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著名土家族作家,叶梅小说创作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她对鄂西南土家族民族地域生活的精彩描写,尤其是对土家族独特民族文化精神的着力发掘,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对土家族文化的认同。这方面,叶梅的代表作《撒忧的龙船河》等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诠释。而作为女性作家,叶梅也十分注重对女性生存命运的描绘,注重对女性人生道路与人生价值的探讨,叶梅小说因此浸透着浓厚的女性意识或女权意识。难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选的《世界小说选》在译介叶梅小说时指出:“作品以对鄂西土家族风土人情的描绘引起文学界及读者的关注。她的作品尤其是对女性及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不过,对叶梅来说,女性书写与民族书写更多时候是交叉的或重叠的。
     在叶梅的创作中,女性意识首先表现为她对广大女性生存处境与生存命运的关注,表现为她对女性作为社会弱势群体边缘化生存处境的同情,以及对造成女性人生不幸的男权制度与男权文化的批判。小说《农妇李云霞的婚姻》通过乡村妇女李云霞的婚姻危机,浓缩了一位农村妇女的不幸人生,展示了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留守妇女尴尬而无奈的婚姻、家庭处境乃至情感与人生困境。小说《花树花树》中,昭女与年轻、知书识礼的乡长产生了感情,孰料身为有妇之夫的乡长却是个自私、软弱与贪恋权力只顾仕途升迁的人,昭女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填补情感空虚的情人或“二奶”……叶梅的描写说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父权思想、男权意识与重男轻女等封建文化观念给乡村与城市女性造成了家庭、婚姻、恋爱、心理与情感多方面深深的伤害,甚至使她们付出了生命的惨重代价。
     在叶梅心中,文学对女性生存的关注并不只是描写女性的弱势地位与不幸人生,重要的是表现对女性平等生存权利的呼吁,表现女性人的意识的觉醒,表达对女性社会解放的期许。在叶梅看来,女性的人生好比一条横在面前湍急的河流,如果女性的现实生存处境是生活此岸的话,那么,女性人生的幸福则是女性生活的彼岸,女性人生的意义便勇敢地趟过这条生命的河流。也正如鄂西名歌《龙船调》中的一句歌词所说:“妹娃要过河”。在叶梅的笔下,女性的解放在于她们主体意识或独立的人格意识的觉醒,在于她们对人生的积极追求。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她们极力摆脱男性文化霸权的钳制,冲破宿命论的束缚,勇敢地接受命运的挑战;另一方面,似乎天性使然的她们会大胆而不断地编织人生的梦想——哪怕是带有虚幻色彩但却十分美丽的梦;为着这份梦想,她们最大限度地付出自己的才智、汗水,进行不懈的努力。《花树花树》中昭女温柔多情而又镇定果断、先是挥刀砍去了母亲坟边两棵象征女人命运的花树,向乡长自荐当上民办教师,并主动向知识分子乡长表达爱意,后又在县长姑姑的影响下告别大山,乘上开往省城的客车,从不放弃对生活的追求与希望。而当她识破乡长的虚情假意与不良动机之后,更是果断地与其一刀两断。
     在描写女性横过人生河流或自主地编织人生梦想五彩花环的同时,叶梅还满怀深情地表现了女性令人崇敬的优秀品质,表达了对女性的赞美之情。翻开叶梅的小说,我们会发现女性虽然不无思想、性格等方面的弱点,但却美丽多情,温柔善良,果断顽强,坚韧执著,带着鄂西南民族女子刚烈的精神气质。《黑蓼竹》中的竹女,虽然错配了姻缘,却遵循土家人的信义,用一生的生命和情感信守着对飘泊台湾四十年的吴先生忠贞的爱情。《最后的土司》中的伍娘虽然天生是个哑巴,但却出奇的美丽、聪慧与多情,特别是弃绝权力与财富,在贫贱中坚守与外来人李安的爱情。《五月飞蛾》中的二妹,美丽、聪慧、勤劳、善良,进城后积极进取,热忱友爱,乐于助人,尤其懂得自尊自爱,在城市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浊流中坚守着自己纯洁的心灵。叶梅笔下的女性美丽而俊朗,灵秀而刚强,犹如女神一般,令人不禁想起大诗人屈原《楚辞》中的神秘、多情的“山鬼”,从中不难看出叶梅所受屈原浪漫主义文学精神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