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此期间，我又接到饶公来信（1987年4月1日），要求我在《甲骨文通检》第一册全稿后，将日人高嶋谦一《殷虚文字丙编通检》先公、先王、先妣、贞人这一部分索引作为附录补充。见饶公1987年4月1日信： 前寄去《丙编通检》一书中“贞人”及“先公先王”部分。请将其片号打出如： 王亥 003、100、112…… 032、047、051…… 可以作为我书附录，以便检者。此书十分有用，沪上如无，请函知，当令人购一本寄上。“大夔”097——此条欲补于第一页。如是。下面号码便不必移动。 甲骨学界都知道，高嶋谦一的《殷虚文字丙编通检》（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五，1985年。以下简称《丙编通检》）一书，是在张秉权编著的《殷虚文字丙编》（《殷虚文字丙编》附考释，上二、中二、下二总六辑，“中研院”历史研究所影印本，1957、1959、1962、1965、1967年。以下简称《丙编》）的甲骨资料基础上，编撰的一部甲骨辞汇索引工具书。众所周知，《丙编》大部分甲骨资料早已被《甲骨文合集》精选收入。也就是说，我书凡引用《甲骨文合集》的内容，实际上已经包含了高嶋谦一《丙编通检》中的先公、先王、先妣、贞人这一部分，比如“大夔”就已被收录在《合集》24963片。饶公提出要增补此书，岂不是多此一举吗？当时我十分困惑、不解。“编撰甲骨工具书，为方便读者，作者往往都尽量提供完备的资料，饶公想法也是如此。”父亲的这一番解释，让我得以释怀。 就这样，我按饶公要求将《丙编通检》中的先公、先王、先妣、贞人索引增补附在书后，同时在凡例引用书目中增补了《丙编通检》。其实饶公完全出于公心，想为读者多提供一种方法检索甲骨资料，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举日后造成一桩学术公案，成了他三十年来内心最大的隐痛。1991年1月17日，我在东京收到饶公来信，在与我讨论地名体例时，饶公附加了一句“《丙编（通检）》资料从第二册起削去不收”，没作任何解释，这让我懵了。以往的信中，饶公对《丙编通检》向来是主张增补的，见1988年9月26日来信： 《丙编》通检资料作为附录，首册体例如此，以后亦当列出作附录。《丙编》通检方法甚佳，一字多处兼收，极便寻检。 究竟为何突然要“削去不收”？我猜想可能饶公所虑与我当初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取消了，心中不免暗喜。 1991年10月，我结束了三年九个月的日本旅居生活，第二次应饶公之邀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继续《甲骨文通检》的编纂工作。时隔八年，几经辗转，似乎多添了几许沧桑之感。记得抵港第二天，在金钟地铁站内的小咖啡馆与饶公小聚，饶公诙谐地用“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古语形容我这次来香港的选择。与饶公谈话中获知，1990年台湾史语所院士评选会上有人宣读投诉来信，指出《甲骨文通检》一书有掠美之嫌，我这才恍然大悟饶公为何要取消收录《丙编通检》。生平第一次见到饶公脸上带着激动愤懑的情绪，我感到十分惊愕，看得出来这件事对饶公的精神伤害程度。作为参与者，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此事的真相，由于自己在编辑上的失误，使饶公声誉蒙受莫须有的耻辱，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请求饶公给我机会澄清，并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机会终于来了。1994年夏天，饶公去澳洲度假，寄到所里给他的信件由我负责接收。8月4日美国学者何炳棣先生来信，关于1990年“中研院”19届院士评选会议事件，信中提道： 兄似有欲向“中院”提出补偿名誉之意。弟对此意具有无限同情，并愿尽力支助。目前所极需者为事件真象及始末（诚如面示，人名索引不足十页）。内中如有程序上小小疏忽之处，亦请解释。此项解释及声明收到之后，弟当再与兄缜密函讨推行步骤。 从信中知道，何炳棣教授当时亟须了解事件始末，我已等不及饶公回港，立即给何炳棣教授写了一封信，说明编辑的经过，将《甲骨文通检》第一分册凡例和附录影印说明，展示日人高嶋谦一《丙编通检》已列入《甲骨文通检》所引用资料。由于编辑上缺乏规范，漏署名字，以致造成后来不必要的误解。但凡稍有常识之士都会看得清楚，这明明是一个编辑上的疏漏，作者完全可以通过香港中大出版社或直接与我沟通的方式来解决（我当时就在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高嶋谦一研究室参加《甲骨文字字释综览》项目，与高嶋先生同一间办公室），却何以被台湾方面小题大作？“中研院”史语所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恐怕连《甲骨文通检》一书都没有仔细看过，而轻易将此事提到议事日程上，对饶公人格和心灵上造成的侮辱和伤害，恐怕是永远无法抚平的。如果要掠美的话，试问又何必在凡例和附录中注明《丙编通检》一书以示区别呢（详见饶宗颐主编《甲骨文通检》第一册第21页，附录第30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年）？《甲骨文合集》已经收录了《殷墟文字丙编》的甲骨资料，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给读者多提供一种相关的参考资料，明明是好意介绍，换来的竟是这般羞辱，让人情何以堪！ 还好，饶公没有时间理会这类纷扰，每天有大量的工作等着他去做。他每周一出现在研究所办公室，处理海内外信件、书籍、杂志、学生论文、校稿等等。饶公来不及烦恼，他依然像个顽童。有次他告诉我：“今天凌晨，我是用一只睡意朦胧的眼，花了一小时写了《一只眼与二只眼》这篇随笔。”说完哈哈大笑。这就是我眼里的饶公——天真、好奇、心无旁骛，沉浸在他的世界里，对人从不设防。 何炳棣教授没见到我以前，以为我是一位男士，收到我的信不久，9月3日给饶公来信：“收到吾兄助手（现原信屡寻未获，其尊名已不记得）的信，解释1990年‘中院’选举院士时不幸事件的原由。我本想几天内即给他回信（特别是由于他的信非常诚恳动人），但我不得不去加拿大短期旅游休息。”他认为“中研院”在处理此事上有过失，“我意不但兄声誉应完全恢复，且应重被提名。”信中所说并不是饶公单一事件，还有毛汉光先生之事。何炳棣教授的来信，盛情厚意，表露出一个学者的无私无畏和勇于伸张正义的人格魅力，深深打动了我。这封信对饶公精神的抚慰无疑是温暖的，也是令人欣慰的，简直是雪中送炭。后来在港时见到何先生高大的身躯，听到他洪钟般的声音，一下子让我联想起古代小说中的披剑侠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