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莎翁逝世400周年，英国霍加斯出版社联手全球知名小说家，开启改写莎士比亚经典剧作的计划，为读者搭起“纸上舞台”，以现代时空、全新观点、小说形式，重新演绎莎翁作品。这让我想起在几年前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发起的“重述神话”系列，出版社在全球范围内邀请各国作家选择本国神话进行改写。两个项目，作家都提供了精彩的改编小说，这些作品既与改写的对象有着紧密的关系，又带有作家自身独特的演绎和阐释，前者有英国犹太裔作家霍华德·雅各布森改写自《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是我的名字》，美国作家安·泰勒改写自《驯悍记》的《凯特的选择》，以及“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改写自《暴风雨》的《女巫的子孙》等。后者有我们熟悉的中国作家苏童，他的《碧奴》改写自“孟姜女哭长城”；叶兆言改写自“后羿射日”的《后羿》；李锐写的则是《白蛇传》，这个尽人皆知的神话故事，由他和夫人蒋韵合作写成。
    无论是莎士比亚经典剧作，还是各个国家的神话，都为作家们提供了“母本”，它们能被改写，前提是都有可阐释的巨大空间。更深入地探究下去，能够让不同时代的人百读不厌的原因，就是作品能够不断地被重新阐释，呼应当下时代。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诸多人物，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都能一再找到原型，不论是威尼斯商人，还是哈姆雷特，虽然具体的故事不尽相同，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却是每个时代都共通的。而神话，比如说孟姜女、后羿、白蛇等，都在上百上千年的流传过程中，不断被人改写，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也有漫长的演变体系，这些在当代作家来看，也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
    经典文本一方面能给前来的作家提供巨大的演绎空间，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毕竟他们要面对的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面对读者严苛的目光，稍有不慎都会引来非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一次采访中说：“我陷入了一段常出现的心绪恐慌，思想混乱的时期：一个魔法师跟正值青春期的女儿一起在孤岛上被遗弃了十二年，这种事在现代哪有什么翻版呀？你不能照直去写：现在所有岛屿都是已知的，有了人造卫星，他们没一会儿就得救了。那会飞的空气精灵怎么写？”而中国作家苏童，面对的是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孟姜女故事，结局都是已知的，苏童也并不想改变它。于是写作就变成了一种阳谋，要在已知的结局中设下陷阱，这对作家的写作技巧是一种考验，“写《碧奴》让我觉得很新鲜，我原有的那些写作经验都用不上了，而要去尝试走一条新的道路，这是一种挑战”。苏童把写作《碧奴》的过程比喻为自己跟自己下棋，而且是下一局反棋。
    如果把经典文本改写缩小到中国作家这个群体，我们也能发现有很多例子。中国古典文学绵延几千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学作品，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来说，一方面是巨大的文化遗产，一方面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富矿。最著名的创作实例，是鲁迅的《故事新编》，通过对中国古代人物（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存在的）的重新塑造，呈现出一幅荒诞、滑稽、沉痛等诸多面向的人物群像，原本在我们的意识中已经定型的人物，变得既熟悉又陌生，而这“陌生”的部分，就是作家的创作力所在。
    作家对经典文本的现代改写，往往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在作家的带领下，我们开始重新打量我们原本以为很熟悉的文本，对人物的理解更为深透，对故事内涵的探究也更为多元。还有经典文本中那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小角色，经常会被作家们拿出来，变成了自己书中的主角，其原因一个是在于小角色在“母本”之中虽然只是个模糊的陪衬，却给作家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力出口，还有一个是随着视角从主角往配角的偏移，从而可以让原本熟烂的故事有了新的面貌和角度。比如李碧华笔下的青蛇，这个原本只是白蛇陪衬的小妖精、小丫鬟，在她的小说中开始了有了自己的个性。
    作家的现代改写，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苏童在谈及自己的《碧奴》时认为“重述”让这棵故事老树发新芽般地再一次成长、流传下去。他认为，重述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永远是横在作者面前的难题，无论改编优劣，读者总会有说词。但每一次改写都是一次对原著的致敬，让经典再一次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即使读者不熟悉原著内容，把它们作为全新的作品来阅读，同样也可以是优秀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