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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開卷有得式的讀書，錢鍾書爲代表。他主張從基本典籍讀起。《管錐編》論及了《周易正義》、《毛詩正義》、《左傳正義》、《史記會注考證》、《老子王弼注》、《列子張湛注》、《焦氏易林》、《楚辭補注》、《太平廣記》、《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十部尋常典籍，都由具體問題生發開去。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錢鍾書手稿集》中文之部凡二十二册，多是讀書筆記。這是中國最傳統的讀書方法，泛覽博觀，隨文札記。如王應麟《困學紀聞》、顧炎武《日知錄》、趙翼《廿二史劄記》、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等，洵爲傳世之作。由於現代學科的限制，人們固守一隅，閱讀面很窄。結果導致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没有“問題”（意識）。 二是探求本源式的讀書，陳垣爲代表。他特别强調搜集資料要竭澤而漁。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從目錄學入手，作史源學的研究。他特别關注年代學（如《二十史朔閏表》、《中西回史日曆》）、避諱學（如《史諱舉例》）、校勘學（如《元典章校補釋例》）等，元元本本，一絲不苟。他主張一是一，二是二，拿證據說話。陳智超整理《陳垣史源學雜文》引述陳垣的話說：“考證爲史學方法之一，欲實事求是，非考證不可。”他還總結出這樣幾條基本原則：“一、讀書不統觀首尾，不可妄下批評。二、讀史不知人論世，不能妄相比較。三、讀書不點句分段，則上下文易混。四、讀書不細心尋繹，則甲乙事易淆。五、引書不論朝代，則因果每倒置。六、引書不注卷數，則引據嫌浮泛。”（陳智超編注《陳垣史源學雜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七年版，第五頁。） 三是含而不露式的研究，陳寅恪爲代表。他的研究，問題多很具體乃至細小，所得結論卻有很大的輻射性，給人啓發。《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篇幅不長，結論可能不一定都很準確，但他的研究方法，他的學術視野，開闊而充滿感召力。他的研究，有的時候帶有一定的臆測性，主張對古人應抱有“同情的理解”。我們的研究多缺少這種同情，往往居高臨下，急於給古人排座次，不能也不願意與古人平等對話。 四是集腋成裘式的研究，嚴耕望爲代表。嚴耕望先生的學問是有跡可循的，他也有先入爲主的框架，卻不先做論文，而是做資料長編。比如《唐代交通圖考》研究，就傾其大半生精力。《魏晉南北朝佛教地理考》、《兩漢太守刺史考》，也都是資料排比、考訂異同的著作。很多有成就的學者，在從事某項課題研究之前，總是先做好資料長編工作。關鍵是如何編。每個課題不一樣，長編體例自然也各不相同。 考察上述大家的研究經歷，幾條基本經驗值得注意： 第一是讀書治學的三個步驟，一要耐心閱讀原典，二要精細處理材料，三要做充實而有光輝的綜合研究。 第二是他們關注的領域主要是政治制度史、社會思潮史。研究文學、研究歷史、研究哲學，其實都離不開政治制度史與社會思潮史的研究。 第三是發現與發明並重，創造了自己的學術品牌。 我個人認爲嚴耕望的讀書方法比較切實可尋。資料的收集與文獻的研究相輔相成，緊密結合。資料編訖，自己也就真正進入了這個領域。同時，這份資料的整理出版，又爲學界提供一部經過系統整理的參考著作。這樣的著作，於公於私，均有裨益。 於是我想到了《文選》的整理。三十年前讀《文選》，往往見樹見木不見林，如果能夠從文獻的角度系統整理《文選》舊註，應當是很有意義的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