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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些信件揭开尘封的往事，既是对饶公声誉的澄清，也是还原三十年前编辑《甲骨文通检》的真相，给历史作一公正的注脚。对我而言，压在内心的歉责与不安，在此终于可以向学界和饶公作一交代，了却多年以来的一桩心愿。 从1991年10月到1999年，《甲骨文通检》第二册地名、第三册天文气象、第四册职官人物、第五册田猎，相继由北山堂基金会资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次来港，我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快意和释放，感觉终于可以放下一切，尽情尽意地享受工作带来的快乐和兴奋。我有幸第二次成为北山堂基金会利荣森先生的资助对象。利先生以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温暖，伸展了我的学术生涯。如果说饶公改变了我的人生，那么利先生多年以来对我的学术资助，则是给了我一份父母不能替代的关爱。斯人已去，留下我绵绵无尽的感恩与思念，如今，每当我经过坐落在北大校园“斯坦福利荣森中心”的小院，就会想起那个渐行渐远的背影和那段岁月，内心总有一种无法抑制的伤感。 《甲骨文通检》第一册刚出版时，香港与内地交往甚少，说实话，学界并没有太大反应。后来随着第二册地名出版，我注意到这部书越来越多地被学界关注。特别是饶先生的前言，可以说积聚了他这些年压在心里的长期思考，以及对商代地理的看法。商代地理始终是当下史学界最为关注的重要课题，许多问题还有待研究。1999年，甲骨发现100周年，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总结与回顾甲骨学史的由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的《甲骨学一百年》一书中，提到了这部《甲骨文通检》确定的地名和统计数字。以后我又在其他学者的文章中看到对饶公的评价（宋镇豪主编，孙亚冰、林欢著《商代地理与方国》第131页曰：“饶宗颐先生疑即《左传》所谓‘单伯邑’，在河南近畿，其说至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包括著名学者李学勤教授，他在文章中经常引用《甲骨文通检》的资料。2015年，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曹锦炎教授，带领团队申请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准备依据《甲骨文通检》分类分册索引片号，附上甲骨释文，使其更加完善，方便学者参考。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甲骨文通检》的价值所在。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甲骨文通检》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且存在很多错误。饶公作为主编，能够在每一册《甲骨文通检》的前言中对相关专题作缜密的梳理和考证，且每一篇都有上万字，极为少见。这些论述既是对商代甲骨卜辞的系统研究和学术积累，也可从中看出他对商代社会有一个整体的史学观，这都给后人研究留下很多启发和思考。他在《文化之旅》小引中写道：“我一向观世如史，保持着‘超于象外’的心态，从高处向下看，不局促于一草一木，四维空间，还有上下。”我想这就是大家风范，也是饶先生与其他学者的不同之处。 1990年11月7日，父亲在睡梦中安然去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却留下满屋子的书和手稿。从那时起，我开始逐步整理饶公给我和父亲的信。记得饶公曾对我说：“我不敢相信自己可以为一部书，给你们写了如此多的信，这是我一生未有过的奇迹。”如今父亲已经离去，留下“文革”隔离审查时用的一把素面折扇，饶公为纪念他，欣然提笔赋《金缕曲》一首：“犹记得，沪滨联辔。绿醑黄花屡尽兴，每念君，抚卷漫屑涕。”每每吟诵，涕泪泫然，对我而言，它承载了两代人二十年的守望与承诺。 翻开1980年代带着岁月斑痕的信笺，恍若隔世，就像触摸一个鲜活的人的情感世界，那些流逝的旧人、旧事、旧情、旧景，总让人有种无端的感动与莫名的伤感，是什么？我说不清楚。 今年饶公度过了百岁生日，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我这一生好像是漫漫路途上求索的苦行僧，一辈子在苦旅中折磨自己，没有人知道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寂寞中度过的。我把研究学问当作生活的一个部分，才能臻于庖丁解牛、目无全牛的化境。”对于学问，饶公近乎于纯粹宗教式的虔诚，以他独特的生命方式超越了自我，超越了那个风雨时代。今天重温这些信，或许是种宽慰，尽管我们止不住时间的流逝，但是这些信留住了那个时代人的情义与信任，留住了那个时代人的真诚与清正。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让我找回一张平静的书桌，好像听见饶公又向我说些什么。 （作者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本文为沈建华编《饶宗颐甲骨书札》[中西书局，即出]一书序言，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