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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鲁迅旧诗以菰蒲为喻，在游戏和批判的积习中附着脆弱的主体意识，展现出鲁迅的恐惧、绝望和乡愁。鲁迅在游戏中挑战常规的文体观念，在批判中抒愤懑，在脆弱中呈露难以直说的苦衷。这个绝望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一个无意识的孤独自我。 【关 键 词】鲁迅/旧诗/菰蒲/游戏精神/主体意识 【作者简介】李国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092 鲁迅旧诗不多，最早见之于世的是悼念范爱农的三章诗，发表在1912年8月21日绍兴出版的《民兴日报》。其时知者有限，作家鲁迅也尚未诞生。1924年10月，凭借《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鲁迅旧诗正式进入现代文学视野。该诗拟汉张衡《四愁诗》，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既同《野草》其他作品一样有着“难以直说的苦衷”，也明示着鲁迅旧诗的游戏精神在多个层面上挑战现代社会。无论是“拟古的新打油诗”所意指的戏拟旧诗，还是“我的失恋”所意指的嘲讽新诗的某一具体创作现象，都说明鲁迅旧诗非圣无法，不遵矩度。其后，鲁迅在不同的杂文中戏拟曹植《七步诗》、王士稹《咏史小乐府》、崔颢《黄鹤楼》，游戏在经典文本与社会批评之间，充分刺激着现代读者的神经。不过，首先要注意的也许是鲁迅旧诗游戏精神背后的一种积习。 一 所谓积习问题，见于鲁迅1933年2月写作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鲁迅在文中有两处写到了积习问题，一处为了引出自己1931年创作的悼念柔石等人的旧诗： 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另一处为了说明自己何以在柔石等人牺牲两周年之时写作《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 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这两处几乎只有一个“又”字之别的文字表明，对于鲁迅来说，无论是写旧诗，还是写杂文，都与积习相关，并不因文体而生差别。当然，这并非泯灭鲁迅的文体意识，实际上乃是要在更深的层面上凸显它。鲁迅的积习是悲愤不能自己，要通过立言来抒愤懑。而为了抒愤懑，他往往文成破体，破坏既有文体的规定性，甚而开创出新的文体，譬如杂文，譬如鲁迅式的旧诗。即以“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言之，表面看来严守律体，其实不然。首先，支微叶韵，韵不严。而更重要的是，用典不庄。“缁衣”最早出典《诗经·郑风》，有礼贤下士之意，解人谓鲁迅借以表达自身痛惜贤德同志不得善终者也，更谓“缁衣”暗用陆机《为顾彦先赠妇诗二首》(其一)“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反用陆游《临安春雨初霁》“素衣莫起风尘叹”，以喻世路险恶，政局污浊。揆诸原诗，未必得情。按原诗系第一人称叙述，隐藏的主语是“我”，即鲁迅本人，这便意味着“月光如水照缁衣”，照的是鲁迅自己身上穿的“缁衣”。如以郑风之典实论之，则鲁迅自视为贤士，与原诗表达的对朋辈的痛悼之意不合，恐未便解为鲁迅表达自身对贤德同志的痛惜。如以陆机、陆游典实论之，则“城头变幻大王旗”已喻政局污浊，“忍看朋辈成新鬼”、“刀丛”、“无写处”已喻世路险恶，而借“缁衣”再三言之，宜有重复之嫌，鲁迅似不必出此。探求旧诗的典实，本是解诗的一般路径。但求之过深，就难免凿枘丛生。唐突诗人。据许寿裳回忆，鲁迅曾对他解释：“那时我确无写处的，身上穿着一件黑色袍子，所以有‘缁衣’之称。”这说明作者虽然知道“缁衣”一典，但用意不过是以字面意思写实。许氏误会其中别有深意，鲁迅则明说此典非典，可知鲁迅用典不庄，挑战律体写与读的成规。事实上，铺陈“缁衣”典故，固然助成原诗的厚重感，但也难免板滞，丧失写实的活气。试以直接写实的意思理解“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则写作主体的形象立时细腻、丰满，活脱脱一个乱离之世痛悼朋辈的老年男子。或谓何以不直写“黑衣”？答曰，迅翁岂笨伯耶？鲁迅的积习固然是遇事不能不发，发则直陈其事，直抒胸臆，但究竟有文采也。“缁衣”一词足以说明鲁迅旧诗的写实精神，《我的失恋》更足以明之。论者谓以猫头鹰回百蝶巾、冰糖壶卢回双燕图、发汗药回金表索、赤练蛇回玫瑰花，殊近玩笑，难怪打油，其实前四者恰是鲁迅所爱，并非为了打油而玩笑。而打油一层，宜从文体求之，即指戏拟张衡《四愁诗》而言；孙伏园谓作者“拟的只是外形，诗的内容却仍是他自己的根本思想”，庶几近之。 鲁迅旧诗与杂文背后相同的积习，不仅是一个文体学意义上的创格破体问题，而且是一个文学功能论的问题。鲁迅将自己的杂文视为一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他的部分旧诗也有同样的功用。许寿裳谓《为了忘却的记念》可以说是“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的序文，近有论者更谓“究竟是旧诗帮助鲁迅表达了非此不足以表达的深沉悲愤，还是时文的气韵赋予旧诗新的血色？恐怕难以细分”①，则与其离析诗、文在文体上的区隔，实不如牵合二者相互生成之关系，并探求二者在文学功能上的相通之处。识者每以鲁迅杂文难入文学殿堂为迕，乃谓《“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鲁迅自比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诗情飞逸，令人动容，鲁迅杂文究竟是有文学价值的。这种固守成见的原宥似不足以见鲁迅杂文给现代文学带来的真实可能性，但亦可启人思。鲁迅杂文中有诗笔，鲁迅旧诗中也正有杂文笔法。名篇《自嘲》结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越出前六句造成的严肃之诗境，由戟指千夫而返身自护，与鲁迅杂文题序中讽世自省的文思暗合。而《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教授杂咏》诸篇，诚有韵之杂文也。《教授杂咏》其一讽刺钱玄同“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是鲁迅杂文“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寸铁杀人的正宗笔法。其中公仇私怨，不必细表，较诸胡适同一题材之作，则鲁迅以杂文笔法作此诗，愈益明了。胡适诗题《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系钱氏写信给胡适说自己要做“成仁纪念”之酬答，其辞如下： 该死的钱玄同，怎么还没有死！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场，不曾来监斩你。今年忽然来信，要做“成仁纪念”。 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回家去挖一坑，好好睡在里面。 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 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年年九月十二，到处念经拜忏。 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鲁迅认为讽刺背后是善意，不是要将人摁进水里，他当然不至于希望旧友钱玄同真的作法自毙，肉身成道，但相比胡适的雍容大度、雅趣盎然，确乎相隔一间。而胡适诗中念响的“瞒”字诀，正是鲁迅诋为国民劣根性的症候，两人之不相能，由此亦可见一斑。胡适洋洋洒洒一大篇，是为朋友设计瞒天过海，而鲁迅了了二十字，破的正是瞒天过海之计，鲁迅诗之如匕首，投枪，宛然在目。《教授杂咏》作为游戏笔墨，并未公开发表，讽刺谢六逸的一首更迟至1947年9月方由许寿裳发表于《台湾文化》第2卷第8期上，鲁迅的游戏精神实多于讽世热情。而且，这也是鲁迅的一种积习。据沈瓞民回忆，鲁迅早年就读弘文学院时即擅游戏笔墨。时有性喜攀附清廷官吏的王惕斋，住东京新桥，一臂为车马碾断，自称独臂翁，鲁迅即刺之以“钦差唤过王爷叫，忙煞新桥独臂翁”。又，据周作人回忆，蒋智由本来追随革命，赠诗陶成章曰“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后与梁启超组织“政闻社”，转言君主立宪，主张发电报给清廷，要求不再滥杀党人。排满青年反对，蒋辩说猪、狗被杀也要叫几声，鲁迅答说，猪才只好叫叫，而人不能只是这样便罢，乃戏拟蒋氏赠陶句曰：“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要之，鲁迅遇事即发，发而为诗，嬉笑怒骂，或偏于游戏，或偏于讽刺，诗体为之破坏则一。 当鲁迅的积习偏重于讽刺时，文字或文体层面的游戏意义隐退，文学的批评意义彰显，这主要表现在他1931年底至1932年初以“阿二”的笔名发表在《十字街头》上的《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诸篇。鲁迅旧诗从友朋之间的传抄走上“十字街头”，自娱娱人的游戏精神也转变为泼辣恣肆且奇崛瑰丽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如《“言词争执”歌》： 一中全会好忙碌，忽而讨论谁卖国，粤方委员叽哩咕，要将责任归当局。吴老头子老益壮，放屁放屁来相嚷，说道卖的另有人，不近不远在场上。有的叫道对对对，有的吹了嗤嗤嗤，嗤嗤一通不打紧，对对恼了皇太子，一声不响出“新京”，会场旗色昏如死。许多要人夹屁追，恭迎圣驾请重回，大家快要一同“赴国难”，又拆台基何苦来？香槟走气大菜冷，莫使同志久相等，老头自动不出席，再没狐狸来作梗。况且名利不双全，那能推苦只尝甜？卖就大家都卖不都不，否则一方面子太难堪。现在我们再去痛快淋漓喝几巡，酒酣耳热都开心，什么事情就好说，这才能慰在天灵。理论和实际，全都括括叫，点点小龙头，又上火车道。只差大柱石，似乎还在想火并，展堂同志血压高，精卫先生糖尿病，国难一时赴不成，虽然老吴已经受告警。这样下去怎么好，中华民国老是没头脑，想受党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但愿治病统一都容易，只要将那“言词争执”扔在茅厕里，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之此理。诗里提到的“一中全会”指的是1931年12月22—29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会上宁粤两派因争权夺利和推卸卖国罪责，互相谩骂。当时报纸称之为“言词争执”。1931年12月27日《申报》在《二次大会中言词争执经过》题下载南京26日电：“昨日会中粤委某提出张学良处分案，发言滔滔不绝，谓不仅张应负丧师失地责任，即南京政府亦当负重要责任，报告毕，吴敬恒即起立，谓张学良固应负责，南京政府亦当负不抵抗之责任，至赴日勾结日本来祸中国之卖国者，亦不能不科以责任，粤委某起立，诘吴卖国者何指，吴答当事者不能不知，当时有人呼对对对，亦有喊嗤嗤嗤。”鲁迅在诗中揭开国民党政党政治“言词争执”的民主假面，直指各方眷眷于私利，在民族灾难面前表现得“没头脑”，可谓一针见血。而行文泼辣恣肆，痛快淋漓，端的是一篇有韵的杂文。当然，这到底是“十字街头”的“歌”，情随字尽，意缘篇终，究非诗歌本色。然而，正如一直被中国学界视为主张纯文学的韦勒克(Wellek, Rene)和沃伦(Warren, Austin)在《文学理论》中所表示的那样，“我们也可以这么说：物体的本质是由它的功用而定的：它做什么用，它就是什么”②，重要的也许不是诗歌本色如何，而是鲁迅赋予了诗歌何种功用，这种赋予是不是使旧诗在现代文学中复活，甚或赢得了新的可能性？相对于中国古典传统的拾阙补遗，讽谏诃骂，《“言词争执”歌》不啻非圣无法，更有一种超卓的主体意识，俯视现代政党政治及其中的营扰诸生，因此远非昔日的“三吏”“三别”之类可比。有论者研索鲁迅旧诗的现代性，谓“鲁迅在客观的社会批判中、社会抒怀中贯穿了自己强烈的自我生存意志和生存欲望。在鲁迅看来，社会批判若不是为了个体生命的发展，那它就是毫无价值的”，③《“言词争执”歌》批评现代政党政治的荒唐，也是担心“小民恐怕要苦了”，标的是生命，而非宪政。循此，则视“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句中“孺子”喻指大众，乃是政治浪漫派的误读。“孺子”实写鲁迅年幼的儿子，方为作者本意。而从此出发，鲁迅“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诗语，才能更好地落实到鲁迅特有的情感和思想中去。这是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生物之爱，也是更具体的历史产物，鲁迅其时认为传统的纲常束缚了人性，连如同生物一般的天性之爱，中国人也无法理解、付出和享受。当鲁迅的主体意识灌注到旧诗中，使旧诗发挥着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作用，旧诗就有力地介入了现代社会，不仅成为鲁迅杂文文本的组成部分，以互文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而且自身在文体上也杂文化，展现出新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