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是在战后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来到东京的，他发表了很多著名的短篇之后，其小说《斜阳》一九四七年夏天开始在《新潮》杂志上连载。在这之前，我在旧书店找过他的《虚构的惶惑》，读过其三部曲和《鄙俗的青年》，但阅读太宰治的作品，或许是我最糟糕的选择。那些自我戏剧化的描写使我反感，作品中散发的文坛意识和负笈上京的乡下青年的野心，令我无法接受。
    当然，我承认他那罕见的文学才华，或者是出于我的爱憎因素，他也是令我生理上反感的作家，因为他是刻意把我欲隐藏的部分暴露出来的那种类型的作家。许多文学青年，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的肖像而兴奋不已，我却急忙地别过脸去。直到今天，我仍持有都市出生之人的固执和偏见，哪怕稍微想到“负笈上京的乡下青年的野心”，都会让我深深不以为然。在那之后出现乍看像都会派的时髦新锐作家，他们散发出来的习气同样令我无法忍受。
    我周围的青年们，对太宰治狂热推崇，至《斜阳》发表时达到了顶点。为此，我变得愈发固执，公开表示我讨厌太宰治的作品。
    《斜阳》发表之时，社会以及文坛上为之轰动，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没有电视和缺乏娱乐活动，使得文学性的事件容易引来大众的关注。今日，诸如这种全体社会对文学的狂热现象，几乎令人难以想象。与当时的情况相比，现在的读者太过冷静自持了。
    我也立即弄来这本书看了一下，可看了第一章就读不下去了。出现在作品中的贵族，当然全是出自作者的寓意，尽管他描写的不是现实生活中的贵族，但既然是小说，或多或少得有“像真实的”呈现。但在我看来，不论从人物的措辞还是生活习惯，都与我“二战”前见闻的旧贵族阶级天差地别。光是这点就令我厌烦至极。比如，贵族的女儿把“厨房”说成“灶脚”，或者“母亲的用餐方式”等，其实正确说法应为“母亲大人的进膳礼仪”才对。还有，他以为作品中的母亲本人凡事都需使用敬语，因此连自称也使用敬语：
    “和子，你猜猜看母亲大人现在做什么呀？”
    除此之外，他还描写她在庭院中站着小便！
    举凡这些描写，使得我对太宰治的文学的批判愈发激烈。因此，有些朋友觉得让我与太宰治见面是件有趣的事。诸如矢代静一及其友人早已经常进出太宰治的住所，他们随时都可以带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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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我已记不得是哪个季节造访太宰治的，只记得《斜阳》连载刚刚结束之时，似乎是在秋季吧。至于带我前往的可能是矢代静一及其文学同好、后来早逝的原田吧，我连这亦记不清楚了。那次，我好像是穿着条纹和服。平常很少穿和服的我之所以这样打扮，是因为我把造访太宰治视为盛事。
    
    年轻时的三岛由纪夫
    夸张地说，我的心情宛如怀里暗藏匕首出门的恐怖分子。太宰治的住处似乎在一家烤鳗鱼铺的二楼，我登上昏暗的楼梯，一打开拉门，只见六坪左右大的房间内一群人坐在昏黄灯光下。或许那时灯光很明亮，但在我的记忆中，一回想起战后时期“赞美绝望”的氛围，我总会觉得榻榻米是起着毛边的，灯光必须是昏昏然。
    太宰治和龟井胜一郎并坐在上座，其他的青年则散坐在房间的四周。经由朋友的介绍，我寒暄了几句，旋即被请到太宰治跟前的席位上，并得到了一杯酒。我觉得，现场笼罩着过度温馨的气氛，宛如相互信任的祭司与信徒的关系，大家对他的每句话都很兴奋，并且颇有默契地分享这份感动，等待着下一个启示。或许这可能出于我先入为主的偏见所致，可是房间里倒是真的洋溢着甜蜜的氛围。简单地说，那种“甜蜜”的气氛，与年轻人的撒娇不同，而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令人哀婉而感动的、充满着自己才是当代的思想者的自豪，那种灰暗伤感的、亦即典型的“太宰式”的灰暗情调。
    来这里的路上，我始终在寻觅将心中想法一吐为快的机会，因为若不能把它说出来，此行便毫无意义，自己也将丧失在文学上的立足之地。
    然而，惭愧的是，我却以笨拙、欲言又止的口气说了出来。也就是说，我当着太宰治的面这样说道：
    “我不喜欢太宰先生的文学作品。”
    在那瞬间，太宰猛然地凝视着我，身子往后退了一下，露出了措手不及的表情。不过，他立即侧身转向龟井那边，自言自语地说：
    “你即使这样说，可你终究来了。所以还是喜欢的嘛，对不对？你还是喜欢的呀。”
    于是，我对太宰治的记忆到此为止。或许这跟我尴尬地匆促辞别有关吧。就这样，太宰治的面孔从“二战”后的黑暗深处突然贴近我的面前，旋即又退到暗黑之中。他那张沮丧的、犹如受难基督一样的、所有意义上的“典型的”面孔，从此再没有出现在我面前，消失而去了。
    
    年轻时的太宰治。1946年秋，摄于东京银座酒吧
    如今，我已是当时太宰治那样的年龄，多少也可体会到他当时被初次见面的青年批评“我不喜欢你的文学作品”的心情了，因为我也曾数次遇到这样的场面。
    我曾在意想不到的地点，意想不到的时间，遇到一个陌生的青年走来，他歪嘴微笑着，神色因紧张而苍白。他为了不失去证明自己诚实的机会，冷不防地对我说：“我不喜欢你的文学作品，而且令我反感！”碰见这种文学上的刺客，似乎是作家的宿命。坦白地说，我不喜欢这样的青年，不宽恕这种幼稚的行为。我很有风度地笑着避开，佯装没听见的样子。要说我与太宰治最大的不同，或者确切地说，我们之间的文学差异，在于我绝不会说：“可你终究来了，所以还是喜欢的嘛。”

 
    *文章节选自《我青春漫游的时代》（三联书店2016年3月刊行）。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