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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写到父亲作为情报人员，在上海活动，视线顺势追溯向更早的时候，从太湖边的小镇黎里出来的父亲，以及他周边的人。“自述”部分由母亲的视角出发，讲述母亲的家族史，也是对父亲私人历史的对照。当两人的生命合流，被遮掩在文字和言说中的、最难言明的人生况味，渐次显现，遥相应和，像是历尽劫波后的某种抚慰。 以后辈的身份回望，难免多数是要借助当事人的记忆，同时结合自身的经历，在时光的标尺上尽可能寻找精确的刻度。白驹过隙里人人都曾年轻，人人都将苍老。作者曾以自身的下放经验来对照父母曾经吃过的苦与见过的事，而作者的那段经验在今日又成为了新一代人通过文字才能达到的想象。我们读金宇澄，金宇澄写父母，父母讲述的是更大格局的家族往事。书中最后“我们回望”部分谈到，1969年作者在嫩江的经历，在父亲面前不值一提，作为更年轻一辈的读者，掩卷长思，似乎我们对苦难的想象，面对作者曾承受过的磨难，也是不值一提的。《回望》从现阶段不断回到过往的种种现场，放弃了整齐划一的记忆，由不同视角出发，讲到的重合的人与事，保留了不同角度的文本或多或少的“笔误”，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写作姿态，前后不甚一致的细部，实则“保留了寻找的姿态”，是对真实现场“无限趋近”。这一点上，《回望》既给读者提供了想象历史复原的空间，也给予了质疑的空间，这质疑是双重的，既默许读者存疑，也是作者向自我和历史发问。 传言《繁花》每一次重印，金老师都会不动声色地微调文本，我没有逐字对照过，看不出端倪。而对照《洗牌年代》的新版本与旧版，确然发现了每一篇文章中的语句变化及其带来的微妙重组的观感。这种斟酌文字的高度敏感，到了《回望》中，体现为写作者以客观姿态介入了父亲的笔记、书信，以及对母亲日记的选择。作者试图以冷静克制的写作“还原现场”，而在这个过程中，来自过去的文字符号不断“干扰”读者对完整叙事的渴求与判断，但这些“小径分岔”又旁敲侧击地完成了对主体“回望”的证实或证伪。任何形式的传记都无法全面客观，《回望》提供多元视角与拓展视野，把趋近真相的主动权交给读者。又正是如此，更证明真相只能迂回着趋近，却不可复原。 最可贵的永远不是传奇而是生活本身。母亲给囚禁中的父亲写去的一封信里，她发出一连串的疑问，又说：“这些问题已提了多次，明知问了你也不会回答，今后我决定不再问了，但你也知道我的脾气，我有什么要说什么”，这样的真情流露，以及书中各种文字素材里不断出现的对生活状况的暗示，是最值得读者用各自的人生经验去比照的部分，文字的性格，其实也是人的性格，人们共同无意识地组成了时间的性格。在跨越数十年的叙事里，《回望》回望了作者家人的命运，也借助明灭的时空制造出“新鲜”的体验———这些零碎的“故事的边角料”是一种锋芒，刺向往事，更刺中当代人的敏感心肠。陕西南路上走过的马、动乱年代过去后与母亲形同陌路的好闺蜜、父亲从黎里奔上海走过的路，昨日种种，都是活生生的。经由文字留下的脑海影像，会随时间不断变异，只有穿越重叠的昔日场景的过程，始终教人上瘾地体会着活于当下的意义。 (作者为文艺评论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