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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建立的60多年中，人民性问题作为文学艺术的追求目标，在20世纪50年代的前后十余年中，是最为闪光最有吸引力的一个问题，一时间，“人民性”也是文艺理论中最为核心的关键词。文艺人民性这个概念始创自俄国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的文艺评论中，他的基本观点首先是作家以“人民的世界观”，“反映出人民的精神和生活”，从其作品中可以看到人民的使命、地位以及历史发展的契机。其次是作家从民族历史和文化土壤中汲取“对于事物的看法和思想感情的表达方式”，“能引起人民热烈的共鸣”。再次是作家“对自己的祖国怀有深厚的情感，共享它的希冀，乐其所乐，苦其所苦”，与所写民族的“民族性有活生生的血肉联系”。最后是文学的人民性“不在于忠实地摹写下层人民的一切恶浊现象”，并且不可把人民性“和通俗性混淆”。别林斯基的观点显示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进步立场和理论方向的先进性，属于时代的先进文化，有不容忽视的理论指导意义，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一直具有重要影响。但中国进入60年代后，因为中苏关系的恶化，又大举“反修防修”，政治生活领域以阶级斗争为纲，意识形态领域又以“兴无灭资”作为高于一切的思想观念，所有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遍染左派幼稚病，在几乎全面否定国内外一切古典作家的年代，人民性作为从苏联来的理论，被长期抛弃于文艺理论范畴之外。 其实，人民性问题，不论是在文学艺术中，在社会事业的建设中，遍还是在人的作为中，都是一种事实与意义的普遍存在。因为不论个人与群体的社会性之所为，其所为的方向所指中，都有一个为谁而为的根本问题，将其概而言之就是为什么人而为、对什么人有利。如果一种行为对人民有利，那就意味着有人民性。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逻辑，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斗争中，自然就成为一切皆为人民的最高宗旨，立党为民，革命为民，建设为民，在所有的事业创造活动中，都无一例外地以人民为服务方向。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一文中提岀“自由岀版物的人民性”，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提岀，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更为明确、集中、详尽地提岀并阐发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服务方向。在《讲话》中，本来这一服务方向是非常广阔的，但由于在新中国建立后一些解释者没有完全本于《讲话》中的原义，而把作为对工农兵进行文艺服务的普及与提高要遵从的“工农兵前进的方向”，即工农兵在当时的革命斗争方向，当作了整个的文艺服务方向，这是对《讲话》本义的误释，这样，既不见于《讲话》原文，又不完全符合《讲话》本义的“文艺工农兵方向”也就岀现了。辨清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我们今天遵循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就是对《讲话》中提岀的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方向的应时扩展，而不是改变了《讲话》确立的服务方向。 在此我们有必要细读《讲话》中的以广大人民为主体的服务方向论。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其方向定位绝对重要。因为文艺的发展与繁荣，都离不开坚定方向的指引。《讲话》根椐当时的社会革命主体构成，明确提出包括“四种人”在内的“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具体所指是“第一是为工人的”，“第二是为农民的”，“第三是为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对这“第四”的服务之为，在解放后由于多种原因已经略而不提了，而是以不见之于《讲话》原文的“工农兵方向”所指代。为什么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并确立为方向内容，《讲话》中都有准确的释义，最后肯定地说：“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讲话》中怕人们对这个“第四”的内涵理解不到位，特别加以阐释：“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里所说的“同盟者”、“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其人群是非常广大的，与我们今天所遵行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主义服务”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全国解放后，在解释中以不见之于《讲话》原文的“工农兵方向”，替代了包括四种人在内的“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方向，这样便丢掉了不应丢掉的一种主体构成。在时间上离开延安时代愈久，在空间上愈向全国范围推行，就愈显不合文艺服务方向的实际，因而愈要回归《讲话》的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宽广方向。 我们细读《讲话》时会发现其中有一段论述文艺的普及与提高关系的话，乍看起来似乎是提岀“工农兵方向”的说法，但由此认定那是在说“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却是似是而非的。《讲话》中分析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时说：“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么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在提高的方向上，“不是把工农兵提高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很显然，这里所指认的从普及到提高的方向，或者直接一点说就是由普及基础上的文艺提高的方向，不能偏离“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所以，这个方向不是泛指文艺的普遍服务方向，而是特指当时工农兵为之斗争的革命方向，在政治方向上不能偏离到别的阶级政治方向上去。因此，不能把“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离开其本阶级的政治前进方向，解释为文艺服务的“工农兵方向”。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过去脱离《讲话》原文而岀现“工农兵方向”一说，既舍弃了工农兵之外的人民群众，又混淆了作为革命前进方向的“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与革命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由此可以清楚：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并非岀自《讲话》的文本，而是在后来的解释中形成的一种概括，它遗落了在方向概括中不应遗落的一种主体，所以，在新时期才根据《讲话》的精神与现实的需要，把革命文艺的方向明确为“双为”方向 。这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既是溯本求源的继承，也是根据时代需要的应时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从我党的立党宗旨及其实践所为的高度阐发了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性与统一性，即坚持党性必须同时坚持人民性，而人民性的实现是党性的一个方向性的岀发点和落脚点。他强调指岀：“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要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岀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这是从党的全盘工作角度所阐发的人民性的内涵，其中也包括有文艺的人民性在内。 遵循上述原则，我们今天所说的文艺的人民性内涵，远非中外古典作家以对人民的赞扬和同情为最高限度的人民性可比。作家与其他一切艺术家安身立命的宗旨是为人民的，在艺术表现中以人民为历史与艺术的主体，使艺术服务于人民的历史前进目的，表现人民生活与奋斗精神，提高人民的主体力量与精神素养，以喜闻乐见的审美创造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由此看来，我们今天作为文艺方向的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体现的人民性，不论从广泛的社会意义上还是从文艺的意义上，都具有中国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的新的丰富的内涵。而那种违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不利于引领社会积极风尚，宣扬颓废没落情绪，以及向民众传播低俗和迷信思想的作品，必然是没有人民性和违背人民性的。所以今天的作家和其他一切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在艺术实践的全部过程中，为文艺人民性的最全面最大限度的实现而努力。 （编者按：在党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沈阳市文联借助“沈阳文艺名家大讲堂”的平台，开展了以“践行文艺的人民性，争做优秀文联人”为主题的系列文艺惠民活动，此文为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向峰的讲座实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