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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植于日常的精神性传奇 童莉莉眼中和日常疏离与历史悖谬的父亲童有源，无疑是时代的另一面镜子。在父亲这面镜子的折射下，童莉莉的肾病、忧郁、消极甚至于某种小资情调都有了合理的来源与解释。小说塑造了一个站在时代路口沉默观望的年轻人，她不具有《长恨歌》中蓄意的对于当代主流生活的颠覆，而是在首肯现实存在合理性的语调中，悠长而缓慢地呈现出一代人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欲说还休的纷繁意绪。正如莉莉姨妈是“一个把革命与浪漫联系在一起的理想主义者。她向往北京，那个火红的，纯净的、轰轰烈烈的地方。然而，她又是这样的一个理想主义者：她喜欢在蓝天下看鲜红的国旗迎风飘扬，却也喜欢在月圆之夜的梅树底下听父亲童有源吹箫”。童莉莉们因为血缘、身份、性情甚至于南方地域一贯的气质，她像父亲童有源一样无法参与主流历史中和理想主义有关的日常事件。作为内心充满现实生存欲望和精神爆发力的女性(可能这种欲望因其细小常常被宏大历史所忽略、质疑甚至于摒弃)，她们在日常性中坚守着属于自身的纯粹性和不可言喻的自我性，并以此来对抗无法进入历史叙事的尴尬与失落。正如小说所说：“莉莉姨妈吃西餐时，她的背挺得那么直，她的脖子仍然有着天鹅般美丽的弧度。她面带微笑细声细气地和服务生说着话……美食、鲜衣、流淌的音乐、人世间种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快乐……我们这两个虚荣的、会娇声发嗲的南方女人……其实我那小资产阶级的漂亮母亲也是这样的，其实我那郁郁寡欢强忍悲伤的外婆也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家族的女人骨子里全都是如此，无一例外，只不过莉莉姨妈更为顽固无耻一些罢了。” 从日常性出发对于精致生活骨子里的沉溺，滋养着莉莉姨妈们无尽延展的内心与外表。面对一个粗糙的躁动的骤变的时代，保有对于有品质生活的昂扬激情甚至于成为了莉莉姨妈们的某种宗教。童莉莉和潘小倩兄妹的情谊，月夜、留声机、 书场、养着花花草草的院落与洋楼，甚至于潘小倩和潘菊民突兀地塞给童莉莉的新衣服和一叠厚厚的钱……这些透过小说情节的穿插与推进，默默地叙述着有悖于时代主流的日常性生活之流。在被历史所惊吓的童、潘两个家族中，童有源和潘菊民以出走的方式逃离了现实的精神苦难，而童莉莉和潘小倩，则选择了坚守。在等待的过程中，人们以日常性的方式来逃离历史境遇的逼压，由此，僵硬的单薄的生命才得以复苏和醒转，一次次地带着不可言传的负气与娇憨，一头雾水又一路亢奋地建构着女性自身细小历史的精神传奇。 生命的解压与精神道场 无论在大小时代中，保有内心依然是女性不二的生存法则，即是所谓的柔弱胜刚强。面对家庭和子女的时候，来自于母性的建构性力量，让女性无法在生活现实面前义无反顾地出走或逃离。于是在守望的层面上，她们添加丝缕女人细小而坚韧的情趣、意味甚至于巧智乖张与反复无常。这种对于生命的解压和释放，因其细小又无章法，往往为经天纬地的男人们讪笑，但是女人们就是在这样的螺蛳壳里做着道场，这种道场所系的是人伦日用的温暖、情趣与快乐。每一个日常的惊喜、温润与趣味实际上连接着一个家庭几十年的兴味盎然。反之，每一个充斥呆板、冷漠与无趣的日子，同样导向没有任何审美意义可言的糟糕人生。女性内心之丰美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地域一时代家庭生存场景的模式。因此，在这样的打量中，莉莉姨妈们内心执著的闹腾，对精致生活形式主义的偏执就带着几分精神传奇的性质。小说通过莉莉姨妈的细小传奇为女性内心执著的精神力量构建了属于日常又超出于日常经验的叙事，让莉莉姨妈们的精神谱系在当代文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在无数的汉语小说文本中，男人用风花雪月、颓废浪荡来确证生命的存在和所谓精神自我的存在，相比较而言， 莉莉姨妈们深入日常性的精神确证，以及跳跃在生存中鲜活强悍的生命力，这些更体现了女性面对生存本身坦然而坚定的姿态。尽管这种姿态更为个人化，却带着对于日常人伦丰厚的精神性体验，活跃在历史与当下的时空中。在面对历史强悍性力量的时候，莉莉姨妈精神性谱系所呈现出的真挚与温暖，是细小的，但却是深入女性生命道场的一缕温润的光，并因此弥足珍贵地建构着属于女性自身的精神空间。小说让南方在更具女性意义的历史想象中，走出了螺蛳壳道场的狭隘，充溢着独具朱文颖面目的精神气质与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