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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班固《西都賦》李善註“容華視真二千石”之“容”字，“充衣視千石”之“衣”字，《文選考異》所見爲“傛”、“依”，作者認爲作“容”和“衣”爲是，而“傛”與“依”兩字，“此尤校改之也”。然今見尤刻本正作“容”和“衣”。 二、 班固《西都賦》“内則别風之嶕嶢”，陳八郎本、朝鮮正德本無“之”字，是。但是《文選考異》以爲此“之”字爲尤袤所加，就非常武斷。劉文興《北宋本李善注文選校記》指出北宋本就有“之”字，“據此則非尤添，乃宋刻原有也”。（劉文興《北宋本李善注文選校記》，《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一九三一年九—十月五卷第五號。） 三、 張衡《西京賦》“黑水玄阯”之“阯”，《文選考異》作者所見爲“沚”，據薛綜註，認爲當作“阯”，今尤袤本正如此。 四、 班固《東都賦》“寢威盛容”之“寢”，陳八郎本、朝鮮正德本、《後漢書》並作““，梁章鉅曰：“尤本注誤作侵。”然國家圖書館所藏尤袤本正作““，顯然梁氏所據爲誤本。 五、 《西京賦》“上春候來”下李善註“孟春鴻雁來”，《文選旁證》卷三據誤本，以爲“鴻”下當脫“雁”字。而敦煌本、北宋本、尤袤本並有“雁”字。 六、 《東京賦》“而衆聽或疑”，胡紹煐所見爲“而象聽或疑”。《文選箋證》卷三：“按：當作‘而衆聽者惑’。疑字涉注而誤。惑與下野爲韻。”而尤袤本不誤。 七、 江淹《恨賦》“若迺騎疊跡，車屯軌”之“屯”字，胡紹煐所見爲“同”，於是在《文選箋證》中考證曰：“六臣本作屯軌。按注引《楚辭》‘屯余車其千乘’。王逸曰：屯，陳也。明爲正文屯字作注。則善本作屯，不作同。此爲後人所改。”殊不知，尤袤本正作“屯”。 八、 《吴都賦》“宋王於是陋其結綠”之“宋王”，王念孫所見本爲“宋玉”，於是考曰：“宋王與隋侯對，無取於宋玉也。”而尤袤本正作“宋王”。 九、 《漢高祖功臣頌》李善註“蹳兩兒棄之”之“蹳”，梁章鉅所見本爲“蹶”。且云“尤本作取，亦非”，謂當作“蹳”字爲是。然今尤袤本正作“蹳”。 十、 《劇秦美新》“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梁章鉅謂：“尤本‘因’誤作‘困’。”然今尤袤本正作“因”，非誤。 應當說，《文選考異》、《文選旁證》，還有《文選箋證》的作者，目光如炬，根據有限的版本就能判斷是非曲直，多數情況下，言而有徵，可謂不移之論。但他們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譬如，《文選考異》的作者認爲，“凡各本所見善注，初不甚相懸，逮尤延之多所校改，遂致迥異”。作者没有見過北宋本，更没有見到敦煌本，他指摘爲尤袤所改處，往往北宋本乃至敦煌本即是如此。這是《文選考異》的最大問題。再看梁章鉅《文選旁證》，雖取資廣泛，時有新見，但也常常爲版本所困。如果據誤本再加引申發揮，就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譬如梁章鉅就没有見過五臣註本，常常通過六臣註本中的五臣註來推斷五臣註本的原貌。而今，我們能看到的完整的五臣註就有兩種，還有日本所藏古鈔本五臣註殘卷。由此發現，五臣註與五臣註本的正文，也時有不一致的地方。僅據註文推測正文，如謂“五臣作某，良注可證”，對照現存版本，則梁氏的推測，往往靠不住。《東都賦》“韶武備”，梁氏謂：“五臣‘武’作‘舞’，翰注可證。”根據六臣註中的五臣註，乃至陳八郎本、朝鮮正德本，註文中確實作“舞”，但是，這兩種五臣註的正文又都是“武”字。朝鮮本刊刻的年代雖然略晚，但是它所依據的版本可能還早於陳八郎本。不管如何，今天所能看到的五臣註本均作“韶武備”，梁氏推測不確。又如揚雄《甘泉賦》“齊總總以撙撙”，梁章鉅《文選旁證》卷九：“五臣‘撙’作‘尊’，銑注可證。”然陳八郎本不作“尊”，作“”。因此我們說，梁氏據所見本五臣註推測五臣本原貌，確實不可靠。這是梁章鉅《文選旁證》的一個很大的問題。胡紹煐的《文選箋證》，篇幅雖然不多，但是由於撰寫年代較晚，徵引張雲璈、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顧千里、朱珔、梁章鉅等人的成果，辨析去取，加以裁斷，非常精審。同樣，胡氏所據底本也時有訛誤，據以論斷，不免錯訛。如張衡《思玄賦》“何道真之淳粹兮”之“真”字，胡氏所見爲“貞”，遂推斷曰：“此涉注引《楚辭》‘除穢累而反貞句’誤。”尤袤本正作“真”。又，“翩繽處彼湘濱”之“翩”字，胡氏所見爲“顧”，謂：“此‘翩’字誤作‘顧’。”尤袤本正作“翩”。潘岳《西征賦》“狙潛鉛以脫臏”，李善註“狙，伺候”。然胡氏所見本誤作“狙，獼猴也”，故論曰：“‘獼猴’，當‘伺候’二字之譌。《史記·留侯世家》‘狙擊秦皇帝博浪中’，《集解》引服虔曰：‘狙，伺候也。’訓與《倉頡篇》同。六臣本善注作‘伺候’，不誤。”實際上，尤袤本正作“狙，伺候”。 其次，古人引書，往往節引，未必依樣照錄。如《魏都賦》“憲章所不綴”，劉逵註引《禮記》曰“孔子憲章文、武”，就是節引。又如張衡《思玄賦》：“潛服膺以永靚兮，緜日月而不衰。”李善註引《禮記》作“服膺拳拳”，而李賢註引則作“服膺拳拳而不息”。《禮記》原文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李善註顛倒其文，而李賢註釋不僅顛倒其文，還將“弗失之矣”改作“不息”。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二李引《禮記》另有别本，二是約略引之。又如木華《海賦》“百川潛渫”，用今本《尚書大傳》“大川相間小川屬，東歸於海”的典故，《水經注序》引同。《長歌行》李善註則引作“百川赴東海”。蔡邕《郭有道碑》李善註引作“百川趣於東海”，同一文本，後人所引各不相同。如果用今本訂補，幾乎每則引錄均有異文。據此可以訂補原書之誤之闕，也可據原書訂正李善引書之訛。應當說，這項工作很有意義，但是這些工作已經溢出本書劃定的範圍，而且有些考證也與李善註書的本意有所背離，故所不取。 第三，清人對《文選》的考訂，很多集中在李善註釋所涉及的史實及典章制度的辨析上，很多實際是詳註，甚至是引申發揮，輾轉求證，有時背離《文選》主旨。如《上林賦》“亡是公听然而笑”，汪師韓謂“听然”通作“哂然”，又通作“吲然”，又通作“辴然”，甚至還可以作“怡然”。這種引申，就本篇而言並無任何版本依據，似乎有些牽引過多。又如鮑照《舞鶴賦》“燕姬色沮”，《文選旁證》引葉樹藩據《拾遺記》的記載，認爲燕姬指燕昭王廣延國縣舞者二人，曰旋娟、提嫫，實屬附會。其實燕姬猶如鄭女、趙媛、齊娥等，泛指美女而已。這些研究，不免求之過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