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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形象是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一个不断被阐释与塑造的文化符码，是鲁迅研究中的重要论题。从鲁迅的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始，鲁迅形象就被这样或那样地阐释，然而，在不断被阐释的过程中，难免出现“误读”，原初的鲁迅形象似乎越来越遥远。以往误读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对作家身份的单一政治认同，由此曾产生“超世俗的神圣化”与“反神圣的世俗化”的曲解现象；二是脱离文化语境的单向思维模式，对变动的鲁迅形象缺乏整体观照，出现本质论和绝对论倾向。鲁迅形象是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复杂构成，因而应将其置于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的动态结构中予以观照，客观公允地“回到鲁迅那里去”。从文化语境的角度考察对鲁迅形象的体认、选择、想象、利用及发挥，超越了简单的鲁迅“形象学”体系，能将“鲁迅本体”与“鲁迅映像”有机关联，从而呈现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变迁轨迹。 文化语境与鲁迅形象是相互建构的动态关系：文化语境塑造鲁迅形象，鲁迅形象反作用于文化语境。这种动态关系决定了鲁迅形象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动性：稳定的鲁迅形象是常态的“源形象”，它融聚了20世纪中国复杂的历史质素，勾联于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及转型的过程；变动的鲁迅形象则是经由选择、过滤和延传而成的“新形象”，它扩展了“源形象”的辐射面，其丰富内涵在历史情境中得以充分呈现。20世纪中国文化的演进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特点，在传统与现代中转型，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变革，在空前的社会大变动中转化，这对鲁迅形象的生成、传播、嬗变影响巨大。具体而论，在文化“定型”时期，除了主导话语对鲁迅形象的规约外，还有各种社会共同体与历史语境既认同又矛盾的关系对鲁迅形象产生的制导效应。在文化“转型”时期，新旧文化的冲突、不同立场和中西文化碰撞等因素，使得鲁迅形象的阐释、理解及评判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关于鲁迅形象的论争，有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乃至社会变革的先声。 鲁迅形象是由“自塑”和“他塑”合力生成的公共形象。一方面，鲁迅的文学实践确立了鲁迅形象的内在基质和品格，鲁迅形象浓缩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是考察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进程无法绕开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政治阐释、思想阐释以及文化阐释丰富和扩充了鲁迅形象的内涵。鲁迅形象是20世纪中国复杂文化语境中被建构的文化符码，其生成的逻辑基点是文化认同危机与对现代“形象范式”的找寻。因此，人们对鲁迅形象的文化认同容易转变为民族认同或政治认同，而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又与文化认同保持着默契关系。鲁迅形象是透过“鲁迅本体”折射出的 “鲁迅映像”，因此，构成了多维的“鲁迅阐释”。“鲁迅本体”蕴含了丰富的资源，为多样化的鲁迅形象生成奠定了基础。文学作品图示、文学史编写建构、学术研究解读等经由知识化传播，对鲁迅形象的整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同文化语境的烛照则使“鲁迅本体”成为文化场域中的有机构成要素，呈现出具有历史、文化、审美特性的鲁迅形象。 此外，鲁迅形象在传播与接受中逐渐确立。在萧军、萧红、胡风、路翎、巴人等鲁迅传人的正向传承中，鲁迅形象在延续和更新中获得新的风貌；同时，在成仿吾、冯乃超、苏雪林、王朔、冯骥才等人的批判中，鲁迅形象在消解中得以补充和丰富。但无论是前者的“学鲁迅”，还是后者的“批鲁迅”，都强化了其作为社会公共形象这一基本方面。鲁迅这一形象的传播，一方面基于鲁迅“致人性于全”及批判“众治”之写作中内含的民族国家认同等因素，另一方面则通过出版媒介、读者消费机制、鲁迅纪念活动、中小学教科书编纂等渠道的运作得以完成。在鲁迅形象的阐释过程中，现实与历史的对话、传播的推力和接受的过滤相互作用，使其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被发掘、认识和重构，与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文化想象与文学实践相关联。 鲁迅形象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不断更新，其嬗变过程存在着变异、断裂和非连续性的特点。鲁迅形象的阐释必须以“鲁迅本体”为基石，将其与多元文化语境相结合。我们应充分发掘鲁迅形象与当下文化切近的思想资源，将其自然融于现在乃至将来的文化创构中，合理地发扬鲁迅的精神遗产。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