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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可以说是抗战题材长篇小说中的异类，通篇充斥着各方士兵对家的记忆、对家庭生活的想象，和对达成“回家”这一行动的终极渴求。陈岭北在进入战场时，脑子里想起了故乡，暨阳县、枫桥镇、丹桂房村，村子里，有一位叫棉花的寡嫂，村外一条宽阔却极浅的小溪，溪面上波光粼粼，像一万条鱼漂浮在水面上闪动鱼鳞。他心心念念的就是回家娶寡嫂过日子。在四明镇戚家祠堂养伤的日子里，无论是黄灿灿、蒋大个子，还是朱大驾、小浦东、蝈蝈等人，都心怀回家的梦想。不仅中国人如此，日军也是如此，香河正男对植子与爱情的幻想，中队长船头正治要回家为妹妹操办婚事，千田薰联队长想念父亲和姐姐……战争将人抛入并囚禁于极端经验的牢笼之中，而人拼尽全力甚至牺牲生命想要回归的正是日常经验所指向的家园。事实上，极端经验与日常经验间的差异、矛盾与张力构成了小说结构层面的裂隙，处理得不好就容易成为“两张皮”。而海飞用华丽且富于诗性的语言、精妙的比喻、动人的细节以及写景状物、风俗俚语、人物描写有效填补了这重裂隙。 从文学史来看，或者仅就阅读经验而论，构成小说叙事主流的其实正是与日常经验叙事相对立的，以重大事件为关照对象的宏大叙事传统。然而社会历史转型期，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的转变，这是人们返身于日常生活中寻找恒常价值和意义的一种方式；或者从琐细的日常现象中审视传统生命价值观，从而确立新的价值判断的一种突围。前者宛若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神话，后者则是另一位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哲学或者是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正如艺术史学家赫舍尔所说：“在人的存在中，至关重要的是某些隐蔽的、被压抑的、被忽视或者被歪曲的东西。”作家就是在这种日常生活中发现意义和价值，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视和肯定，表现了作家对人的自信。《捕风者》中的苏响原本是个只想过寻常日脚的小女人，革命于她而言更像是丈夫留下的遗物，清晰地存在却只是个念想。与其说是残酷的斗争将她锻造成了革命的战士，不如说是对安稳家庭生活的渴望和对寻常日脚的依恋促使她一点点成熟起来，变得坚毅而果决。三段感情、三个丈夫、三个孩子，对一个标准意义上的革命者或者女特工来说似乎有些不可想象，但在小说中，苏响永远是女人的形象大过于革命者的形象。一个女人对情感的执著、对丈夫的忠诚、对孩子的挚爱，都被海飞纤毫毕现地完整记录在案，以此最基础的生存本能来隐喻最高蹈的革命精神。海飞将一个“女特工”的英雄事迹还原为对一个传统女性心路历程和情感世界的钩沉与复现，说到底体现出的是对人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意。 荷尔德林说，文学是为“存在”作证。“存在”是文学的精神边界，“存在”也是文学的永恒母题。那些伟大的文学一直在为人类的基本在场做出描述、解释和辨析——这是它的根本价值所在。对于当下的作家而言，表意的焦虑如影随形。与极端经验和意义的天然联系不同，日常生活或日常经验与意义的联系似乎要淡漠得多，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生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常态化的。因此，如何处理与提升日常经验着实考验着作家的文学智慧与写作伦理。在海飞的小说中，作为革命者形象存在的主人公都有着各自的职业身份：裁缝、铁匠、理发师、厨师、教师等等诸如此类的行当无不与最平凡、最琐碎、最世俗的生活经验紧密相连。海飞抛却了既往“宏大叙事”的伦理理念，放弃了启蒙主义精英写作立场，开始重建虚构叙事与日常经验的关联，从极端状态下崇高壮丽的美学追求回归到日常生活的诗意找寻；将“人的历史”与“历史的人”并置，既书写了国家、民族、政党、阶级及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血肉横飞的激烈战斗，也描绘出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兼顾到了“人生安稳的一面”与“人生飞扬的一面”。 呈现微观经验，回归日常诗性。或许这正是海飞在处理谍战或曰战争题材时并不惟一但却“标新立异”的写作伦理。毕竟，高蹈的精神恰恰需要弥漫着烟火气息的日常经验来承载，幽深的灵魂更需要以真实性和现实感为背景才会得以凸显。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的小说创作更加迫切需要的不是覆盖而是穿透，不是宏大而是精微，不是“故事”而是“生活”。在重建虚构叙事与现实真实的关系的过程中，作家们需要拿出更加深刻、精准且有力的现实书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