二： 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32] 刘勰所谓“《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33] “前言往行”即用典有所谓“语典”、“事典”。 “语典”，魏时以曹操《短歌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以及“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为著，用《诗经》成句。傅咸有《孝经诗》、《毛诗诗》、《周易诗》、《周官诗》，即是“全借古语”。应璩《百一诗》，《诗品》亦称“善为古语”，[34]即多用语典，此以李善注看其诗中词语。“下流”，《论语》曰：“是以君子恶居下流。”“慎厥初”，《尚书》仲虺曰：“慎厥终，惟其始。”“名高”，《韩子》曰：“说之以名高。”《史记》曰：“灌夫亦得窦婴，通列侯宗室，为名高。”“侵诬”，《三略》曰：“侵诬下民。”“隳官”，《高唐赋》曰：“长吏隳官，贤士失志。”“田家”，《汉书》杨恽书曰：“田家作苦。”“酌醴焚枯鱼”，蔡邕《与袁公书》曰：“酌麦醴，燔干鱼，欣然乐在其中矣。”“仁智居”，《论语》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筐箧无尺书”，《新序》孙叔敖曰：“府库之藏金玉，筐篚之汇简书。”“避席”，《孝经》曰：“曾子避席。”“贱子”，《汉书》曰：“王邑请召宾，邑称贱子。”[35] 事典重于语典，这是因为事本来就重于言。《尚书·舜典》“询事考言”，孔氏传：“汝所为之事，皆副汝所谋。”[36] “询事考言”即用“所行之事”来验证当初所立“言”的约定实现了没有，用“事”做得怎么样来验证“言”是否算数。《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37]言之所以为信者，以“事”为准，故魏征所说“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就是明显一例。[38] 诗歌的写景、叙事、说理、抒情都可以用典。 其一，写景的用典。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元天高北列，日观临东溟。入河起阳峡，践华因削成”，李善注：“庄子曰：阏弈之隶，与殷翼之孙，遏氏之子三士，相与谋致人于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见列星。司马彪曰：元天，山名也。《汉书》仪曰：泰山东南日观者。鸡一鸣时，见日始欲出，长三丈。所言日观者，望见长安，其高如视浮云。”“《过秦论》曰：践华为城。《山海经》曰：泰华之山，削成四方。”[39]这里景物的用典，让人沉浸在历史文化之中，壮大了普通自然景物之“游”的魅力。江淹《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此山具鸾鹤，往来尽仙灵”，用典增添了登山的神奇。 其二，抒情说理的用典，如谢混《游西池》“无为牵所思，南荣诫其多”，李善注：“《庄子》：庚桑楚谓南荣趎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40]运用“南荣诫其多”的历史故事，叙说“无为牵所思”的理，说理成为意象。此类用典多在下判断之处，颇有著述引诗之气，如谢灵运《富春渚》“怀抱既昭旷”，李善注：“《庄子》苑风谓谆芒曰：原闻神人。谆芒曰：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此谓昭旷。”[41] “昭旷”有如此魅力，当然“外物徒龙蠖”了。 其三，叙事的用典。如《短歌行》叙主人公之事，“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以周公叙自我。较早体现出用典特征的诗作还有魏人杜挚（？—255？）诗《赠毌丘俭》，诗称“才非八子伦，而与齐其患”者，诗人把自己与历史上“八子”曾经“志未伸”者并列起来，当然也有如果壮志得伸，也会与“八子”一样发达有所作为。又如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叙他人之事的用典，其“虞风载帝狩，夏谚颂王游”，李善注：“《尚书·虞书》曰：岁二月，东巡狩。《孟子》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以“虞风”“夏谚”证明元嘉之治下的出游。其“江南进荆艳，河激献赵讴”，李善注：“《吴都赋》曰：荆艳楚舞。《列女传》曰：赵津女娟者，赵河津吏之女也。初，简子南击楚，将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娟攘袂操楫而请，简子簉之，遂与渡。中流，为简子发河激之歌。”[42]今人进舞献歌之事被“江南进荆艳，河激献赵讴”替代了，于是，进舞献歌不仅仅只是其本身，而且还有进谏等意味。 三 用典与新型诗歌意象 用典与咏史，有区别又有联系。咏史诗所咏的历史人物在诗中是具有独立地位的，历史人物即为主人公。典故则不然，《文心雕龙·事类》称用典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43]即以历史事件表达类似的现今事件，以历史人物证明当今人物，其主要目的是观照现实，因此，历史事迹与历史人物在诗歌中是没有独立意味的，要紧的是替代与证明。但用典与咏史的共同点，即在诗歌中注入历史意象。古代文人诗歌自《古诗十九首》起的传统，就是追求直抒胸臆的自我叙说与评价，谢榛称《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44]此即所谓直抒胸怀。钟嵘《诗品序》云：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45] 他是站在反对用典的立场上讲，这也就是《古诗十九首》以来的诗歌传统。即便是运用比兴，也只是以他人之事吟咏自我，对他人之事也是直抒其怀，如曹植《美女篇》，刘履《选诗补注》解释说：“子建志在辅君匡济，策功垂名，乃不克遂，虽授爵封，而其心犹为不仕，故托处女以寓怨慕之情焉。”[46] 而典故的运用，就是在用历史意象进行叙说与评价。当我们用意象来阐述诗歌的表现力时，也就是说用典使诗人创造出新型的意象——历史意象，把本来是直接抒发、叙说的感情、思想、理论转化为意象来叙说与评价。相对于原有的自然物象、社会物象、理论物象而言，新型的意象——历史意象的第一个特点，即对诗歌的抒情来说，增强了叙事意味。历史意象本身起码具有两重意味，一是现实，二是所追溯的历史；而后者往往是“事”，如诗歌的景物，由于用典而被赋予历史文化事件内涵；诗歌的说理抒情，由于用典而被赋予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场景等；新型历史意象具有的故事化情节，必定为诗歌创设新的语境与戏剧化的情境。本来故事性、戏剧性与诗人的“诗言志”、“诗缘情”多是不搭界的，但因为运用了典故，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使“诗言志”、“诗缘情”传统下的诗歌内部有了故事性甚或戏剧性。历史意象的第二个特点，即把现实事件、人物与历史相并列起来，扩大了诗歌的抒情张力，庾信诗歌的用典最能说明这一点，以下述之。 四 庾信用典的抒情张力 六朝用典，庾信为最，陈祚明称“使事则古今奔赴”，[47]陈沆称其“湘纍之吟，包胥之哭，钟仪‘土风’，文姬‘悲愤’，苍然万感，并入孤衷”，[48]盛赞庾信诗歌的用典。庾信《拟咏怀》27首的用典最能显现出新型意象的抒情张力。 其一，庾信诗歌通过用典，有意混淆古今时间界限，把诗歌抒情主人公的“我”与诸历史人物并列起来，以扩大现实生活中的“我”的表现领域。诗人自我与具有特定意味的历史人物与共同组成某种意蕴，抒情主人公的个体跳出自我小圈子的局限，有形无形地带有一种历史感，个体不仅具有个体本该具有的意识，而且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员，个体的情感也扩大而成为历史的情感。如其二十六： 萧条亭障远，凄惨风尘多。关门临白狄，城影入黄河。秋风苏武别。寒水送荆轲。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49] 前四句描摹北地之景，是写现实的抒情主人公羁留北方的处境。接着写李陵滞留不得南归，写众人送荆轲一赴秦国，写项羽被围垓下的帐中长歌，这几件事本不与抒情主人公处在同一时间段，正因为都是出于绝境的悲，他们与抒情主人公贯联在一起。于是，读者在体味抒情主人公的悲的同时，也体味着李陵、荆轲、项羽的悲；于是，本不属于庾信个人事迹所产生的情感也归结到抒情主人公身上，这当然扩展了抒情主人公悲痛的内涵，其形象也就具有更深切的感染力。 如此以前人的事迹来阐述自己的经历，以前人的事迹替代自己来表达情感，抒情主人公的经历情感与历史人物的经历情感在诗中反复交相出现。如其四： 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离宫延子产，羁旅接陈完。寓卫非所寓，安齐独未安。雪泣悲去鲁，凄然忆相韩。唯彼穷途恸，知余行路难。[50] 抒情主人公怎样到了敌国任职而思念故国的经历情感，是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表现出来的，但庾信诗歌用典的意味还不仅仅在于替代，诗人把自己与具有相似经历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并列在一起反复吟咏，让流落异域的悲痛与汗颜任职的无奈一次又一次地激荡读者的心灵，重重叠叠地堆积在读者心头，深入并加强了抒情的力度。 其二，庾信诗歌通过用典，把个人遭遇与历史大事件结合起来，有意混淆具体发生在个体身上的事与广大人们所经历的事件之间的界限，个体不再只是个体，而成为整个集体中的一员。如《拟咏怀》其十三： 横流遘屯慝，上墋结重氛。哭市闻妖兽，颓山起怪云。绿林多散卒，清波有败军。智士今安用，忠臣且未闻。惜无万金产，东求沧海君。[51] 前四句写大祸临头的气氛，“绿林”二句，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社会大背景的重笔叙写，典故的运用确定了抒情主人公是身处这样一个宏大的环境中活动的，确定了抒情主人公是如此集体活动的一员。“惜无”二句用典，写自己的有心无力，具体叙说自己是集体活动中的一员，社会大背景有了人物参与的具体感。典故的运用使诗歌体现出集体的经历就是抒情主人公的经历，集体的情感就是抒情主人公的情感。又如其十一： 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52] 前十句叙写梁朝覆亡的悲剧，以舜之二妃啼枯湘水竹、杞梁之妻哭坏高城墙以及历史的各种战争的残酷为典，述说发生在梁朝故国人民身上的苦难；而“眼前”二句，则说这苦难也是直接发生在抒情主人公身上的。那么，整首诗的抒情主人公，已经分不清何为人民、何为自我，二者已经融为一体。 如此通过用典，诗人力图表明，这个抒情主人公不仅仅是诗人自身，既是作为集体的一员超越自身，又是代表着一群特殊的历史人物抒情的。抒情主人公的情感领域此时此刻有着极大的扩展，不仅仅具有作者自身经历所引发的情感，而且还具有整个集体以及经历过其他各种各样事件的历史人物的情感，于是抒情主人公的情感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当诗中直接抒情时，这是作为现实的人——庾信，从当前羁留敌国的处境出发去思考问题的；当诗中诗歌用典时，这是把抒情主人公与古代事件、古代人物并列起来，显示出庾信是从善于思考与回顾的诗人身心出发，用历史与社会来理解当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因此，诗歌的抒情主人公不仅仅是诗人自己，而且还代表着更广泛的人群在发言。于是，读者不仅仅被诗人个人的情感所打动，还被历史上众多人物的经历情感所打动。[53] 五 用典与诗歌的文体特征 个人是作为集体中的一员来抒情的，这正是《毛诗序》所推崇的《诗经》作品的文体特征，即所谓“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孔颖达《正义》曰： 一国之政事善恶，皆系属于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诗者，谓之《风》。 言道天下之政事，发见四方之风俗，如是而作诗者，谓之《雅》。言《风》、 《雅》之别，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 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诸侯之政行，风化于一国，故谓之《风》，以其狭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谓一人言之。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故作诗道说天下之事，发见四方之风。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齐正于天下，故谓之《雅》，以其广故也。《风》之与《雅》，各是一人所为，《风》言一国之事，系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系一人。《雅》言天下之事，谓一人言天下之事。《风》亦一人言一国之事。序者逆顺立文，互言之耳。故《志》张逸问：“尝闻一人作诗，何谓?”答曰：“作诗者，一人而已。其取义者，一国之事。《变雅》则讥王政得失，闵风俗之衰，所忧者广，发于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风》、《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则一国皆美之；一人刺，则天下皆刺之。《谷风》、《黄鸟》，妻怨其夫，未必一国之妻皆恐夫耳。《北门》、《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举其夫妇离绝，则知风俗败矣；言己独劳从事，则知政教偏矣，莫不取众之意以为己辞。一人言之，一国皆悦。[54] 虽然说诗人所抒发的，是个人之独特，所谓“妻怨其夫，未必一国之妻皆怨夫耳”、“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由此已知“一国之事”矣。所谓“一人”者，诗人；“言一国之事”、“言天下之事”者，诗歌主人公。那么，具体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我”，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作为诗人在抒发内心情感，又是社会某个集体在抒发内心情感。 个体代表社会某个集体抒发的内心情感，就是所谓的集体无意识，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它深深烙印在大脑中，深入潜意识；这也是指个体成员对集体的认同态度，是与归属感和认同感相联系的，是长期潜移默化的结果，往往表现为自然而然的遵从和无条件的接受。而诗歌运用典故，为个体代表社会某个集体抒发内心情感提供了文体的依据与实践的机会，用艺术形式的方式固定下来，让诗歌主人公与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一起活动，与集体人物一起活动，用典使这种集体无意识成为一种集体意识的自觉表达，诗歌的表现力将有着极大的增加。而对于诗人个体来说，用典过程也使得集体记忆在自己脑海中被唤醒、激活，使诗人在创作的亢奋之中，感觉着自己不仅是为自我抒情，而且是为着集体、甚或人类在抒情并呐喊！对于读者来说，他不仅感受着诗人个体的欢乐或痛苦，他还感受着集体甚或人类的欢乐或痛苦。于是，通过典故的运用，诗人营造出一个历史与现实同存共生的氛围，创作出一个具有着双重身份的抒情主人公，他既是诗人自我，他又是与历史人物并列的、集体群众中的一员。这就是用典的魅力，这就是《文选序》所谓“事出于沉思”，让“事类”、“典故”来增加抒情的魅力。 怎样用典才是最好的？《颜氏家训·文章》载，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忆语也。”[55]而用典也有诸种缺陷，如钟嵘所说“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之类，[56]用典也有自己的规则，如怎样避免对历史的引用有误，怎样使用典更为妥帖等。本文只对六朝诗歌用典的历史逻辑做出阐述，其他容后叙。 注释： [1]钟嵘《诗品序》云：“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钟嵘撰，曹旭集注《诗品集注》，第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15]沈约：《宋书》，第1830页，第1501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3]弘法大师撰、王利器校注：《文章秘府论校注》西卷引，第4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4][16][31][33][43]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1407、1410、1411页，第780、862、906页，第1413、1415、1417页，第1411页，第14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5]班固：《汉书•韩安国传》，第2401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6]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第43—4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下同。 [7]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第6—7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8]董仲舒：《春秋繁露》，诸子百家丛书，第46—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9][13]范晔：《后汉书》，第2056—2057页，第2021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10]谢承：《后汉书》，虞世南《北堂书钞》六十引，第207页上，中国书店1989年版。 [11]王充：《论衡》，第2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12]班固：《汉书》，第3593—358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14]房玄龄：《晋书》，第147—148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17][18][26][29][34][45][56]钟嵘撰，曹旭集注：《诗品集注》，第174页，第316页，第181页，第180页，第23页，第1178页，第180—1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9]《墨子》，诸子百家丛书，第67页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20][24][27]姚思廉：《梁书》，第733页，第243页，第474页，中华书局1973年版。 [21][36][37][54]《十三经注疏》，第2746页中，第126页中，第2400页下，第272页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2]丁福林、丛玲玲校注：《鲍照集校注》，《拟行路难》语，第673页，中华书局2012年版。 [23][25]李延寿：《南史》，第1219页，第1471—1472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28]姚思廉：《陈书•姚察传》，第353页，中华书局1972年版。 [30][32]萧子显：《南齐书》，第908页，第908页，中华书局1972年版。 [35][39][40][41][42]萧统撰、李善注：《文选》，第305—306页，第317页，第312页，第379页，第317—318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3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第144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 [44]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117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46]《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第88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47]陈祚明撰，李金松点校：《采菽堂古诗选》，第10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48]陈沆：《诗比兴笺》，第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9][50][51][52]许逸民点校：《庾子山集注》，第248页，第231页，第239页，第23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53]对庾信诗歌用典的分析，详见胡大雷《〈拟咏怀〉抒情主人公双重身份的表现形式及心理历程》，《中国诗学》第二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5]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第2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原载:《文学评论》2014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