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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性与小说性的变奏 对内在有深度的个人的追求与对共同体的诉求分别作为小说与史诗的精神内核，这里不妨称为小说性与史诗性，二者其实为我们重新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学起步于对西方文学的学习，这种学习不仅包含了形式与技巧，更是对内在有深度的个人这一西方现代文学精神内核的接受。胡适“八不主义”中的第一条“言之有物”，把“物”解释为思想情感，周作人把晚明公安派的“不拘格套、独抒性灵”追溯为新文学的源头，实际上都是将内在有深度的个人视作五四新文学的要义，而《狂人日记》《沉沦》等小说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开端的标志，也并非在于采用了白话文，而在于将内在有深度的个人作为新文学书写的对象。 不过，中国现代文学之诞生绝不仅仅只是对西方文学的简单复制，而是同时产生出了自己的独特品质。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便指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与力比多趋力的作品，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在詹姆逊看来，西方文学在公与私、个人的欲望与阶级、民族、国家之间总是存在着断裂，而第三世界文学中个人与共同体却处在更为直接与客观的联系中。这意味着，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起点的五四新文学虽然是在西方现代文学精神——小说性的基础上起步，但其对共同体（民族国家）的追求却使之从一开始便蕴含着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学的特质：史诗性。甚至可以说，对内在有深度的个人的追求与共同体的诉求，从一开始就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极，而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也便可以视作小说性与史诗性的变奏。 从小说性和史诗性之变奏的角度来看，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到延安文艺再到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其实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逐渐克服小说性并走向史诗性的进程。史诗性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西方文学的特质所在，而赵树理和柳青等都应该被放置在史诗性脉络中来理解。尤其是赵树理的小说，其几乎完全不符合西方文学标准的异质性，恰恰彰显了史诗性的特质。《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的主人公与其说是某个个人，毋宁说是乡村共同体。而到了《三里湾》中，乡村共同体的命运更是与社会主义国家联系在了一起。即便是在《创业史》这样看似更符合小说性标准的作品中，梁生宝的形象也并非取决于西方成长小说意义上的个人，而是在与共同体的关联中才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意义。 反过来看，如果说从五四新文学到延安文艺到新中国文学的发展暗含着中国现代文学克服小说性、走向史诗性的内在线索，那么，新时期以后的文学便又呈现出史诗性削弱、小说性走强的趋向。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潮流，其实便是追求内在有深度之个人的小说性得以回归的标志。然而，随着幽暗的内在世界的重新开启，新时期文学也逐渐经历了从阳光、乐观、积极到晦暗、阴郁、忧伤的色调变化，而在肯定人性及其复杂性的同时其实也连带承认了欲望的合理性，大写的人被小写的人所取代。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在形式创新的道路上疲于奔命的同时，人的欲望、人性恶也成为司空见惯的主题，而进入90年代后，对内在有深度的个人的追求更进一步地被裹挟到消费主义的大潮中。曾被认为将文学从政治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力量，最终演变为制约文学创作的瓶颈。 然而，即便是在史诗性削弱、小说性走强的新时期文学中，也不乏可称为史诗的作品，路遥便是其代表。《人生》《平凡的世界》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之所以能够在普通读者中获得经久不衰的地位，恰恰在于高加林和孙少平的故事讲述的并不只是个人故事，而是同时代无数渴望通过进城改变命运的普通中国人的共同命运。在共同体诉求这一点上，路遥当之无愧地是柳青传统的继承人，也是具有中国文学特质的史诗性传统的发扬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