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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场域的游离心态与文学性抗争 当下主流叙事在不断地确证当代历史的种种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又以各种不同的宏大想象来重构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让历史与真实在众多的影像与文字中扑朔迷离。而朱文颖的这部小说却钟情于写男人们对当下的出走与逃离，这种对于历史场域的游离实际上表达了多重的意义：家庭内部无法“言说”的沉默，夫妻、父女之间无法真正交谈——无法抵达彼此的心灵，潘先生夫妇和子女之间基于时代与文化的“隔”，潘菊民和童莉莉之间错误的“对峙”，吴光荣和童莉莉之间戏剧性的“缘”与“怨”……我们都生活在传统之中，同时也深植于当下的价值体系，当个人和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某种疏离乃至游离的生活姿态，那么其被边缘和被遮蔽的命运就无可避免。与历史场域的游离有时是主动的，更多可能是被动的，尤其是对于中国当代不断的历史动荡和政治运动来说，个人往往无法选择未来的生活。在被抛入大时代的生存当中，多数个体最清晰的感受恐怕还在于时代裹挟前行中的疏离感，但是却很少有人真正去写与主流宏大历史游离的个体以及他们的精神与情感挣扎。 《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恰恰在这一点上始终保持着活跃的思考空间和饱满的情感力度。潘菊民的逃离在相当程度上展示了当代人物谱系中稀缺的人物形象，表达了非主流人物对于历史的独白与倾诉。我们在相当多的小说文本中会发现类似于童有源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人物会被划分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各种类型：破落的遗老遗少，软弱的旧式青年，平庸的无能者……这些标签中的当代男性被无数英雄叙事和底层苦难叙事所遮蔽，这样的人物所呈现的历史感被强大的意识形态所遮蔽，同样也被解构意识形态的文本叙事所忽略。因此，童有源在《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中的出现便具有某种形而上的价值与意义，朱文颖通过对童有源略显虚化的处理与叙述，呈现了一个旧时代人物在当代生活中的虚妄与抗争。一系列的出走、不谙世事、甚至于不负责任，对于生存现实来说是多么不合时宜，但是对于文学来说又是多么具有文学性，且在一定程度上抵达了对于现实壁垒的文学性抗争。童有源没有能力成为中国式的多余人，但是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告别时代昂扬亢奋的合唱。 在《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中面对祖父辈的历史，我无疑带上了鲜明的“70后”一代人的怀疑色彩。《长恨歌》中王琦瑶的个人历史依然是建立在对于主流历史的建构或解构姿态上，而在这篇小说中，无论是过去、未来和当下都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对于生存的解释，而正是在这种姿态的写作中，凸现出了一代人的自我建构意识：在不断地回望、凝视、质疑甚至忧伤与反讽夹杂的情绪中，以怀疑论者的精神来建构生存的合理性。似乎未老先衰，却又充满着对于历史与当下的无限关注与执著。这种身在历史场域内的游离性观照，让一代人有了某种对于现代与传统两端的同情性理解，因此奠定了对于祖、父辈遥望之中的同情与理解，让乡愁与诗意始终萦绕着南方家族的落魄历史。在反思主流历史的粗糙凌厉与炫目迷人的同时，带着无限的沉迷和探究，去叙述时代场域对于自己深深的刺激与伤痛。如果说所谓的社会学意义的文学解读曾经占据着中国主流文坛，那么，从这一代写作者开始，不是被社会先行设置了面对生存场域的姿态，而是写作者主动建构自我与社会的某种文学文化环境与场域。从某种程度上说，怀疑主义的思维方式让文学真正和自我的生命意志发生血脉联系。相对于弑父或者说无父的写作姿态，这一代人对于历史与当下的认知姿态，无疑映射了1970一代人自我建构的真诚努力以及这一过程中痛苦的挣扎。 小说通过莉莉们内心无尽的坚韧最终抵达女性精神道场的温润与安然，对于逃离现实与历史的男性投去无限同情的一瞥，打捞被遗忘被遮蔽的历史与记忆的碎片，并以此来弥补宏大历史叙事所缺失的柔软声部，赋予这些人物真正的文学性。朱文颖从这篇小说再次出发，以中国南方及其女性的丰沛精神传奇给了当下文学一次惊艳。从生活现场中转过身段，从美女写作中抽身而出，进入对于历史现场和当下生存的精神叙事。她的莉莉们穿越了旗袍高跟鞋的女性符号标签，走入扑朔迷离的历史情境与记忆碎片中，在女性精神空间细小精致又抑郁狂躁的诗意中，走向精神传奇的开阔坚韧与明朗。于此同时，朱文颖最终将自己在文学史写作中和他人区分开来，真正成就了朱文颖和她的南方叙事。 近日在读《亚洲腹地旅行》，斯文·赫定笔下的亚洲腹地探险无疑就是他个人的精神传奇，即便在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他依然会认为：“上路探险征服未知领域，和不可穿越的险地博弈，这一切都散发着不可抵抗的魅力，让我深深为之着迷。”在斯文·赫定充盈着19世纪末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的笔触中，我似乎又回到了少女时代阅读《哥白尼传》《赫胥黎传》的时光。深夜的寂静中，庸常烦闷的日常和考试在科学理性之光中离我远去，暗夜的宇宙苍穹却近在心智与灵魂的咫尺之间。所谓的理想主义可能就是在那样的情境中生根，且被几十年的庸常冲洗打磨而无法彻底根除。由此当我看朱文颖的《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没有读出人物心头的怪兽亦或是零余者的无法安适，而是读出了地域性知识所能够孕育出的一种精神传奇。朱文颖的叙事无疑是对于苏童糜烂庭院的一种反拨，也是对于王安忆上海南方的一种有益补充。朱文颖表达的是一种更为宽容的对于历史与当下的提问方式，且带着某种超越经验主义感知的敏锐和执著。与此同时，在一种地域文化内部反观与自省又是危险的，必然会带着某种不自知的文学偏好，由此，小说依然会被界定在阴郁南方的无力审美中，无法抵达更为强悍的精神场域。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的所有探险都有着“瑞典”的巨大意象和隐喻，又始终带着横贯欧亚大陆的豪迈不羁。朱文颖的南方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充盈了江浙文化地域中的审美意蕴和精神情感多义性，更加期待她能够有着更多可以互为镜像的文化隐喻和象征，从而使自己的写作更加接近于对“沙之书”的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