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贰 有一个现象意味深长，许多文人由托尔斯泰主义进入马克思主义。细想起来，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构想，可能更具有革命性，托尔斯泰主义则流于劝善之途，无力感便增强了。与托尔斯泰从道德与审美的角度打量生活不同，鲁迅关注的是底层人自身解放的问题。托尔斯泰无论爱意多深，还是对现实无力感的爱。鲁迅以为，新的知识阶级，已经不是托尔斯泰那样的人物，还应当是进入生活深处的改革者。 恰是这个思路，鲁迅的艺术追求里，从无宏大的叙事。他的作品被称为匕首和投枪。托尔斯泰因为沉浸在自己的宗教里，便不免如亨利·詹姆士所说“结构松散、拖泥带水的怪物”。鲁迅作品都是细小的存在，小说几乎没有长篇大论的，杂文的字数更少。一方面没有依傍在确切性的宗教般的理念里，另一方面更接近底层复杂的生活。托尔斯泰关注的是世界的不平等，鲁迅则更多看到是不平等后的深层原因。前者以庞大的宗教说教不断忏悔、冷思自己的选择，后者则在无路可走里苦苦跋涉。托尔斯泰的苦楚来自对自己的欲望克服与否的焦虑，鲁迅则看到中国人正常欲望不得舒展的苦运，故有着做人的焦虑。他后来倾向共产主义运动，其实是对人的解放的另一种渴望。 鲁迅特别注意域外学者对托尔斯泰的弱点的描述。在他关注知识分子的有限性的时候，托尔斯泰的问题，差不多也成了世界范围内读书人不能不内省的问题。在翻译片上伸的《北欧文学的原理》的时候，他发现欧洲知识界对托尔斯泰的批评，那感觉引起鲁迅的兴奋是自然的。片上伸说： 托尔斯泰倡导无抵抗主义的时代，是俄国正在和土耳其打仗，一个冷嘲的批评家曾说，当残暴的土耳其杀害俄国的美好的孩子之际，俄国人应该漠视这暴虐么？假使托尔斯泰目睹着这事，当然是不能抵抗的，但因为也不能坐视太甚的残虐，恐怕即刻要逃走罢。 这是基于对人性恶的问题的思考，其间有现实经验与无抵抗主义的抵牾。鲁迅是赞佩这样的观点的。他在与绅士阶级的交锋里，完全放下了托尔斯泰的立场，成了面对邪恶的斗士。这种斗士精神，与俄罗斯革命派的理念便十分接近了。 在托尔斯泰和诸多西洋文学家的思想的参照里，鲁迅不是讲什么是人道的文学，而是指陈什么是非人道的遗存。对非人的存在的攻击，才是那一代人题中应有之意。 我们细细审视鲁迅的言论，在言及托尔斯泰传统的时候，保持的是对过分书生化气质的警惕。在他看来，中国这样的地方，只有人道的幻想远远不够，非暴力在专制主义面前是孱弱的。而唯有对黑暗的存在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才能够真正坚持人道的立场。 1925年，在致徐旭生的信里，鲁迅说，在中国要成大事者，需学者之良知与市侩之手段。学者的良知，自然就包括托尔斯泰式的传统，而市侩之手段，乃俄、法大革命的遗风。鲁迅接受托尔斯泰的前提是，不是从孤立的层面摄取其遗产，相反，则在其中加进相反的因素。我们看他后来很少讲托尔斯泰，其实是现实性的吸引所致。在他看来，第一要务是铲除历史的垃圾，只说几句人道主义的话，大概是不得要领的。 鲁迅的意思很明显，实现托尔斯泰及西洋个人主义精神，在中国要先铲除不平等的障碍。空谈理想，自己憨厚地对待别人，却不幸被对手所害，在中国不乏其数。他在《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就说：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 这句话暗含的逻辑是，人道的精神固然好，可是在中国，仅仅拥有这些还不够。天真的学者说几句漂亮的托尔斯泰式的话，并不得要领的。 他后来在译介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的时候，以平实的语言转译了这位俄国批评家对托尔斯泰的批评。其中《托尔斯泰与马克思》一节，观点颇为明晰。那译文的看法是，托尔斯泰还不能以复杂化的观点看待社会的矛盾，也无法解决其间的内在紧张。卢那察尔斯基以为非暴力、无抵抗主义可能使敌对的黑暗肆意蔓延，乃一种助纣为虐的选择。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几个口号和观点是不能改变世界的。 这找到了旧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在鲁迅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可能比托尔斯泰主义更为有效。鲁迅渐渐远离托尔斯泰，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的增高不无关系。鲁迅在译了《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后，谈到自己的用意： 一、托尔斯泰去世时，中国人似乎并不觉得，现在倒回去，从这篇里，可以看见那时欧洲文学界有名的人们——法国的Anatole France，德国的Gerhart Hauptmann，意大利的Giovanni Papini ，还有青年作者D.Ancelis的意见，以及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者——本论文的作者——对于这些意见的批评，较之由自己一一搜集来看更清楚、更省力。 二、借此可以知道时局不同，立论便往往不免于转变，预见的事，是非常之难的。这一篇上，作者还只将托尔斯泰判作非友非敌，不过并不相干的人，但到一九二四年的讲演，却已认为虽非敌人的第一阵营，而是“很麻烦的对手”了，这大约是多数派已经掌握了政权，于托尔斯泰派之多，渐渐感到统治上的不便的缘故。 显然，这里有鲁迅的疑点。俄国人对托尔斯泰评价的变化，是有文化与政治的原因的。鲁迅意识到革命到来的时候，旧式的知识分子的尴尬，伟大如托尔斯泰者尚且不合时宜，那么普通的文人要经历更苦的磨难吧？在鲁迅看来，中国知识界是有偷懒的积习的。对于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的深入研究，可能打开思想的窗口。鲁迅对于译介不同声音的文章的思考，也是他精神世界最为迷人的一部分。 刘半农形容鲁迅的那句“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的话，可以说意味深长。从鲁迅与托尔斯泰之间的断断续续的逻辑关联里，能够感受到一种呼应。比如他们都厌倦旧文人的作品，主动关爱自己之外的底层的人们；比如他们都为他人而献身，不惜放弃自己的一切。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主流文化的敌人。鲁迅对托尔斯泰的关注，有精神信仰调整的考虑，也有知识分子有限性的问题。托尔斯泰对于他来说，艺术之高明不必证明，而要证明的是他何以被新俄的评论家视为落伍的一员。避免落伍，随着时代走下去，才是鲁迅的根本之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