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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刘无果一样，作者笔下的每一个主要人物——刘无因、刘周氏、李鸿远、王培伟、五叔、罗秦明、马永财、蒋白、杨二——几乎都不同于我们对他们既定身份的传统理解和思维定势。每一个人都戴了面具，好像是正在上演一出川剧的变脸。即便是刘无因、罗秦明这样仅仅作为“背景”而存在的人物，就算在“舞台”上没有一句台词，却也让人不得不正视他们的“表演”。而“演出”中的这个面具正是基于“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古训。谁不是满口的仁义道德呢？谁才是鸡鸣狗盗之徒？或者每个人都有他善的一面和恶的一面，正如书中所述：“人心深如大海，那极黑暗的深渊处自有异兽、怪物，及种种不可名状。”现象与本质，在探究这些人物掩藏于面具之下的真实面目的过程中，通过一个个悖论的博弈，实现了作者于波澜不惊处的惊心动魄。这些人物的“不同”，正是源于作者的创造。 作者还精心地布置了“舞美”和“台词”，这充分体现出其把握语言的能力。语言其实是最难有所创造的，我们在民族素质整体提升的同时，升去了很多民族语言的精粹，普通话的普及就好像是一次“磁盘格式化”，许多新的文学作品常常也成了千人一面、千文一面。把丢掉的捡回来并不容易，创造则更艰难。我不知道黄孝阳是不是刻意地在捡拾一些民族语言中被格式化了的东西，但《乱世》里的语言就因为故事发生时间地点的特殊性而具备了两个特质：一是“仿川西方言”，二是“伪民国范儿”。“仿”和“伪”，并不是原模原样的“还原”，而是合情合理的“创造”，使作品的语言既精练到位，又有独到之处。言谈之间，信手拈来几句经史子集、诗经乐府、佛教经典，或者《大公报》《申报》的新闻报道，更有“人生如梦，争夺名利归泡影；法界唯实，也悟虚幻成大觉”的楹联、“我也曾锦衾罗幌，我也曾路雨桥霜”的词调、“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的军歌、川剧中吱呀作响的板胡，再加上周璇的《天涯歌女》和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活脱脱一个现代版的“梦回民国”。 文学之所以区别于故事，大抵在于小说的艺术性。作者正是通过半文半白的语言，营造了一个个艺术的氛围。丛林、刘宅、茶肆、县衙、法院、观音庙、街口，每一个场景都展现了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既有话剧舞台的现场感，又透露出语言带给人的无穷想象力。比如，“悠远晴空下宛若一块闪闪发亮的银锭”，用“银锭”形容城下的小河；又如，“整个地球上好像只剩下这个银白色的茧子”，用“茧子”隐喻危机四伏的此城；而“漏夜鼓声岌岌，犹如微微雨滴”这样的场景更是俯拾皆是。可以说，作者不仅仅在讲故事，而是通过文学的笔触，不惜笔墨地搭建起历史的大幕，让读者在看到一个虚构故事的同时，也能受到美的熏陶和感染。换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叙事，可能需要花费比平常方式多得多的心思，但是作为文学，值得。就拿这句来说吧，“蓦然间一个念头悠然而至，待要近前窥个清楚时，它已如惊鸿翩然而去。”它不仅生动，而且准确，经得住琢磨，越读越有嚼头。丰富的隐喻、寓言，凝聚于一部不过20余万字的小说之中，极大地扩充了小说本身能够承载的重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