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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个时刻，故事的讲述者如同奈保尔和库切一样，绝望地看到新移民的快速自我奴化及东方根性，看到西方人通过各种快餐先改变自己后代的胃口，继而改变他们的心灵时，这个故事差一点就够得上是“人类的故事”了，然而终究还是没有：作品中没有出现价值观的差异与碰撞，没有出现语言的矛盾或交汇，也没有出现文明之间的沟通、对话，最重要的是，文本中没有任何在中国故事和所谓“人类故事”之间进行整合的意图。我们无法得到更加全面和客观的生命图景、世界图像。对中国读者而言，作品中的西方社会只是回流到大陆的一些飘零经验，这也是大部分居住在西方的华语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的作品似乎总也无法触碰到西方世界的本质内容，只有在第三代华裔作家谭美恩的某些作品中，我们才可以体会到类似美国黑人文学、移民文学的味道，可惜已经和今日中国全然无关了。 《世纪病人》描述的是一种个体的失败经验：一个人从生命理想的最高处不停地下降、掉落，军旅生涯和诗歌荣誉都不曾将他彻底拯救，因为他被迫卷入的历史本身，并不包含一种救赎的逻辑或机制。另一方面，由于铲除了原本驳杂的历史背景，当主人公在极度孤寂中获得了异常活跃的思维。绝望的狂想使主人公开始构思一个儿子，那是一个剥离了任何社会属性的、只服膺于自然状态的果实，而且在后来变成了现实——他后来真的拥有了一个宝贵的后代，一个货真价实的儿子。作者希望通过动用经济力量、权力资源，以无土栽培的方式，养育一个异己者，甚至可能是一个将来会与自己为敌的人。问题在于，当作品花了一些篇幅塑造这个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儿子时，该小说人物还是被屏蔽了——这个儿子的世界几乎是不存在的，他没有带来任何关于另一个世界的好消息或者坏消息，他坐在电脑前，把自己关在了移民社区的一套住宅内，他背着书包去了学校，是一个在中国式望子成龙的父亲眼里晃动的符号，最终，他像一个纸船一样无声无息地飘走了。 如此，作品同样未能触及中国故事的根本：个人的崩溃、修复与重建，以及社会的失败——更大的失败。文学或电影中“病人”的意思当然不是指身体方面，而是指向精神世界的。作品中那个尽职尽责的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爹、寄望于纯美式教育奇效的爹，他所奉献和承担的一切，到头来看上去依旧很“中国”。结果，作品中最初萌芽的自由意识演变成了无尽的虚无之感。如此“世纪病人”，如此“中国病人”，都很难与我们所说的真实世界建立联系。 在这个意义上，《世纪病人》是一本关于失败的书，也是探测失败程度的书。上述全部关于“未竟之事”的文学追究，似乎可以因“自传体”这个缘故而获得谅解。至少，诗人出于诚实的本性，没有在这个关于人的故事中添加什么别的东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