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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文的影评，我欣赏的始终还是香港的几支健笔：无论是罗维明、陈辉扬还是舒琪、迈克，不论是感性隽逸，还是理性睿智，那种对电影的审美价值有强烈的自觉，也能如数家珍，读来令人如沐春风。最重要的是，他们对文字的美感有一份难能的追求，就算脱离了电影，这些文章依然自有存在的价值，让人百读不厌。现在，随着《戏缘》的引进，黄爱玲，一个对内地影迷和读者来说略显陌生的名字，无疑也悄然加入了这个行列。 在对她的影评进行评价之前，有必要对她的身份做个简单的介绍。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和丈夫雷竞璇先生游学巴黎，熏染了法国人爱电影如命的热情(事见雷先生的文集《穷风流》)。回港后，她先后担任香港艺术中心电影部负责人、香港国际电影节节目策划及香港电影资料馆研究主任。我们都知道，这几年香港资料馆出版了一批优质的研究香港电影必备的电影书籍，像《诗人导演———费穆》、《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邵氏电影初探》、《国泰故事》、《现代万岁———光艺的都市风华》、《粤港电影初探》、《风花雪月李翰祥》等，眼尖的读者会发现，这些书籍的主编，就是黄爱玲。 《戏缘》这本不算厚的影评集，是她主编电影书籍之外的影评笔耕成果，虽然她自命疏懒成性，然而这些影评文字却并不粗疏，既对电影之好之美有一份知性的自觉，又能将电影和人生互相观照，从而成就一种精致隽永之美。 黄爱玲的影评文章和内地流行的一批女性作家所写的影评大相径庭。每次读这些女作家的影评文章，我都感觉她们不是围绕明星八卦打转，就是一味沉溺于一己感觉的铺陈，对电影独特的美学和价值没有真正的认识，不是让它依附于文学作品，就是沦为单纯的故事情节，实在是将电影写“小”了。所以一打开黄爱玲的《戏缘》，给人的感觉竟然非常惊艳———既玲珑剔透，又情理交融、美不胜收。 《戏缘》首先让人意识到，影评人并不一定非要看很多的电影，但优秀的影评人观影的范围一定不会狭窄，对世界各地的好电影都抱有一份深切的痴情，才会造就其开阔的视野、深刻的见解。《戏缘》印证了这一点：从积葵•丹美的《柳媚花娇》，到土耳其导演舍兰极简主义的《小城三月》；从安哲罗普洛斯对时间进行凝视的作品，到北野武处处暗藏暴力的电影；从斯里兰卡的夫妻档导演培里斯与培里丝，到韩国六十年代描写“下半身”的名导金绮泳；从小津安二郎的纪录片《镜狮子》到帕索里尼宣告人类文明终结的《萨罗》；从布列松的动物到增村保造的女人经；从吴永刚的《尤三姐》到沟口健二的《杨贵妃》……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电影，在她笔下都呈现出独特的美感和意义，有向大家推介的价值。在此意义上，《戏缘》就是一摞向影迷推介世界优秀电影的诚挚、优美无匹的推荐书。 《戏缘》同样使人意识到，好的影评能够切入肯綮，却又能够借简洁蕴藉的三言两语，将电影之魅力要言不烦地道出来，这不仅事关作者的观影眼光、文字功底，更与作者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息息相关。《戏缘》全书到处充满这样智慧的珠玑。譬如，她说，阮玲玉有一张经得起特写的脸；她说，王家卫电影世界里的人物，举手投足皆寂寞；她说，伊朗导演如阿巴斯和张艺谋都拍过儿童片，可是却多么不同：伊朗儿童电影自有一份纯净，那是源于他们文化里对心性的追求以及宗教激情的执着，而中国电影却往往忽略了灵性的层面只着眼于现实的考虑，好看虽然好看，却太世俗、太世故了。一方面，她认为胡金铨的电影里看不到血肉丰满的人物，只看得到样板化的面孔，净是净，丑是丑，只代表一种概念，另一方面，她却又觉得《侠女》赏心悦目，动人的不是什么高深玄虚的禅机，而是动作之美，竹林歼敌一场，胡金铨仿佛以人物的血肉之躯在空间疾笔狂书，想象力之丰富与技术之高超，令人看得目瞪口呆，成为武侠电影中的经典场面。她这样总结成濑巳喜男电影中的女人：她们都是浮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飘荡不定，往往一步一回头，而最终还是掉落在家庭伦理或爱情的尘网里而万劫不复。谁说不是呢？一般人看积葵•丹美的《秋水伊人》和《柳媚花娇》，都会为影片表现的、现在看来肤浅和老掉牙的爱情故事不屑一顾，她却看出丹美的不凡之处：丹美是清醒而不尖刻，他的作品常拍出人生的遗憾与残酷，却又能保持着一份深情的向往与迷惑，以孩子般的纯真，重新为生命涂上色彩。这样的评语，才可谓是丹美的解人。 《戏缘》不仅使人看到电影自身作为艺术的迷人之处，也使人看到电影和别的艺术的声息相通之处。她从侯麦的《女侯爵》中女侯爵诱人的性感影像，联想起傅斯利画作《恶梦》中的狂暴性幻想和安格尔油彩下的丰腴女体；她从侯孝贤的《戏梦人生》，联想到伦勃朗的画作《圣家》：光，并不张扬，像母亲的手，轻轻抚摸着苍苍的岁月。她会将让•高克多的《美女与野兽》比作洋人版的《牡丹亭》，因为写的都是穿越生死的爱情：“……这样的细腻作比，这样的美妙联想，这样谈电影，启发人们对电影进行更多层面上的思考，对于只在电影本身打转出不来的影评人，不啻高了一筹。” 最后，黄爱玲不像迈克刻薄针贬过的那些什么电影都敢写的“万金油影评人”，她有自己的影评主张：“看电影如交朋友，也讲缘分。爱森斯坦和奥尔逊•威尔斯的作品当然是气魄不凡，在电影史上地位崇高，但是不交心就是不交心，没法亲近。”就是这种坚持和偏执，使她的影评“我手写我心”，并不去考虑其它因素。比如说，对于她心仪的导演如侯麦、皮亚拉、侯孝贤、利普斯坦、安哲罗普洛斯和约翰•卡萨维茨，她可以兴致勃勃一写再写，特别对于侯麦，更写了六篇之多；而对于好莱坞电影，她落墨不多，并不怕被别人诟病，反而理直气壮；对于中国电影，尤其当代的中国内地电影，明知有许多艺术水准并不高，她却仍然细加点评，对于意识形态对中国内地电影的干扰颇有微词。这位喜爱费穆、热爱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影痴，对中国电影始终难于忘情，下笔难以自休。她对内地电影所作的毫不留情的批评，也许可以看做是因为她爱中国电影之深，所以才会责之切，才会有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怜惜。影评人应该有自己的坚持，中国电影就是黄爱玲难以割舍的爱与痛。 “婉约、感性、妩媚的文字，细腻敏慧、人情练达的观察，高尚幽雅的品位。黄爱玲的影评，真的很可能是香港有史以来罕见优美的评论。这里面蕴涵着的是个宁静、平和和充满人性悲悯的至善世界。得以进入这个世界，只能说是一种幸福。”这是香港影评人舒琪对黄爱玲《戏缘》一书的评价。读惯了粗头乱服、不修边幅的影评文字，面对《戏缘》的满目锦绣，我们只能够屏息静气，读得慢些，再慢些。因为，这样美好的影评阅读体验，下一次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摘自《南方都市报》2011-03-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