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礼平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编辑出版为事业，雅好翰墨，喜欢收集前辈先贤的书法、绘画、书信以及相关文物，他在1990年代出版的《名家翰墨》，就集中体现了他这方面的审美趣味。 而今这本《旧日风云》，讲到了很多鲜见的翰墨文物。比如黄苗子、吴文藻、李方桂的书画；李叔同、康有文的书法；朱自清致罗香林的佚札等等。不过，对于这本《旧日风云》，我最感兴趣的倒不是书中的相关文物，而是这些历史文物背后知识人的命运。 在《忧患余生——记吴文藻丹青》中，我们可以看到吴文藻的画。吴文藻是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他竟然还会画画，这是我读此篇后的一大收获。不仅如此，作者还披露，1940年代吴文藻受地下党员谢南光的影响，在家中研读毛著，思想日益进步，后被国民党当局知悉，吴文藻惧祸，通过关系留日不归。到了1950年代，吴文藻与冰心夫妇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回到大陆。这种知识分子在特定时代的人生抉择，读起来真是别有一份况味。 吴文藻是冰心的丈夫，文中还涉及有人追求冰心的八卦。据其披露，1920年代，同在燕京大学执教的许地山曾披着斗篷追求冰心，结果被冰心拒绝。其实，许地山之外，高长虹也追过冰心。此事可以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为证。信中鲁迅写道：“丛芜告诉我，长虹写给冰心情书，已阅三年，成一大捆。今年冰心结婚后，将该捆交给她的男人，他于旅行时，随看而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云。”冰心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了多才多艺的吴文藻，可见吴文藻的学者魅力。 由画及人，蔓延开来，流传佳话传奇，也会有秘闻逸事。《满屋书卷气——记李方桂水墨生虾图》一文，借由李方桂的水墨生虾图，还说到了李方桂与赵元任两位语言学家的交往。作者披露，1949年之后，周恩来还曾邀请在美工作的李方桂回大陆看看。李方桂因为担心台湾方面的不良影响，婉辞谢绝。周恩来不仅邀请过李方桂，也还邀请过在美的赵元任。当时给赵元任写信邀请他回大陆的是竺可桢。收信之后，赵元任给竺可桢回了信。信中，赵元任担心回到大陆后，学术研究会受到限制，失去学术研究的自由，赵元任最终没有成行。 其实，1950年代，对于流落海外的知识分子，国家一直希望他们回大陆工作。在《郑公德坤》一文中，作者还说到了郑德坤的故事。许礼平写道：“郑公曾说过五十年代与饶公（好像还有李棪）去法国参加青年历史学家会议，翦伯赞动员他们回国，说不用担心，有他保证。结果‘文革’不久，翦也自身难保，自杀了，这又如何保证？怎么保证！” 这里的郑公，即郑德坤。饶公，应是饶宗颐，他们最终没有接受翦伯赞的邀请，由此也避过了文革劫难。 如果说赵元任、郑德坤、饶宗颐等人是主动选择了不去大陆，那么台静农的人生命运则更让人感慨良多。在《台公党籍考》一文中，许礼平综合各家说法，确定台静农曾是中共党员的事实。 1949年之后，一向与左联以及左翼作家来往密切的台静农，阴差阳错来到台湾。不同于那些主动选择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台静农是迫切渴望回到大陆的。据许礼平披露：1950年代初期，台静农曾托人捎回一极细小纸条，纸条上慨叹曰：“回不得也。”当时，由于海峡两岸国共两党的对峙，再加上台静农的女学生萧明华被国民党当局认定为匪谍，进而对台静农也有所监视与布控，他想回却回不去了。 对此，经历过台湾白色恐怖的台静农一直耿耿于怀，晚年的时候还写诗抒怀曰：“碧海燕云空怅望，劳生总总已成尘。”所谓碧海，台湾也。燕云，北京也。诗中意思，即台静农身在台湾，却向往着北京。由此，不妨设想一下，倘使台静农真回到了北京，人生就一定如意顺遂了吗?这恐怕也未必尽然。 在这方面，许礼平在《台公党籍考》中有精彩分析。他写道：“设若台公当年能离台北返，在北京可与许多老友重聚，但好日子可不长，五十年代开始，反胡风一役能够躲得过？批判胡适之你要表态，要你参加批判会怎么办？”更可况，后面还有“反右”与“文革”呢。要知道，1930年代初期，台静农因参加革命活动，在北平各大高校呆不下去，还是胡适推荐他去厦门大学教书，如果台静农回到大陆，在1950年代的胡适批判运动中批判胡适，未免也就有恩将仇报的嫌疑。还有就是，1940年代，台静农在四川白沙白苍山教书时，与舒芜一家来往密切，就凭这层关系，回到大陆的台静农也很可能被打成“胡风分子”。 对知识分子而言，1949年前后的人生抉择，真是人生命运的一大关键。走留之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当然，除此之外，还有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就死了，例如朱自清。 在《朱自清致罗香林轶札》中，许礼平写道：“朱自清贫病交迫，五十多岁就死了。想深一层，死得及时，也算命好。”何以如此呢？作者接下来讲述了朱自清之子朱迈先的故事。他说：“朱的长子朱迈先才真命苦。热血青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六年入共产党，受董必武之命参加国军，又策动国军起义，于共产党有大功。建国后不久镇反运动中被镇压了，家属也就成为反革命家属，牵连受罪。” 朱氏父子之外，更令人唏嘘感慨的还有故宫青瓷专家陈万里。 陈万里青年时代致力于推广新剧运动，此举得到很多人赏识，弘一法师李叔同还给他写了一幅“鼓吹文明”的字幅。对此，陈万里很是珍惜。可是，文革一开始，他所珍藏的文物全部被抄走。他的夫人被人剃头，两人不敢上街，但家中没有食品，两人被迫出去找吃的，结果革命闯将早就在门口守候多时，这些小将将滚烫的开水浇到了他们身上。 士可杀，不可辱。身心受辱的陈氏夫妇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来抗议，还落得一个“自绝于人民”的罪行。一个致力于鼓吹文明的知识人，最终却被野蛮所吞噬，这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国家民族的悲剧，但愿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