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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鲁迅以动为本位的理想人性论，是针对中国传统专制社会发展静态人性，依据中国现代变革和改良国民性的需要提出的。鲁迅不只是从总体上明确了动态精神在理想人性中的地位，而且把它具体化为开拓、创造、开放的三种精神，从而体现出动态精神的现实目的。这正是鲁迅动态本位人性理想的实践品格和杰出意义。 关 键 词：鲁迅/人性理想/动态精神 作者简介：何锡章(1953)，男，重庆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湖北鲁迅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 静与动是万物固有的两种本质属性，人性在理论与实践上，也有趋动和趋静两种本质属性。人性趋动，渴求变化与发展；人性趋静，企望稳定和安宁。沉静既久易思动，望改革，求变化；动荡过长想安定，盼平和，恋归宿。任偏一极，平衡就遭破坏。然而，中国传统的人性理想主要偏于静的一极，人性的动态本质的一面被主静的理想压抑和遮蔽，人性的趋静属性被强调到极端，而动的属性自然就被有效压制。于是，社会与历史，文化与人性，整体上皆处于静态之中。简单与表象上的稳定与和谐，成为“和为贵”的目标；循环论代替了发展论，均衡论就等于变化说，而折中论便否定了矛盾论。正如鲁迅所揭示的那样：“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1]；“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况吐露他们的热力和热情”[2]。正是处于对中国文化和人性主静特质的认识与判断，鲁迅在批判主静人性的片面性的前提下，提倡动的人性精神，使之成为他一生探索追求的中国理想人性的重要内容。 生命和人类总是无限向上，不断超越过去走向完美的，向上与超越都与人性的动的精神紧密相关。伏尔泰认为，没有动的精神，就等于人本身并不存在，而检验人行为的一条重要标准就“在于他所干的事情是静的或是动的”[3]。鲁迅正是深刻认识到人性发展过程中动态精神的重要意义，针对中国传统专制社会发展静态人性，依据中国现代变革和改良国民性的需要，提出了以动为本位的理想人性。他认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又若干失错，也不要紧，唯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即引人到死路上去”[4]。由此出发，鲁迅肯定中国汉唐时代所有的“闳放”精神就是动态精神的具体体现，而这种精神恰恰是我们民族应当继续发扬的优秀品质和脊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根治民族中因静的片面发展所形成的痼疾，现代中国人民进行变革实践的内在精神动力才有保证。 动是从总体上确立的理想人性发展的内部精神。如果动态精神不进入实践的领域，不转化为具体的活动，那么，动的精神就会流于观念的提倡，失去它发展的方向及其质的规定性。所以，鲁迅不只是从总体上明确了动态精神在理想人性中的地位，而且把它具体化为开拓、创造、开放的三种精神，从而体现出动态精神的现实目的。 一动态本位理想人性之开拓精神 开拓精神是进取的向上的精神，它从动态出发，使人性的内部具有无限扩展，无限外延，无限向上的能力，在鲁迅那里，就成为从无路的地方踏出路来和不畏任何险阻，敢于承担任何风险的精神。鲁迅认为，中国专制主义统治阶级思想的长期统治，在民族性中形成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不为福先”[5]142的保守精神，安于劳作，安于现状，“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人”便是这种劣根性的反映。“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也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并非“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5]，它需要不断突破本身固有的静的平衡，不断开拓向上，沿着动的方向前进，而古代的“教人不动”的“生活法”[4]则否定了动，片面发展了静，这就违反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人性的发展就必然出现偏颇的畸形。因此，为打破静的片面性，鲁迅要求人们应成为开辟新路的前驱，培养能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 开拓精神包括两种含义。首先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开辟出来”道路的拓荒者精神。他认为，人们应当充分利用、发挥固有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敢于“踏着铁蒺藜向前进”，“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6]新的人生道路。中国人民与鲁迅所处的时代，面临着新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因此，只有在“铁蒺藜”和丛生的“荆棘”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才能开辟出新的道路——符合中国人生存发展的路，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路。为此，他告诫中国青年，与其找糊涂的导师，“倒不如自己走”，遇见森林，便辟成平地，遇见旷野，便栽种树木，遇见沙溪，便开掘井泉。[7]这里的森林、旷野、沙溪，就是当时社会给新的人生道路所设下的障碍；而平地、树木、井泉则是新的人生理想之路。鲁迅以象征的手法，给我们指引了一条求生存的新路，而要获得这新路，必须要具备开拓者的精神，要成为冲破一切阻碍向人道前进的闯将，使生命“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的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6]。其次，开拓者精神是大胆、独立、勇于牺牲的精神。开拓是在前人没有基础上的开拓，因而，开拓者将会遇到很多障碍、危险，也会因不成熟犯错误，也就是说，要承担失败的风险。但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自由及应有的权利，又必须有一批敢于担风险，敢于冒失败风险的开拓者作出应有的牺牲，才会鼓舞所有的人起来奋斗。所以，真正的开拓精神是大胆、独立负责、勇于牺牲等品性的综合，只有如此，开拓者才会更有意义。鲁迅指出：“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总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哪一条好，是明明白白的”[8]。他号召中国人，尤其是青年要放开手脚，勇于进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独立的生命去换取大多数人的独立与自由。他以披露自我心灵显示了这一思想：“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4]。这就明确地指出了一个开拓者，只要认准了道路，就应奋不顾身，勇敢大胆地前行，要敢于承担风险，宁牺牲而志不挠。这是真正的开拓者精神，不用说在鲁迅的时代，即使今天，意义仍很重大。正是如此，鲁迅认为，在现在中国做人，“只好大胆一点”，不要怕错，不要把问题想得过于“仔细”，总是瞻前顾后，这样，就会丧失开拓精神。[9]他之所以批评未名社同人“小心有余，泼辣不足”，其原因皆出于此。总之，在革命的时代，就是要开拓，要革命，“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10]。所谓“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就是鼓励人们不断打破暂时的平衡，以动态发展的精神，去改变现实，开拓出新的现实。 在小说中鲁迅也表现了对开拓者精神的追求。“狂人”开辟反礼教吃人的战场，《故乡》中“我”对开拓者的向往，《伤逝》中涓生“向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的勇气的恢复，皆寄寓着鲁迅对开拓者人格产生的期待与肯定。“被吞没的消灭了；受伤的生活着，开拓着自己的生路，唱着苦痛和愉悦之歌。待到这些逝去了，于是现出一个较新的新时代”[11]。是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走在路上的人，不正是开拓者形象的代名词吗? 二动态本位理想人性之创造精神 与开拓者精神相联系的是创造性精神。鲁迅对此虽未作过很多论述，但对创造精神的追求与肯定都不时显露在他文章的字里行间。 所谓创造，就是革命，革命是创造的动力，创造是革命的一种形式，“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12]。因此，鲁迅深刻地指出：“人生却不在拼凑，而在创造，几千百万的活人在创造”[13]。而中国人民的使命，现代中国所进行的革命，其根本的目的是要“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14]。显然，创造精神不仅是动态人性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理想人性中必须具备的成分。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现在中国人民求生存、图富强的重要精神力量。基于此，鲁迅要求中国人，“总须时时自出新裁”，打消“各种顾虑，各种小心，各种唠叨”，冲破古训古范，“做出好东西来”[15]200，即创造出适应现代社会、现代中国人需要的物和事。他鼓励人们要“超越过去”，“超越自己”，脱离古范，“别立新宗”，“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16]所谓“超越”，就是要创造出前人未有的东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谓“别立新宗”，当然是超脱古范的独创；所谓跨过前人，比前人更高大，也必然是要以创造性的成果超过前代，而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 追求人性的创造精神，是鲁迅一生的追求，他早年崇拜尼采等人，究其原因，创造性无疑是吸引鲁迅的重要力量。前期他以“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17]，虽然用的是弗洛伊德的方法，有不科学之处，但对女娲勤劳的创造精神的肯定则是明确的。晚年，他在禹、墨这两个人物身上，也倾注了对创造才能的追求。禹冲破先父的遗训，创造性地用“导”的方法治理洪水；墨子设计新的守城器械，以创造性智慧击败公孙般，都可以得到追求创造精神的结论。鲁迅曾明确宣告：“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18]。这里指的是文艺，但他这种创造精神也适用于其他方面则是无疑的。 三动态本位理想人性之开放精神 开拓、创造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现实，面对未来，因而需要各种思想和物质条件，开放性就是保证开拓和创造精神实现的重要思想观念条件。开放的特征是双向的互动的，它是理想人性中动态精神发展的不可少的内容。 鲁迅认为，开放性是由世界发展的趋势决定的。在“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的时候，中国人应打破“拘禁在三千年的桎梏里”的封闭性，“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19]这就指出了开放性之所以重要的现实依据，并把它上升到参与世界事业的高度，从而与20世纪新潮相一致。 开放性精神的首要特征是“闳放”的气魄。鲁迅认为，人不仅应具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更应具有“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20]。这是鲁迅认识20世纪新潮流的结果。马克思认为，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超过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世界愈趋于一种开放性结构，因此，任何闭关的封闭性，只能招致自己的与世隔绝，失去参与世界事业的机会。鲁迅的深刻之处也正在这里，中国人要想摆脱列强和自我历史的控制与羁绊，必须要有相应开放的精神。一方面，以世界的新精神应对新的世界形势，另一方面则以世界的新精神批判、改造历史形成的落后腐朽的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求得生存发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他要求中国人继承和发扬历史上汉唐时代所曾有过的“闳放”气魄，打破封闭性，根治脆弱的民族神经衰弱症。他认为，汉唐气势具有强大的自信力和雄奇的开放性。那个时候，处在上升期的汉民族，“毫不拘束”，大胆开放，“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像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15]192-200正是在高度自信下的阔大的开放体系，汉唐时代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达到了鼎盛一时的境况；而我们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都从开放性中得益不浅。可是这种精神与气度未能始终坚持，闭关自守的神经脆弱代替了“闳放”自由的开放精神。所以，中国人应当恢复和发扬这种有利于民族、国家、健康人性的汉唐精神。他认为，为生存发展和面向世界，就要“取材导域”，要敢于违背祖宗和不怕“像了夷狄”的指责，“放开肚量，大胆地，无畏地养成收纳新潮，脱离旧套”的开放品性[21]，否则，“人不能自成为新人”[22]40。这就从历史和现实的高度，从民族、国家利益的高度，使理想人性中的开放精神得到了最合理的肯定。 其次，开放精神是挑选、占有的抉择过程，因此，高度的辨别力就成为开放精神的必然内容。我们的开放，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民族、国家和人民，为了人性的健康发展，而不是无条件不加区别地滥放。所以，挑选、占有的辨别力就非常重要。在打破“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的封闭主义条件下，在清除“孱头”“昏蛋”式心理的基础上，对吸收进来的一切思想和物事，应进行“占有、挑选”的工作，占有是前提，即开放；“挑选”是决定性条件，即明确开放引进的一切思想物事是否适应我们的需要，对我们的心理结构、文化传统的改善是否有利，与民族、国家、人民的利益是否相一致。因之，通过“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22]39-40，一方面“尽量的输入”，一方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剩落在过去里”[23]。 总之，开放精神的基本原则是为了中国人能同世界上种种人“协同成长”，为自己争得地位，不至于从“世界人”中被挤出。[24]一方面要“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另一方面又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25]一方面，要避免“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的滥放主义，另一方面也要消除害怕虎狼，连动物园也不敢去的愚人思想。大胆开放与冷静使用的辩证统一，就是开放性理想人性的基本要求。 四动态本位理想人性之深刻意义 以动为本位的开拓、创造、开放性理想人性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深刻的意义。从理论上，它是同封建专制社会以静为本位的人性思想相对立的新的人性思想，是批判保守、封闭人性思想的利器，更是改良国民劣根性的指引，其历史和现实的针对性异常鲜明，实践的意义非常重大。所谓静，就是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故步自封，封闭而静止的思想心理，以及模仿、保守的人格特征。这在中国古代社会表现十分显著，是中国古代专制社会各种条件综合形成的国民性格。诚如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就是以惊人的因循守旧为特色的”，“凡是这些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可以公正地认为是停滞不前的国家。”[26]因循守旧、停滞不前当然是静的反映了。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传统社会，自然经济的小生产方式，政治上追求封建专制王朝永恒不移凝固不变的理想，必然产生维持现状的静态思想；而无为而治、中庸调和折中的人生哲学，也是产生静而无为思想的条件；简单地以实利为目的的功利观念更是形成静态平衡观念的消极原因，如鲁迅所说的，人人怀抱“实利”之心，“不获则劳，既获便睡，纵有激响，何能撄之?”[27|69；伦理上的绝对化、标准化、礼教的不变规律自然是使人性丧失动的精神，发展静的意识的坚实土壤，由此派生出的以静为本的教育思想当然就是培养静态人性的直接途径；[28]此外，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也适于静态平和人性的产生。中国处于四周为险阻所隔断的河谷平原，气候基本上属非严寒酷热的“宽温带”，大多数人又属不高不矮、不黑不白的黄色人种，所以，很易形成中和、坚忍、勤劳而又保守的民族品格。[29]这种种影响通过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现出来，成为统治人们思想的静本位观念。老庄哲学是以静为主要思想特征的。老子讲：“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57章)，这种“无为”的思想就是静态思想；儒家也有“无为”观念，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卫灵公》)实际上，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便体现出鲜明的静本位观念，所谓“静而后安”就是明证。侯外庐先生对这种思想作过深刻的批判，认为“从汉代起，就给了中国官僚政治的作伪装假以一套法术。这传统是深远的，……这种善于适应环境的‘处其所安’，比中古基督教的不反抗尤为神秘。……这种统治阶级的思想通过了基尔特式的家系秘传，如蜘蛛网一般，在精神界结成一个天地，笼罩住人们的心灵”[30]。在本世纪初，鲁迅就揭示了封建社会静本位思想的特征及其实质：“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27]68。这就指出了封建社会以静制动的思想及其所造成的后果及实质，也从深层次上揭示了我们在历史上创造性逐渐衰退、缺失的思想根源。 静本位必然导致以过去为本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人性理想的又一特点。鲁迅指出，本位应在将来，而中国的旧道德却在过去，这是静本位带来的必然结论。没有将来，失去了向将来发展的内在动态精神力量，就只好回头向过去寻找维持现实的精神寄托之所。“先秦诸子自孔子以来多言先王，这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特别的地方。——沉重的民族、先王的传说压住了古代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压住了思维的发展”，“直到近代启蒙期”，仍然走的是“三代的托古改制化”。[31]因而旧的拖住新的，死人拖住活人，过去羁绊住现在，渐渐就养成以过去为范本而不是为将来作出创造性设计的静态心理和习惯于向后看的思维模式。在人性方面，模仿型、守业型的人格就成为较为普遍的情况，以过去封闭向未来跃进之路的静止封闭观念也形成了。鲁迅十分深刻地批判了“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或迳入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的以过去为本位的思想，指出其实质是“为无希望，为无上征，为无努力”[27]67，无上征、无希望、不努力，只能是静的停滞，而非动的向上和发展，因为怀念以前，“就难望再有勇猛的进取”。所以，“大多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2]，总是向“驯良之类——‘静’的方面发展下去”，从而“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5]143很明显，鲁迅提倡以动为本位的理想人性是为了从理论上、思想观念上彻底打破以静为本的传统社会人性理想，从而使人性观念发生根本的改变，以适应新条件下的需要，为中国人民理想人性的培养、发展寻找出内在的精神动力。 在实践上，它是现代中国所急需的人性精神。鲁迅认为，在革命的时代，是注重动的，[32]如果“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只能“衰落到毫无精力”，[33]所以，只有经常活动，永远处在向上的动态发展之中，展现出开拓者的气魄、创造的精神、开放的风姿，才能真正使我们的民族、国家、人民摆脱沉重的旧包袱，推翻压在头上的大山，否则，就将坐以待毙，亡国亡种。因此，在实践上，鲁迅提倡以动为本的理想人性是为了给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实践找到精神的力量。他说：“人类究竟不能这么沉静，当大敌压境之际，手无寸铁，杀不得敌人，而心里却总是愤怒的”[34]。总之，社会的变革，需要的是动的精神，任何静的等待的思想、观念、心理都将成为历史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的桎梏。 参考文献： [1]鲁迅.青年必读书[M]//鲁迅全集(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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