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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文艺现象及文艺作品来看，其共同特点就在于重视典型化创造，能够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从而创造出生动感人的典型形象，使作品充满丰富深刻的精神意蕴和思想力量。通过对这些作品的认识分析，可以让我们从获得典型化创造的许多有益的启示。 按通常的看法，文艺创作的典型化，首先表现为典型人物的创造。然而究竟何为典型人物，或者说典型人物具有什么样的艺术特征？虽然过去的典型化理论已有比较明确的阐述，比如人物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或者说是鲜明个性化和高度概括力的统一等等，但这些说法可能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理解上产生偏差，很容易导致某些片面性。因此，从典型化的理论观念到创作实践，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在笔者看来，典型人物的创造仍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 一是如何突出人物的个性化描写。典型人物要有鲜明独特的个性，这一点本来无需多论，因为人们早有普遍共识，而且理论上也有许多经典性表述。其中最经典的论述莫过于恩格斯的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如此。”然而问题在于，怎样的个性化描写才是符合典型化要求的？恩格斯强调人物的个性化描写，主要是针对文艺创作中的抽象化和观念化、个性消融到原则中去的倾向，认为这样就没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可言。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是与众不同、鲜明独特的个性化描写就一定是好的。对于那种脱离生活真实而凭空虚构的个性化描写，恩格斯称之为“恶劣的个性化”，视为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人物的个性是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生活经历及其环境决定了人物性格的与众不同，文艺创作要从生活真实出发，从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中准确地把握人物的个性特征，并通过典型化的艺术创造，使人物的这种个性特征得到更加鲜明独特的表现。如果没有对于人物及其生活实践的深刻理解，以及高度典型化的艺术创造能力，就不可能写出真正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更难以创造出个性鲜明独特的典型人物。 二是如何强化人物性格的概括性、丰富性和深刻性。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高度的概括性，这一点同样不言而喻，理论界也早有普遍共识。但问题在于，这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高度概括，以及怎样才能做到高度概括？如前所说，过去的典型化理论把这种高度概括理解为人物的“共性”，即某一类人物的共同特征；而进行高度概括的方法就是“综合”，即把若干个同类人物身上最有代表性的特点抽取出来，综合在一个人物身上进行典型化创造。那么，这样综合起来求得的“共性”，差不多就成为了某类人物性格特征的“公约数”。这种综合概括的方法如果处理得不好，恰恰容易造成人物形象创造的概念化和类型化。而所谓个性与共性统一，也很容易变成某种人物类型特征的个性化显现，成为一种进行了个性化包装的模式化典型。这种简单化综合概括创造出来的类型化或模式化典型，在以往的文艺创作中也并不少见，但这显然不是应有的典型人物创造。笔者以为，真正意义上的典型化创造，并非简单化的综合概括所能达到，而是更应当注重在深厚的生活积累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概括，并对源于生活的“这一个”人物的生活底蕴和性格内涵，以及人物性格的生成发展与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度开掘。这样创造出来的人物，才既有高度的概括性（对生活内涵及某些本质方面的概括），也有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以及思想意蕴的深刻性，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果说，简单化综合概括创造的人物形象，就像是人工合成制作的蜡像，再怎么栩栩如生都是没有血肉生命的，而在生活积累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概括创造出来的典型人物，则如扎根在深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大树，是风姿独具并且充满蓬勃生命力的。 三是如何加强审美理想的烛照。过去的典型人物理论，着重强调个性与共性统一，而对表现审美理想方面则重视不够。笔者以为，文艺创作的典型化，并不仅限于按照生活真实进行综合创造，以及通过个性表现共性，更重要的还在于，要用深刻的思想洞察现实，用高于现实的审美理想烛照现实，才能创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文艺作品创造的典型人物，无论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还是多面性的复杂人物，都不只在于刻画其鲜明独特的性格，更需要穿透人物的精神灵魂，在艺术审美理想的烛照下，把人物真假善恶美丑的本来面目及其复杂性深刻揭示出来，这样才真正具有典型意义。如在《平凡的世界》中，自尊好强不屈服于命运的农家子弟孙少平，脚踏实地又满怀理想的孙少安，敢爱敢恨正义凛然的田晓霞，用情专注善解人意的田润叶，心系乡土不计得失的田福军，懒惰自私圆滑世故的孙玉亭，精于官场潜规则的冯世宽等；在《人民的名义》中，满怀理想嫉恶如仇的侯亮平，敢想敢为作风强悍的李达康，一身正气敢于担当的易学习，心系民众不计得失的陈岩石，儒雅伪善的正人君子高育良，出身寒微以屈求伸野心勃勃的祁同伟等，这些人物形象，不仅性格鲜明独特让人印象深刻，而且的确抵达了人物的灵魂深处，揭示了人物精神信念的坚定或幻灭，应当说是融入了作者审美理想的典型化创造。有人说作品中一些具有英雄气质或理想化色彩的人物形象不真实，看来这是混淆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的典型化创造之间的关系。艺术形象不能仅仅用真实性来衡量，艺术的典型化创造本身，就是要求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提炼生活，用审美理想之光烛照现实，典型人物具有某种特殊的精神气质或理想化色彩，应当是典型化创造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说，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生活命运和情感，表达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其精神实质，就包含着要求艺术真实性与审美理想有机统一。尤其是那些反映重大社会变革时期人民生活的文艺作品，所创造出来的典型人物，必定寄托着这一时代人民的审美理想。例如，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新时期初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孙少安、田晓霞、田福军等，都是一些闪耀着理想光辉的人物形象，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改革开拓精神和人们的理想愿望，得到了文学界和社会的普遍赞誉。这不只是艺术真实性的力量，更是艺术典型化和理想化的力量。在中外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文学经典中，这类例子并不少见，正可以成为当今文艺典型化创造的有益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