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任何社会变革都会通过其中人与物关系的变化而昭显出来。在本文中，作者首先叙述柏林墙倒塌之前、倒塌期间和倒塌之后西方商品在东德不断改变的地位和意义。其次，详尽地提出听到频率最高的对有关物质结构西化方面的不满的解释，并重点阐述了这一解释的不足之处。最后作者基于“商品在我们生存的世界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所以它们不应该成为与其他事物和体验同时存在的替代物”这一假设提供了关于另一种解释的概要。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阐述作者认为物质实体在两德战后的历史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重要性不仅表现在西德的经济和精神重建上，在意识形态中也发挥了同等的重要性。
    任何社会变革都会通过其中人与物关系的变化而昭显出来。
    电影和电视镜头将柏林墙倒塌那激动人心的日子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那些镜头清晰地刻画出整个德国沉浸于其中的欣喜若狂的气氛：一排排东德人为穿越东西德的边界而等待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火车站里排着长队，旅客们焦躁不安，因为几个小时之后才能登上开往西德的火车，以前从未谋面的东、西徳人髙兴得大喊大叫，相互拥抱。在边界的西边，成群的东德人手拿购物袋在西柏林和西徳其他城镇东奔西跑，他们不知道在哪儿兑换西德的钞票，不知道先买什么。“东德人疯狂购买能代表西德特点的货物……他们一群群涌进购物中心和商店，毫无节制地抢购”（波尼曼，1992: 321 ）。
    时间仅仅过去了七年，最近访问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对这个国家全盘西化的速度之快深感惊讶。在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物质和消费结构方面所发生的变化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曾几何时，普通的西方游客很难在东德消费到所要求的金额，现如今即使那些最挑剔、最难以满足的西方人都能尽情地购买，在前东德，陈列着琳浪满目的西方商品的商店，包括（国际）百货公司和音像制品店，以及其他销售点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因为西方的消费品在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非常珍贵但又无法购买，人们便认为该国的居民对于他们国家消费品的西化会非常高兴，但其实并非如此。正像媒体经常指出的那样，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笼罩在一片沮丧和悲观的气氛中，很多人坦率地对物质和消费的变化持否定态度。
    “只是因为香蕉……”，刚刚带我参观完马徳堡历史博物馆的一位中年妇女用一声叹息结束了她的谈话。虽然她曾经对她出生的小镇的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但却未对展示在博物馆大厅入口的马德堡半球（气压实验用具）和中世纪的犁铧表现出任何兴味，在她作向导期间，她主要介绍了她的国家新近的发展：东德妇女化妆品的使用量日益增加，她出生的城镇市容变化之快以至于她再也不能感到安全和无拘无束。“仅仅为了毫无价值的诸如香蕉和化妆品之类的奢侈品，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居民在两德合并中失去的太多了”。含蓄的信息在谈话中透露了出来。
    在过去的社会主义时代非常珍贵和渴望拥有的那些物品在德国统一完成后似乎失去了魅力。虽然前东德的居民并非都一致地对物的价值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但是我认为值得重点探讨的是与西方消费品有关的公众情感的变化。为什么当初那么多的人以大量购买西方商品来庆祝柏林墙的倒塌？为什么当这些商品在每个商店都能买到时，同样还是这些人，却并非全都称心如意？这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通常与德国统一引起的艰难后果有关。据说前东德居民感到失望并非因为国家商品以这种形式全盘西化，而是因为社会经济在前东德正在发生大规模的戏剧性变化。化妆品和进口水果取代了引起不满的真正原因而受到强烈的批评。这种解释恰当地强调了引起东德普遍的不满情绪和悲惨境况的多种原因，就这一方面来讲是有价值的，但我觉得过于宽泛，它完全否认了我们可以称之为“不满的形式"这一概念。
    在详细讨论这点之前，我将首先叙述柏林墙倒塌之前、倒塌期间和倒塌之后西方商品在东德不断改变的地位和意义。其次，我将更为详尽地提出听到频率最高的对有关物质结构西化方面的不满的解释，并将重点阐述这一解释的不足之处。最后我将提供关于另一种解释的概要。这种解释是基于以下假设，即商品在我们生存的世界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所以它们不应该成为与其他事物和体验同时存在的替代物，关于这一简略陈述的最为明显的例证是东德和西德在战后的发展。在这一发展中商品和物质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像德国人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商品远远不是那些“有益于想象"的东西，因为它们是我们建设、发展和表达个体与集体的特征的主要成分，他们是个体与集体关于遥远的现实和前景的恰如其分的承载物。这些遥远的现实和前景或许有一天终会实现。
    关于洗衣粉和电烤箱
    在拆除柏林墙以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非常渴望拥有对他们生活有重要意义的西方消费品，这是广为人知的。东德人总希望来自西方的亲戚朋友能把他们穿过的蓝色牛仔裤和其他废旧物品带给他们，因为任何来自西方的东西都被认为是时髦的。谁拥有西方的商品，他的身价也随之提髙。西方的亲戚寄来的圣诞包裹常常是东德人翘首以待的东西，因为里面总是有流行的西方消费品，例如，（廉价的）肥皂、香水、须后蜜和脸霜，这些物品被作为一小批珍贵物而长年贮藏，并赋予它们极高的价值：
    对于那些不能进入西方的东德人来说，“贫穷的兄弟姐妹”所收到的有钱亲戚从西方寄来的商品便成为另一类散发出魅力的商品世界的信使。西方货物不仅为人们茶余饭后提供了足够的谈资，而且它们代表地道的“上等货”，在人们对东方货物单调、乏味的主观感受中成为小小的“圣物”，他们的主人获得尊重，社会地位随之提高。（迪塞内和格里斯，1992: 59—60)
    与拥有西方商品俱来的极髙的杜会地位和价值也在东德退休人员著名的经历中起了作用，他们获准自由地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做当天往返的短途旅行，特别是东柏林年长的居民，他们利用这种可能的机会去这个城市的西边购置一部分东西。据说，他们用省吃俭用积攒的西德货币所购买的洗衣粉竞然产于东徳，但包装却色彩鲜艳。虽然这可能是道听途说，玩弄东德人的单纯幼稚，但是故事所描绘的西德洗衣粉被想象成什么样子的笑柄是很重要的。它给人们的启示是显而易见的——西方消费品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在购买中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
    虽然根据这些事例不可能理解西方消费品真正意味着什么，代表着什么，为什么它们与较高的社会地位相联系，为什么情形是或不是这样，或者对什么样的人是或不是这样，但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居民非常渴望拥有对他们生活有重要意义的西方消费品，这一点在打通柏林墙之后当然就变得十分清楚了，这时西方消费品丰富充沛，人们向这些散发出魅力的商品世界猛扑过去，这些东西在过去是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
    与我谈话的大部分东德人都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越过东西德边界时看到那边的生活时占据他们身心的那种兴奋的感觉。几乎每个人提到的第一件事都是丰裕富足的物质，满满登登的商店和色彩斑斓的商品。一位当时在一家经营日用品的国营商店工作的年轻人告诉我，当他第一次走进西德一家大商店时，闪过他大脑的是：
    既因为职业的习惯，又因为个人的好奇，我很想看看这样一个地方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走了进去。但是当我站在陈列着电烤箱的货架前时，我实在感到不舒服，于是就离开了，我简直无法看下去。这个大货架上摆满了各种电烤箱，可在我们商店，一周能有四台电烤箱，我们就很满意了。而且这四台往往是进店之前就卖掉了，因为每一位售货员总会碰巧认识一位想要买电烤箱的人。
    这个人看到西德物质的繁荣感到不舒服，其他人第一次走进西德商场时大喊大叫。但是他们对给他们带来关于西方物质生活第一印象的商场的描述却带有难以名状的强烈的感情色彩：喜悦、困惑、希望、怀疑、满足，有时也有阵阵苦涩，因为在这个国家的这一部分，边界另一边的人对只能梦想的一切东西都唾手可得。对于诸如电烤箱之类的普通消费品能引起如此强烈的情感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当问道为什么反应如此强烈时，人们回答说：“你们必须一直住在那里才能理解这种富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取缔与清算
    从那以后，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社会主义政权跨台以后，整个东德被颠倒了过来。发生变化的不仅是经济、政治、司法关系和思想观念，而且原本的意识形态、行为标准和精神境界也岌岌可危，所以不难理解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居民对于德国的统一就不仅仅是高兴，因为他们的生活完全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很多人觉得他们是“二等公民"。这种感觉与两德统一的方式有关。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国家的西半部为前社会主义邻国提供着变化后的一切标准。在打通柏林墙之后的几个月里，德国人普遍认为民族统一将在两德缓慢的谈判中完成，并且会考虑到两边的建议。但实际上发生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整个法律体系和社会结构全盘转嫁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一个迅速的西方一体化"。从这一方面来讲，有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即最早被称为的两国“统一"，现在被公开称为“取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部分归因于以前两个国家政权关系不平等，两德居民的关系急剧恶化。想象中的日耳曼民族内部的关系曾被“德国——唯一的祖国"和“我们是一家"这样的感叹语所表达，如今却被两个相互衬托的套语所替代：“可悲不幸的东德人"和“傲慢优越的西德人"。描绘人物盛衰沉浮、构思奇妙的连环画册在前东德各个书店都有销售。
    日耳曼民族内部关系受到严重影响不仅是由于人们所感到的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同时，尽管西德总理科尔早就许下诺言，但两国统一的代价依然巨大，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西德居民对他们为统一所被迫做出的经济牺牲是否值得提出质疑；同时东德居民感到自己是二等公民，这首先是因为西德使他们产生了依靠西德的津贴而生活的乞丐的感觉，除了这种蒙羞的感觉外，还因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东德也付出了经济和社会的代价。东德人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所利用的遍布全国的社会服务网（当然，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东德彻底失败的原因之一）己被迅速淘汰——免费的日间托儿所以及国营杂货店和理发店已不复存在。然而，为了适应新的国家而被取缔的不仅仅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实行资本主义最痛苦的后果是不断增长的失业人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德所有居民都有一份工作。但根据最近非官方估计，30％以上的劳动人口已经失业。当然，这是吃了苦头才懂得什么是自由市场经济。如果人们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认为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有权利工作。“失业"这一个词根本就不存在，那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前东德的失业人员感到自己毫无价值。这些令人迷惑和痛苦的转型使得很多人觉得完全听命于残酷命运的摆布，对此，他们不管怎样努力都无可奈何。他们的世界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以至于他们脱离了生活的轨道，只能坐以等待给他们带来灾难的事态的最新发展，而一切都取决于这一国家的西部。
    给人们带来强烈怀疑和不满情绪的不仅仅是巨大的转型和发展浪潮，也不仅仅是各种新奇事物，人们对自己的过去也感到模糊不清，迷惑不解。西德媒体常常暗示说20％一30％的前东德居民曾非正式地为原东德国家安全机构工作，专门搜集有关东德居民最隐秘的私人生活方面的消息。整个世界竞相谴责东德的过去，认为它在道德和伦理两方面都是错误的。报纸每天提供来自安全机构的丑闻：政客，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的作家，男女运动员，还有普通百姓——似乎每个人都曾窥探过自己的邻居、同事，有时甚至是自己的家人。对于这段历史，除了令人痛心的道德和伦理两方面的问题外，大部人感到很难应对持续不断的丑闻、诽谤和可怕的揭发，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整个过去都成为无耻的勾当。人民过去在东德究竟是如何生活的，对此似乎没有人感兴趣，唯一有趣的问题好像是“你以前支持哪一边？你是如何适应那样一种统治的？"唯一可被人接受的答案是“饱受折磨"。东德的整个过去被占了上风的西德兄弟姐妹用简单的表述方式加以概括，他们认为那是“非法政治集团"的“邪恶"的过去。很多东德人都感到“他们的历史正在被西德人重写，他们的生活正在被西德人重新构架"。不言自明，当整个世界的另一部分——胜利者——都一致用这样的言辞强烈谴责一个国家的过去的时候，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就会受到毁灭性打击。在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广泛存在的迷惑、怀疑、愤懑，无疑是由近来迅速产生的物质方面的变化所滋生的。东德人的“供应销售"和西德人的“大量买进"这同一过程可以在物质生活领域为人们所认识。几乎没有东德的商品依然在销售，原有商店或己消失，或已完全现代化，因而面目全非。而且整个东德的消费和物质世界是沿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在发生变化，即西德的模式。结果，很多人对买什么和在什么地方买颇感困惑。当一位妇女接受荷兰记者采访时，她说：
    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东德生产的香烟现在已经买不到了一一这里的市场希望cabinet香烟依然如故。但取代它的是什么？一种新的Cabineto因为按照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标准，一家西方公司收购了原先的cabinet工厂，化妆品的行情也是如此。在一段时问内，无处去买东德的奶油，也没人知道用什么牌子的西德奶油。我已经试了好几种了，我甚至还得从头再试一遍。（尼莫奥利1991:91——92）。
    消费的迅速西方化使东德人深感不安。这种不安的部分结果是一股怀旧浪潮席卷了前东德——人们怀念过去的时光，那时生活安逸、平静，人们有时间相互关照。现在，正如到处都能听见的抱怨，每个人只顾他自己，只顾自己的经济收人和实际的好处。过去，人们可与同事谈论自己家庭的问题，但现在人与人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因为人们不择手段地在职场上竞争，甚至可以利用别人的个人问题捞取自己职业上的好处。
    据说：“在过去的日子里"，人们会欢聚一堂庆祝节日、看电视、互相帮助、交换食品和货物。现在一切都成为交易，整个社会氛围正变得冷漠和缺乏人情味，似乎是金钱在保持着社会的运转。除非拿钱来，否则没人愿意帮助你；人们只想为自己花时间，只想为自己的愿望的实现花工夫。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那种可靠的、确定的物质和消费被人们重新审视。前东德的啤酒和香烟的广告宣传借助于这样的警句：“对我们依然是最好的！" “东德产，所以好"。但西德著名的香烟"west "的广告是这样的：“不抽west?还抽什么？"一时间只销售德国东部产品的商店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还有至少3家博物馆，在那里人们可以欣赏来自“旧时光"的消费品。人们渴盼着购买东德的老牌卫生纸、乳酪和香肠。一些商家有意不更新店面，因为顾客在传统而熟悉的东德气氛中能找到安适自在、无拘无束的感觉。席卷全国的物质世界的各种变化引起人们复杂的矛盾心理。很多人对整个东德物质世界的消失深感愤慨。
    是否标志着我们生活的一切东西都已不复存在、毫无价值？人们确确实实需要在这里生活40年才能懂得这种情形意味着什么：当人们为省吃俭用而等待了半辈子以后，突然一切完全成了笑柄。（马兹，1990：196）
    对两德统一在总体上所表现出来的失望和在有关物质与消费这一具体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失望，两者相互强化，虽然把前东德在物质与消费形态方面的变化（特别是由此而表现出来的德国内部不平等的关系）视为两德统一总体方式的扩大的现象已经出现，但我认为把这两个变化过程加以等同很不适当。这将导致这样一种结论：前东德在消费方面的不一致只是表达从社会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转变的令人失望的结果的众多方式中的一个。这就意味着前东德的全部症结与这个国家自身的物质世界的西化毫无关系，而唯一有关系的只是在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内所发生的大规模的社会经济的戏剧性的变化。尤其这最后一个结论显得很不充分，这不仅因为它完全忽略了人们不满情绪的表现形式（这一点正像我前面所提到的) ,尤其是因为它没有将人们目前在物质与消费方面的不满与前东德居民在柏林墙倒塌前对西方消费品迥然不同的态度联系起来。这与柏林墙倒塌前东德居民赋予西方产品表面上极不相称的意义是不是巧合呢？或者与大量购买西方产品以示庆贺柏林墙倒塌是不是巧合呢？甚至，对两德合并所表现出来的失望清晰地与他们起初如此大量购买的东西相连系，这是否又是巧合呢？
    与以上勾勒出的大概的解释相反，我认为对大部分东德居民现在似乎正在经历的消费失望的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应该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商品总是引起人们强烈的情感，起初是积极的，后来变为消极的。而且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些商品在东德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以后才能理解这些强烈的情感。正像我前面所提到的那样，物质商品在战后两德发展中的意义绝非模糊不清。它们总是承载着具体明确的意义，因为它们是最明显并且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战后国家分裂的标志。它们不仅是西方生活的象征，也是一把利刃，这把利刃把德国一分为二。
    关于品牌产品和九月份的圣诞礼物
    德国在二战中战败以后，被分割为两个国家并由对立的意识形态所支配：资本主义政体的西德和社会主义政体的东德。两德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针锋相对。虽然东德政权总是试图阻遏西德对其居民的影响，两德还不能理解为完全独立的两个国家；我们在审视这两个国家时必须互为参照，他们的政策走向相互适应，他们各自的文化范式的形成和界定是内部的一个镜像形成的过程。正是在这个镜像形成过程中，物质和消费的差异才始终在意识形态方面、在合理性和认同度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战后西德重建的历史读起来就像一个奇迹：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这个曾被完全摧毁的国家成功地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虽然它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财政援助，这种援助不仅对这个国家经济的复苏，而且对其精神的恢复都至关重要，著名的“经济奇迹"在恢复西德人自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广为人知。但是，除此之外，当“经济奇迹" 在20世纪年代开始展示自己恢复经济和精神的硕果之前，盟军己经认识到，并开始利用消费和商品的巨大的心理认同和象征潜能来恢复西德人的自信，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为什么战争一结束，大量美国商品向西德倾销，其中一个原因是盟军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德国人在“希特勒、人民和祖国"这一口号中严重受损的自尊心在“永久的消费增长"中重新树立起来。战后的环境需要品牌商品，它们不仅能够减轻物质的匮乏，而且应该具备对国家有支持作用、对社会有促进作用的使命，以帮助失望的人民渡过这个没有理想的时期和精神道德真空期，商品倾销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认同这一点上，如果考察一下西柏林人的生活经历，这一点就很清楚了：
    对大部分西柏林人来说，在50年代，通过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获得商品具有象征性意义，即将他们与东德人区分为不同的集团。但只是在大部分人具有购买力之后，“富足"才成为一个与西德人相关的喻词，同时西德人也才与“富足“等同起来。这一特征的两个方面一一一东德的贫困与西德的富足，其重要性不应低估，它对战后的西德这一代人的自我意识、日耳曼民族意识至关重要。（波尼曼，1992：229）
    正像以上引文所表明的那样，物质和消费在西德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的持续增长成为与西德民族意识相联的一个喻词之一，它促使德国西部的人将自己与他们东部的同胞区分开来。现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和物质的繁荣堪称典范，对商品的选择、购买和消费，在西德人的自我评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东德居民当然也总是意识到邻国经济和物质的迅速繁荣以及这些发展在战后民族特点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不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如何想方设法捍卫领土和防范居民受到来自西德的不良影响，这种排斥从来都不是彻底的。甚至在1961年建起柏林墙以后，东德人在西德的亲戚朋友依然来访，他们也会收到来自西德的（圣诞）包裹。80％的东德人能够看到西德电视节目，一些人甚至可以——尽管条件非常苛刻，在家有急事时前往西德。这样，东德居民就能够对西德的物质生活略有了解，但从来不能分享这份富足。在他们这一边，物质生活完全是两样。
    当被问及东德人民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时，大部分人都会讲到各种各样的物质与消费方面的事情：商店门口的长队和递交购车申请后必须等待14年。然后还会讲到购物单的事，购物单要在同事当中传来传去，每个人写下需要从肉铺、面包房、杂货店和超市购买的东西，然后派给不同的人，有人去肉铺排队，有人去面包房排队等等。当然这必须在上班时间做，否则就排不上。一位老妇人给我说起她的浴缸，它只有三条腿，另一条腿断了。当她想修浴缸的时候，为了再要一条腿，她来到市立房屋管理处，填写了所有必要的表格，然后等了又等，但一直没有下文。还有一位男士，他想开一家玻璃店，并且得到市政府全力支持，因为整个城市没有一家玻璃店。等了几个月之后，他最终得到的消息是他将不能获准开办这家商店，因为该城市已经用完了生产玻璃的原材料指标。很多人告诉我他们如何“筹备"圣诞礼物。有人从九月份就开始张罗，因为那是为全家人买到差不多合适的圣诞礼品唯一可靠的方法。还有人告诉我他们如何为买一台彩电设法省下5000马克（月平均工资是750马克），然后就完全听任店员的摆布，他会告诉顾客下一台电视什么时候到货。一旦得到消息，全家人就会“应征"来到商店前的人行道，在那里度过后半夜。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物质和消费的匮乏如何强烈地影响着前东德的日常生活。虽然情况不总是这样，但在东德的后期，人们总是随身携带购物袋，因为不论他们到什么地方，不论打算干什么，总是期望或许能在什么地方买到一些紧缺商品，因此要预先做好准备。
    以下情形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种是生活在连基本的原料，诸如沙子和砖头都难以获得的国家，在那里，在人们问店员在哪儿能买到像被褥这样的日常用品时，他们事先已经知道答案是“缺货"。另一种情形是接受和适应这种长期的匮乏，但报界却总是声称和描述着另一种相反的现实。试以1989年7月以来一些标题为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民经济在前半年呈良好态势”、“新发明、高效率、高质量"、“人民生活越来越富有，越来越美丽，条件不断得到改善。”无论谁翻开任何东德报纸总会看到同样的信息：经济和物质，以其应有的良好态势发展，特别是当涉及五年计划成功实现时更是如此。
    除了有关物质和消费需求在满意度上的数量差异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紧张源，即一方面是官方、政府宣称的理想的消费和物质水平，一方面是日常的真正的现实。这就与人们通常称之为物质需求的“质量"有关，即除了纯粹数量上的需求以外，在多大程度上东德的物质状况能够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消费需求。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社会的物质结构被赋予了鲜明的教育、思想改造和区分阶级成分的作用。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完全一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思想体系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不仅作为生产者的身份已经被异化，而且还被剥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下，因为工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他们与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只能是一种异化的关系。
    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市场，其组织和运行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指导性法则的典范，即“以钱生钱"。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易只服从一个法则：商品以金钱交易，目的是获取金钱。“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不是为了个人之间的物物交换而是为了由此产生的经济价值"。所以“欺骗人民大众，以便操纵他们买卖商品的需要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些理论假设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和物质结构的基础，在这个社会里，农民和工人阶级真正拥有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在两种发胶之间进行选择被认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受到谴责，与资本主义市场相反，东德的消费品种被有意识地加以限制。在东德，“如果可能，任何产品都不会由两个厂家生产"。（弗斯坎甫和魏克特，1990：171）这就意味着一种产品常常只有一个牌子、一种卫生纸，一种洗衣粉。结果造成一个相当单一的物质世界，整个国家的国营商店里商品完全一样。不管你走进罗斯托克或是德累斯顿的商店，各地出售的商品都一样。有个人告诉我，他有一次看到一件别致的毛衣，所以“我立刻就买了下来，我为买了一件别人没有的东西而感到非常高兴，但当我第一次穿的时候，却发现好像整个城市都买了同一件毛衣“。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物质世界由政府决定。国家不仅规定生产什么产品，及其数量，而且还规定出售什么商品、出售地点和价格。除了商品的颜色、形状、尺寸和设计由中央机构决定之外，这些外在的特质还被赋予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消费品不仅必须显现和代表其实际用途，而且必须传达出全社会所尊重的标准和理想。社会主义特色的商品设计的总体目标是“内含一种理念，这种理念超越了具体的物质世界，只是把商品视为说教的一种工具过社会主义国家的设计人员的主要任务是促进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和特征的发展"。（贝弛）国家不仅用确定商品种类和形状的方式确定其国民的物质世界，并且试图借助社会主义的物质世界，把他们教育成为有良好教养的社会主义公民。这个目标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东德公民认同和承认国家规定的社会主义特色的商品设计还有待观察。尽管如此，理想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形象，即“依靠购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的产品，他们就会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以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而生存，没有自身生产异化的可能"，这很明显地与社会经济的实践和现实不符。在社会主义物质结构的理想与经济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落差。
    这种差异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显而易见的。甚至那些积极支持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以及那些始终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视为一个而且是唯一祖国的人也认识到有些事情 “的确不相称"。一个过去一贯（现在仍然）非常忠诚于东德政权的人告诉我一件事，它发生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那时，苏联军队占领了德国东部，苏军滞留的原因据官方报道——正像告诉我这件事的人所说的那样，相当具有讽刺性——是为了“普及和传播美好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士兵不允许与当地居民接触，原因人所共知——担心一旦士兵看到了德国的物质繁荣和社会现代化，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信念和理想便会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如果德国人知道了这些社会主义英雄的物质生活方式（他们将全盘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式) ,就根本不会再有人相信社会主义带给他们的远景了：
    虽然我们国家被彻底摧毁了，但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苏联的文化和物质生活远远落后于我们，其真实价值远远低于我们。当人们看着他们用作窗帘的报纸时问道：“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吗？
    这只是一个例证，说明困窘的日常物质生活状况与美好的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差异是咫尺天涯。
    同样的错位，一方面存在于意识形态之间，另一方面存在于经济现实之间，这可以从某些种类的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上反映出来。尽管官方总是向东德居民灌输控制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市场原则是产生异化的原因，但同时，他们为了换取急需的西方货币，也生产在西方市场销售的产品，但生产者不能自行购买这些产品。
    社会主义物质方面的理想与经济实践状况之间的不协调还表现在所谓“内部商店的存在。所谓内部商店是指顾客能在这里买到西方商品，商店从中换取西方货币。若能了解东德是如何在自己的国土上合法地建立起资本主义破坏力的堡垒是很有趣的，很多东德人都说，这些商品的存在是反映社会主义物质和消费的观念与日常物质和消费现实已经相去甚远的一个主要例证。
    这些事例都清晰地表明，在政府所宣称的和物质、消费有关的社会主义理想、准则与日常物质、消费的现实之间存在着鸿沟。这一鸿沟不仅形成了政府所允诺的物质服务和关怀体现在质量上的意识形态和认同度方面的特点，也形成了体现在数量上的特点，我认为东德居民设法应对理想和现实之间无处不在的差距和错位，以及创造各种虚幻的方式把自己从这种差距和错位中解脱出来的一个主要方法，就是想象出一个在柏林墙以西的完美无缺的物质和消费世界。在那里，物质和消费被认为比东德更加美好，更加令人满意，不仅如此，在人们看来，西方物质世界首先是实在的、现实的、是“真正令人向往"的。
    结语：
    关于不可获得之物的梦想：部分结论
    我已表明物质实体在两德战后的历史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重要性不仅表现在西德的经济和精神重建上，而且东德政权也赋予了它在对立的意识形态中同等的重要性。在东德的意识形态框架下，国产的消费品在形成和反映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方面发挥着作用，而西方产品则被视为禁忌品。于是在整个德国范围之内，商品便成为两国之间意识形态和认同度之争的焦点。
    作为“社会主义特色"，东德居民不允许购买和消费西方产品。他们受到严格的限制，只能购买和消费由官方决定并毫无保留地带有教育和形成身份认同作用及意义的产品，除了政府通过物质操纵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这个问题以外，东德居民与另外一种物质世界，即柏林墙另外一边的物质世界一直保持着接触。如前所述，东德人能够接收西德的电视节目、能收到来自西德的圣诞礼品，亲友来访时总是捎来一些东西，通过这种方式，东德居民一直很清楚在柏林墙的另外一侧，物质实体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物质和商品的丰富是形成西德民族面貌特征的主要因素，这一点一直是毋庸置疑的。
    除了这些有相当积极作用的认同和资讯外，东德居民在有关西方生活方式方面一直受到完全相反的消息和情况的蒙蔽。因为两个日耳曼国家卷人了一场如火如荼的意识形态斗争，这场斗争部分地是围绕有关的物质和消费的话题而展开，因此东德政权不断地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危害及其粗俗下流、物质至上、反社会和异化的生活方式。（参见韦伯，1986：43）这样，西方商品在东德的地位、情况和作用就类似于东德商品的地位、情况和作用，即认为物品代表一定的意义，而不是它们似乎表现的那样，任何商品的表象都不同于其本质。这些有关西方物质生活自相矛盾的信息和意义综合起来成为东德人生活中的一个主要话题。西方产品虽没有进人东德人的日常生活，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确定存在。
    东德居民陷人了一种“精神分裂症"式的境地——他们被迫与一种物质世界相联系，却不能获得这些物质，这些物质也无法进人他们的生活。他们可以常常把自己的物质生活与本民族的另一半进行比较，但不像他们西德的同胞，东德人必须与这种生活方式保持距离，当然更谈不上将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些成分引人自己的生活。物质生活状况提供了一个恰如其分、相当具体的日常事例，反映出东德政府试图限制和规定其居民应以怎样的目光看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并如何在这一世界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和身份。东德政权试图依靠规定其居民谋求发展、体现自身价值的具体方式和精神、心理方式完全控制它的公民。通过所谓“正确"的意识形态，把居民的物质世界和消费潜力加以固定，东德政权努力把公民纳人到在意识形态方面正确的、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特色"中来。人们可以想象，这对很多人是否愿意把东德政权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意义是深远的。结果，在东德产生了对消费不满而带来的沮丧感。德国心理学家马兹用心理分析术语对此作了如下的表述：“由于物质和精神对外在价值和商品的欲望不能得到满足，东德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形成的对人们自我陶醉感的伤害已经损害了无数东德人的自尊心。可是，我认为，除了对东德作为一个国家一般性的不满之外，与西方物质生活的邻近和基本无法获得西方商品，二者同时给东德居民提供了一个摆脱精神分裂症局面的虚构的方式。"
    正像以上所表明的那样，政府所宣称的有关西方物质生活的主要内容，与它在西德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的认同作用之间的矛盾不是唯一的东德居民被迫应对的物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除了他们受到严格限制的、与周围物质世界互动的方式之外，东德居民不得不生活在这样一个客观世界里：一切都与所说的不同，一切都与理想中的不同，一切都与表面上的不同。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讲，所希望的日常物质生活与真正的现实几乎没有关系。报纸里的信息、官方正式的意识形态、商店里的供应，出售东德产品的东德商店与出售西德产品的内部商店之间的差异；官方关于西方消费品的理论与国内消费品的生产状况之间的矛盾芩官方对西方物质生活的诽谤，与西方电视及其他媒体中有关西方的正面的，甚至富有魅力的报道。当我们综合考虑这些事例时就会清楚地发现，在生活的物质领域里，东德的情况几乎是矛盾丛生，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这个世界里，不仅物质生活与表面上不同，而且有关物质的报道也与现实相冲突，与实际欲望相冲突，与其他一些具体的报道相冲突。在这个与物质生活有关的相互矛盾的信息和意义网上，唯有一件事是明白无误的——基本触摸不到西方的物质世界。人们可以收到来自西方的包裹和商品，但这些东西总是不属于这里，它们属于另外一个国家，属于另一种生活方式，它们一直被认为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东西"。东德人永远不能获得与之相邻的柏林墙另一边的世界，这一确定无疑的事实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从难以解开的现象与本质的迷惑中解脱出来的完美的办法。对于以实际现象和理想的错位为主要特征的日常生活的所有答案、所有选择。所有逃逸都可以想象性地落实到柏林墙的另一边。在那里，它们隶属于物质商品，这些物质商品对于他们的同胞具有重要的认同作用，但同时又是如此令人困惑。
    正是由于与西方物质世界相邻却不可得，东德居民总是把自己（物质和消费）生活的缺陷在想象中带到柏林墙的另一边去实现，而且不会面对它自身的不足。任何在东德不能实现的事，不能发挥适当作用的事或行不通的事都能在高墙的另一边寻找到虚构的答案。西方商品为前东德居民有关可能的选择，有关不能实现的愿望和欲求的幻想提供了具体的出发点。这种幻想还包括“生活本可以——只要——我们很多人来说，发生于那坚不可摧的高墙背后的一切——都是供我们天堂般幻想的最好土壤"等等之类。正是因为东德没有西方的消费品，它们才成为东德人集体幻想的完美工具，为东德人在幻想的空间中穿行“提供想象的食粮“。
    为什么这些幻想——当然，这些幻想无处不在——总是与消费品相伴呢？这是因为消费品是战后两德背道而驰最实在的象征，但同时，东德人基本无法获得，他们属于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正像一位妇女所说的那样，这些东西总是“超越现实"，这是很奇怪的。人们在想象，但却不能把这些想象与真实的经历相比较。这就是西方商品在东德所具有的“幻象"的精华——人们在幻想，但却不能把这些想象与真实经历相比较。为了幻想出其他的现实、其他的身份、其他的可能性，幻想必须与根本不能获得，但同时人们却能与之联系起来的工具相伴。一旦幻想经过现实考验，就会变得“因矛盾而脆弱"。（麦克·克拉肯，1988：112)这样，幻想将会死亡。我认为这正是目前发生在前东德的事。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移人，东德居民不仅被剥夺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广泛延伸的社会保障网，以及几乎看不到人与人之间地位和经济差别的社会，而且也被剥夺了他们赖以幻想的一个主要手段。一旦以前不能获得的迷人的事物摆在面前，这种拥有便破坏了想象和梦幻的可能。
    经常有人问，为什么前东德居民对两德合并的结果如此不满，“既然他们曾经梦寐以求的一切都已成为现实，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隐藏在问题本身之中——共同的渴望是拥有的基础。既然东德人再也不能共同渴望西方消费品，他们就感到在冰冷的世界里茫然不知所措，这不仅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就其自身而言缺乏温情，还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共同的渴望。不论人们怎么想，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使其居民至少在一点上是平等的——除了高级政府官员，每人都期盼着同样的东西，每个人都排队购买橘子和香蕉。既然现在这些东西已经摆在面前，而且每个人能够营造、珍视和追求自己的个人梦想，只要这些梦想是与物质相伴，从原则上讲就有可能梦想成真。但是因为人们有钱才能购物，所以梦想实现的程度因人而异。这不仅意味着梦想本身有着很大的（明显的）区别，同时意味着人们梦想成真的程度也有差别。这对人们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他们曾经怀着同样的梦想，借助于不能获得的同样东西，对不能获得抱着同样的埋怨。现在这种共同的渴望（拥有）感已经逝去，人们寻找着其他共同渴望（拥有）的方式。恢复这种逝去经历和感觉的一个方法就是把昔日的时光、共同的过去罗曼蒂克化，在那时，每个人不得不满足于同样的奶酪，同样的香肠和同样的卫生纸。
    原文载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