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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胡冬，原以为他在开我的玩笑。再看却是满脸真诚。说实话，这样的事我做梦都没想过。在内心深处，我总是认为自己是外地人，是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我每天想的，只是如何把餐馆开好，多挣点养家糊口的钱。其余的我从来没有奢望过，更没打算过把家放在北京城里。 “我说大哥，你这话不对啊！我舅舅当初来北京的时候，是个倒腾破烂儿的，现在已经买了两套两室一厅，把我姥爷和姥姥全接到北京来了，还给两个老人雇了个保姆。我就不信，你开了这么长时间餐馆，最后还要回到你的老家去？想干啥呀？回去倒腾煤，当煤贩子呀？” 我笑了。 “那倒不是，咱也没那个能耐。但是买房的事儿我是真没想过，也不敢想。别的不说，哪有那么多的钱呀？我可比不上你舅舅！” “行了行了，大哥，我没说跟你借钱吧？再没钱，你交个首付的钱可有吧？一百万的房子首付个百分之十五，也不过是十五万嘛，对不对？剩下的，你贷上个十年二十年的款，国家的钱，借给你还不用呀？傻啊？慢慢还呗。让我看，北京的房子会越来越贵。我跟你说，要买就别愣着，赶紧动手，趁早别赶晚。” 一通忽悠。他哪是什么拆房子的，简直就是卖房子的！但不管怎么说，对我而言，胡冬的话都无异于天方夜谭。当时我只是笑了笑，便转移了话题。直到几年之后，当北京的房价一涨再涨，涨得世人瞠目，涨得连北京人都叫苦不迭的时候，我才不得不承认胡冬的“高瞻远瞩”。 说起来，胡冬文化程度并不高，他不过是个连初中都没上完的半吊子。但事实又一次告诉我们，在社会的每一次变革中，最大受益者，不一定都是那些政治与知识上的“精英”，还有相当一部分头脑简单、用不着“解放思想”就敢想敢干的“土老帽儿”。平时我们总说“知识就是力量”。但讽刺的是，在有些事情上，没有知识的人反而更强大——因为，他们总是奉行一种简单的实用主义哲学，那就是“先下手为强”。 胡冬的信息挺准确。大约三个月之后，我们居住的那条胡同来了几个人，他们拿着卷尺，比比划划，挨家挨户地测量。问了一下，说是要拆迁。当时邻居们根本没当作一回事儿。赵公安还安慰我说： “都量过好几次了，瞎比划！几年前就说要拆，现在也没拆。您想想，这可是中心的中心，知道吗？寸土寸金啊，拆？您觉得可能吗？别听他瞎掰。谁拆得起啊，是不是？住你的房子，甭理他！” 尽管赵公安言之凿凿，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为此，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下老杨头儿。 说实话，刚接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老头有点拿架子，甚至有点卖弄他的修养与学识。时间一长，我发现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老头，而且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自从我开了这家餐馆之后，胡同里许多邻居都到我的餐馆里吃过饭，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住在高楼大厦的儿女们，都会回到胡同里来看望一下老人，吃个饭，团聚团聚。由于老人的住房都比较窄小，没办法在家里做饭，年纪又大，甚至病病歪歪、靠坐轮椅才能出门的都有，不便于到远点的地方去折腾，往往就近在胡同里选个餐馆，订上一桌（每当遇到这样的邻居，我都一律八折优惠）。老杨头儿例外。他的家离我的餐馆不过五十米，每次见面说话，他都会问上一句我的生意咋样，他却从来没到我的餐馆吃过一次饭，甚至连打包个鱼香肉丝的情况都没有。也不知道他每天吃的是啥。他只是根据季节与天气变幻情况，选择不同的位置，坐在竹椅上，一副超然物外甚至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漫不经心地揉他的核桃。 当然，他喜欢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越来越熟，应该说，我们聊得还是不错的。而且，我发现这个老古董也的确是不简单。他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特别是对于老北京的一些人文掌故，说起来都是一套一套的，有鼻子有眼儿，简直就是一部老北京的活词典！据说，老杨头儿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他祖父是私塾先生，父亲曾上过京师大学堂。他七岁时就进了私塾，会背《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还念过《论语》。同时他还是个戏迷，尤其喜欢京戏。我觉得，京戏这门被称为“国粹”的艺术有个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好像是一门和年龄有关的艺术。也就是说，年龄大的人喜欢，年轻人则大都不怎么喜欢——什么生、旦、净、丑呀，黑头、花脸呀，二黄导板、西皮导板呀……讲究太多，弄不明白。而且有话不说，老是磨磨叽叽地唱，太慢了，有什么意思？可是随着年龄慢慢向老年靠拢，你会渐渐地发现，那种声情并茂的表演，那种行云流水的唱腔，再配上铿锵有力的锣鼓和京胡月琴的伴奏，其旋律是那么的通透，力道，确有一种透人心脾的魅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