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革命文学论者将鲁迅“小资化”经历了从“资产阶级化”到“小资产阶级化”的演变过程：先是将鲁迅“趣味”化，再将鲁迅视为“没落的小资产阶级”,最后给鲁迅戴上“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帽子。但是，受中共整体文化战略的影响，鲁迅又被迅速地“去小资”，成为左翼文坛盟主，中共也借此实现了文化领导权。 关键词：文学与政治；文学场；“革命文学论者”；“资产阶级化与小资产阶级化”；鲁迅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07BZW012)；江苏省教育厅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CXLX12_0761）；苏州大学优秀博士论文选题重点资助项目与南京晓庄学院重点社科项目“政治、启蒙、审美：中国现代文论的三维发生研究” 作者简介：莫先武（1972—），男，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基础理论研究。 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被迅速地“小资化”，是后期创造社成员为代表的革命文学论者从启蒙文学代表鲁迅手中争夺文学场领导权的结果。在这场争夺中，革命文学论者成功实现了文学场与政治场交叉地带的文化场占位；凭借这一政治文化资本，在左联成立过程中从政治权力场的边缘进入中心，成为党的文化管理执行者。同时，这也让中共认识到，要想真正成功渗透进文学场的中心，必须借助纯文学场作家的号召力，而鲁迅无疑是最理想的人选，所以必须吸纳他成为左联盟主。 一、鲁迅：从“被资”到“被小资” 革命文学论者将鲁迅“小资化”，经历了从“资产阶级化”到“小资产阶级化”的演变过程。 将鲁迅“资产阶级化”与创造社成员的政治取向相关。1926年上半年，经瞿秋白推荐，郭沫若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不久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这又促成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郑伯奇、穆木天、何畏等南下广州，直接从事革命工作。与此相应，他们的文学主张也从主个性、重内心表现，提倡艺术至上，强调“灵感”“直觉”，转而提倡革命文学。在革命文学语境中，创造社成员将鲁迅“资产阶级化”了。成仿吾认为，中国文艺界“仅在黎明时期有过纯粹努力于表现的一个时候”，“那时候的作品虽然不免幼稚”，“但是大家的努力”“都是集中在自我的表现的”，但现在的文艺界则“堕落到趣味的一条绝路上去”了。何谓“趣味”？“趣味这东西含有对于某种事物有特别嗜好的意义”，这里的趣味是指个人的文学品味与倾向。成仿吾直接将“趣味”与“资产阶级”勾连，认为趣味文学是闲暇阶层的生活基调，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是苟延残喘或蹉跎岁月的资产阶级，是他们的玩意”［1］。 中国趣味文学作家有哪些？成仿吾认为，徐志摩、刘半农、周作人、鲁迅、陈西滢是其代表。通过“趣味文学是资产阶级文艺”、“鲁迅是趣味文学论者之一”，“所以鲁迅是资产阶级”这一推理过程成仿吾实现了鲁迅的“资产阶级化”。 创造社改组后，对鲁迅的评价也从“资产阶级”演变为“小资产阶级”。鲁迅的“被小资化”以《“醉眼”中的朦胧》发表为界，分为“没落的小资产阶级”与“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两个阶段。 最早将鲁迅“小资化”的是冯乃超。他对叶圣陶、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分别作了批评，说“他们以敏感的感受性，圆滑的技巧，描写尽中国的悲哀”，但是他们“小资产阶级PeitＢourgeoi的特性是可以倾向保守也可以倾向革命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没落的没落，革命的革命去了”。冯乃超首次将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中分立出来，实现了知识分子的集体小资产阶级化，并指出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性与两面性，既可能走向进步即无产阶级化、也可能走向反动即资产阶级化。在他看来，作为小资产阶级的鲁迅，显然没有跟上时代步伐实现无产阶级化，不过是还处于动摇时期，还没走向反动即资产阶级化，“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因此是“没落的小资产阶级”［2］。 钱杏邨直接以鲁迅为批评对象。他指出，《孤独者》《伤逝》中虽然也表达了求生的渴望，但这种追求没有社会意义；鲁迅似乎也在寻找出路，如《伤逝》，但只有经济出路；在《淡淡的血痕》中也曾觉醒过，他因淡淡血痕的冲激而兴奋，但这种兴奋只不过是一个浅薄的同情而已，只不过是刹那间的胰子泡而已；打开《野草》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人类是恶鬼与野兽。钱杏邨认为，“鲁迅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性完全暴露了出来” ［3］，是当然的“没落的小资产阶级”。 对于创造社提倡的革命文学以及对自己的批评，鲁迅回应认为这是投机行为。这激起了创造社的强烈不满，李初犁、冯乃超、彭康、钱杏邨、王独清、郭沫若等人都撰文对鲁迅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鲁迅因此迅速地由“没落的小资产阶级”演变为“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李初梨认为，鲁迅“一方面积极地抹杀并拒抗普塔利亚特的意识争斗，他方面，消极地，固执着构成有产者社会之一部分的上部构造的现状维持，为布鲁乔亚汜当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又说“这与反动者流说着普罗塔利的前卫，牺牲‘大众’利用‘大众’来作他们争权夺利的‘材料’，如出一辙”。所以结论是：“鲁迅对于布鲁乔亚汜是一个最良的代言人，对于普罗列塔利亚是一个最恶的煽动家！” ［4］他用“Don Quixote”（堂吉诃德）来讽刺鲁迅，认为他看似态度中立，其实是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抹杀，给资产阶级“当了一条忠实的狗”，是“一个最恶的煽动家”。沿着“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无产阶级最恶的煽动家”这一评论过程的完成，鲁迅被演变成为“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 郭沫若对于鲁迅的批评更为严厉，说他是“二重的反革命”。他说之前对鲁迅的印象是“一位过渡时代的游移分子”，但读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后得出三个判断：“第一，鲁迅的时代在资本主义以前，更简切地说，他还是一个封建余孽。第二，他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还不曾确实的把握。所以，第三，不消说他是根本不了解辩证的唯物论。”最后他得出结论：鲁迅是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因此，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