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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就是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所说的“自己的经验”，也是至今被中国知识分子所诟病的一些话。 但是，只要我们不将其视为对全体中国青年的教诲、教导和教训，只要我们将其作为鲁迅“自己的经验”并从其产生的原因上试图了解和理解它，我认为，它实际是没有任何难以理解的地方的。 首先，鲁迅趁着《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机会”，说的虽然是“自己的经验”，但仍然是说给“青年”听的，不是说给章太炎、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已经成为“国学大师”的人听的，也不是说给胡适、辜鸿铭、梁漱溟、黄侃这些当时已经成为文化名人的人听的，而是说给当时的知识青年听的，并且是关于“读书”的。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即“青年”为什么要“读书”?“读书”对于“青年”有什么实际意义?当然，“青年”也可以为了好玩而“读书”，为了升官发财而“读书”，为了长命百岁而“读书”，甚至可以为了争权夺利、钩心斗角、巧取豪夺、欺男霸女、谋财害命而“读书”，但所有这一切都与鲁迅没有关系，他也没有能力为其提供“自己的经验”。与鲁迅有关系而他又能为其提供“自己的经验”的“读书”，对于“青年”有什么意义呢?那就是“青年”可以通过“读书”而更多地了解人生、丰富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人生知识，提高自己人生的自觉性，并以利于自我人生的改善。与此同时，对于当时这些知识青年，这样的人生应该是“实人生”，是社会人生，而不是虚幻的、像佛教文化讲的那种纯粹精神性的超世间的人生，因为当时多数的知识青年要进入现实的社会人生，“实人生”，而只有极少的人才会选择吃斋念佛的超世间的人生。这种人生既要吃饭、穿衣、结婚、生孩子，也要有相对充实的精神。用鲁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的说法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⑩(“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并不是放纵。”(11))在这里，还有一点是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的注意的，那就是鲁迅首先关心的是当下的这些“青年”，而不是已有的那些“书”；他是在为当下的这些“青年”介绍应该读的书，而不是像很多教授学者那样将自己认为重要的“书”介绍给现代的“青年。——这二者是有严格区别的。 只要我们认为当今青年读书的意义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人生，丰富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人生知识，提高自己人生的自觉性，从而改善自己的人生，只要我们承认当今青年所面对的是“社会人生”，是“实人生”，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鲁迅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只要我们对中国古代的书面文化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我们就会知道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并逐渐繁荣发展起来的中国书面文化，不论是道家知识分子的书，还是儒家知识分子的书，都是让人“求适应”的：适应外部自然世界的要求，适应外部现实社会的要求。这样的文化不能不使人“沉静下去”，因为“适应”不需要人主动地去做什么，去争取什么，不需要改变外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是要使自己渐渐能够忍受外部世界给自己带来的不便，而在此基础上充分享受它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和方便。这当然也不失为一种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只适应于社会中的少部分人，即那些不用直接从外部自然世界取得物质生活保障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大自然主要是自己感受、体验和欣赏的对象，即使现实社会，也是可去可留的生存空间，不必要求它一定适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社会写书和读书的人，就是这些不用直接从外部自然世界取得物质生活保障的少数人，“沉静”对于他们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直至现在，多数学者在称道中国文化时仍然认为中国文化是崇尚“天人合一”的，但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却绝对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体验到的，那些必须以自己的力量承担自己的人生的人，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无法将自己合并到“天”中去的。“天”不遂人愿，“地”不遂人愿，“社会”不遂人愿，“人”也不遂人愿，对于绝大多数人、特别是绝大多数青年倒是一个不变的实情。因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固然有其自身的力量，它要求人要有适应自己的能力，但人也有其先天的欲望和要求，他无法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所有要求。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的中国当代知识青年，其情况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与其说他们的境遇与中国古代写书和读书的人更加接近，不如说他们的境遇与中国古代那些根本不写书、不读书的人更加接近。他们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永远可以保证他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富裕家庭，也已经不是一个永远可以保证他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官僚社会，而是一个必须以自己的力量牟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现实社会。对于这样一个现实社会，仅仅像中国古代写书和读书的人那样“求适应”是不行的，仅仅盼望着“天”来与自己“合一”是不行的，仅仅满足于自己是一个“忠孝双全”的“君子”也是不行的。他必须得“做事”，必须得会“做事”，既要有适应外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一定的能力，也要有使外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更适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即改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能力。得有点主动精神，有点创造能力，有点克服困难自求发展的能力。这样的社会人生，这样的“实人生”，是用自己的力量开辟出来的，不能仅仅依靠大自然的赏赐，更不能仅仅依靠当今皇上的恩宠，用自己的力量开辟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道路，是现代中国青年无可逃避的历史宿命。显而易见，这样的人生知识和人生经验，在中国古代的书中是极难找到的：在道家的经典中难以找到，在儒家的经典中也难以找到。 为什么鲁迅说“读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呢?只要我们不是从“面子”上着眼，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说中国的“好话”，只能说外国的“坏话”，而是真正从关心当时知识青年成长和发展的角度，那么，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外国书，特别是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书，都有哪些呢?无非有这么三大类：一类是文学艺术的书，一类是社会科学的书，一类是自然科学的书。这三类书都是与社会人生、与“实人生”直接相关的：文学艺术是表现人生的；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的；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的。这些都是一些与社会人生直接相关的“书”，也都是一些“事”，是需要人来做的，并且是需要人不断做下去的。能够做这些“事”的人，得是一些“活人”，一些自己能够“想”、能够“说”，也能够“做”的人。在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也是劝人入世的，也是讲世界大同的。但它一方面讲父慈子孝，一方面又维护父亲对儿子的绝对权力；一方面讲君慈臣忠、民忠，一方面又维护君主对臣民的绝对权力；一方面讲男欢女爱，一方面又维护丈夫对妻子的绝对权力，所以它的世界大同的理想只是一句空话，是根本无法接近的梦幻世界。儒家文化也是主张乐观向上、反对消极厌世的，但它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却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生命活力，一个连自己的自然欲望都被窒息了的人的“乐观”还能乐观到哪里去呢?而那些依恃权力、超越道德底线的无法无天、骄奢淫逸的人们的“乐观”就更是“僵尸的乐观”了。也就是说，依靠自己的力量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西方人，也会遇到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产生颓唐和厌世的情绪，并且也会成为西方一些思想学说或文艺作品的思想基调或情绪基调，但这仍然是一些有生命活力的人的颓唐和厌世，它与那些怀着空洞的理想而根本不能以自己的力量开辟仅仅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的人的消极悲观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人好说“看破了红尘”，一旦“看破了”，他就任什么崇高的东西都不去争取了。 自然鲁迅认为青年读书的意义主要在于丰富自己的人生知识和经验，主要在于能够接触人生，想做事、会做事；自然鲁迅认为读中国书“就沉静下去”，不想做事，也不会做事；自然鲁迅认为读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那么，鲁迅认为中国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吗? 在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即鲁迅所说的“自己的经验”是不是真的是“自己的经验”的问题，亦即它是鲁迅根据“想当然”的推理而谎称“自己的经验”以应付当时青年的一些虚话、空话呢，还是确确实实是在自己亲身感受和体验的基础上对当时的青年说的“肺腑之言”呢?是仅仅为了显示自己的不同凡响而杜撰出来的一些惊人之语呢，还是切切实实从关心当时青年生存和发展出发而说的实在话、真心话呢?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是感受、理解和评价一个语言文化作品的根本的尺度。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否定掉一部引经据典、罗列事实的皇皇巨著，如果它只是一些与作者的人生经验和思想认识无关的大话、空话和假话的话，但我们却不能否定一个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因为它体现了一个真实生命的存在，是这个活泼泼的生命的象征，是有真实的内涵和丰富的内容的。鲁迅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12)我认为，只要对鲁迅的思想和生平略有了解的人，都能够知道，鲁迅这里说的“自己的经验”，是有他前半生的人生道路和生命体验予以验证的，也是有他后半生的人生道路和生命体验予以诠释的，这就是一句真话比所有空话、大话、假话更有不可辩驳的力量的原因之所在。 鲁迅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13)这个“不相干”，是他的“经验”，并且这个“经验”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他确凿无疑的是离开了中国传统“读书做官”道路的一个知识分子。鲁迅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事的。”(14)我们看到，不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主观意图上，鲁迅都已经不是一个“权势者”，并且也不再想成为“权势者”，所以不但这“敲门砖”与他“不相干”，就是孔子的思想学说本身也与他没有了多大的关系。鲁迅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15)“治国的方法”就是“治臣民”的方法，是从“君”的需要出发的，而不是从臣民的角度出发的，更不是从其中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发的。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西方的近现代文化是由西方的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并且不是为当时的执政者筹划的“治国的方法”，而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感受、体验和认识，是“做事”的，而不是“治人”的；是为民众“做事”的，而不是“治民众”的，即使与政治有关的一切，也只是一些社会事业，并且是与其他社会事业完全平等的社会事业。“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16)鲁迅正是因为接触了西方文化，才离开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思想理想——一种“治民众者”的理想，一种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17)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思想理想。他的一生，想的不是怎样“经世治国”，不是怎样“治理民众”，而是怎样为社会“做事”，为民众“做事”：他的仙台学医“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就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18)，是“做事”；他的弃医从文“提倡文艺运动”(19)，是“做事”；他的写小说“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0)，是“做事”；他的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21)，也是“做事”。 总之，只要我们不从自己的先入之见出发，而是从切切实实地感受和理解鲁迅、感受和理解鲁迅的人生道路和思想道路出发，我们就会感到，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对当时的青年所告白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经验”，甚至还是决定了鲁迅一生前途和命运的最关键、最重要的“经验”。用句中国老百姓说的话来说，他在这里对当时的青年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真心话、良心话。仅此一点，我们就只有感受它、理解它的权利，而没有歧视它、否定它的理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