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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荣尧的写作包括写青海的《青海之书》，写青海湖的《一滴圣蓝青海湖》，写黄河的《大河远上》，写贺兰山的《贺兰山——一部立着的史诗》，都视野宏大、结构讲究、语言灵动，预定的目标明确。 认真的读者对现阶段的人文阅读，恐怕都有雷同的感觉。这种大面积同质化选题、同质化价值诉求，已经威胁到人文的传布和接受。人们因而觉得大同小异、不过如此，而对人文价值本身厌倦，甚至排斥。而唐荣尧的写作，不但反复求助于田野调查，而且还自觉地给自己压担子。有了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他自己的局限也就自然得到了更新和补充；有了自觉的责任意识，被打开的个人眼界，必然有了更加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明确的文化价值取向。在这个前提下，面对一个自然景点或历史遗迹，便不再是游客一惊一乍的感喟和嘻嘻哈哈“到此一游”的感官满足，而是焕发了景点和历史遗迹应有的厚重感，建立了一种积极的文化秩序。所以，虽然他的书大体属于历史范畴，但因为人文诉求有别，历史论述或写作也就面目不同。不但与自己的前一部不同，也与别人的相关著述不同，很好地克服了写作的同质化问题。 面对普遍的“室内游戏”式想象和写作风气，唐荣尧信奉脚板的实证主义作风与不断把对象陌生化的实践，扩展了主体性经验。他写作的启示也在完善主体性世界上。他写《西夏王朝》时，面对的是西夏近200年历史、经济、文化、政治、教育和艺术兴衰的轨迹，他的主体性也就成了西夏这个主体的体验者、承受者和铭记者。他写《贺兰山》时，贺兰山的历史、地理、人文，便成了他既有主体性经验和知识的镜子。只有打破自我认知局限，才能理想地进入到贺兰山的文化实质层面。这时，他的主体性完成得怎样的问题，便取决于贺兰山这座山的主体性。同样，他写《大河远上》时，读者阅读的不再是唐荣尧的自我世界，而是黄河子语——海、湖、渠、淖、泊、湾及其话语方式和人文习惯，也才会联想到为什么只有花儿、秦腔、信天游、黄河号子、唢呐、大秧歌等，才是黄河的声音。 相比之下，不同题材一个嘴脸，不同历史渊源一个价值趣味的论述或写作，之所以看得多了必然会产生味同嚼蜡的感觉，是因为写作者是以同一个主体性尺度来丈量的。在那个世界里，主体性非但没有保持足够的沉默，反而一定程度上还变成了某种代言者，严重压抑了对象世界的多声部。这不是对传统精华的发掘，而是对传统精华的删减，张扬了局限的个体趣味。 唐荣尧的写作在话语方式上积极变革，进一步增加了此类很容易自我重复写作的新颖性，也具有启示意义。当然，以散文化语言、创作心态进行的研究或写作实践，唐荣尧不是第一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就不说了，当前的例子很多。比如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就是散文随笔化语言写成的；李敬泽兼有小说家细节、散文家跳跃和批评家严谨的《小春秋》《青鸟故事集》；彭程读书纪言、评论与经典笔记等文体整饬融合的著作《纸页上的足印》等都是。当然，这种话语方式不都好用，甚至用得不好，反遭人唾弃。比如，某些写作因为无视基本历史和文化常识，肆意放大自我感知，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有时也到了误导读者的地步。但唐荣尧想象也罢，用史料知识也罢，抑或借重前人研究成果也罢，都很慎重，基本上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他散文化语言的运用，只是相对于学院派的四堵高墙和教案式的死知识梳理来说的。从这个层面来读他的著作，觉得他其实更了解这个时代人们呼唤务实、真实、实在的接受心理。 说了这么多赞美的话，下面谈点我的保留意见。整体来看，唐荣尧的写作有明显的文化传统主义倾向。这集中体现在他几乎每部书的框架结构上。他喜欢用某某年的某一天，当谁谁谁跟往常一样干什么的时候，或我想着如下一幅场景之时，然后带进要叙述的对象。结尾时，总喜欢以“挽歌”“感叹”式话语方式结束。对于他写作或研究的特殊对象，现实可能就是这样，是一个终结了的王朝或事物。但作为一个人文研究者或写作者，没必要把自己的想象和智慧按部就班封锁在现实形式上或服膺于《百年孤独》一类小说叙事的框架。有时候最珍贵的追问，或许恰恰应该在对象世界结束或事物终结的地方开始。如果以文化现代性思想衡量，结束的地方、终结的事物，是不是已通过其他方式转化成别的形式了？而这个其他新生的方式，虽然有时并不显性存在，但其中是不是孕育着人们新的诉求和价值期许？无论确有，或确无，作为理性思考的作者，都不宜用道德感伤的方式来看待对象世界，如果这样看待了，那反而是思想的贫乏。 总之，唐荣尧写作的启示意义值得进一步阐发。因为他不是一个人的写作或研究风格问题，而是关系到今天时代怎样研究或写作的问题。 （作者：牛学智，单位：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