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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作家群与东北地域文化书写(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 韩文淑 参加讨论

    萧红在其以东北地域书写为主要创作内容的作品中,包括《生死场》《王四的故事》《家族以外的人》《北中国》《后花园》《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等,直抵东北文化之根,直面东北人生存之困境,直照作者还乡之彼岸,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地理坐标”。她的独特性在于,“她没有同时代作家那种秉持着线性历史观的乐观昂扬,也没有在假大空的解决方案中寻找心灵的避难所,而是直面自然荒原中的人的主体性被剥夺之后备受束缚的命运悲剧和苦痛不堪的生存真相。”[4]可见,萧红是以其思想意识中强烈的人类意识、自由意识及个性主义来书写她对东北地域文化的独特认知与理解的。以其“荒野”“泥土”般的文学个性展现了一个对东北故土怀有挚爱的文化先行者的深切思考,她用批判性的思维抓住了东北地域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冷漠与荒寒。因此,与东北作家群其他作家不同的是,她以文学之笔建构的东北世界处处充溢着冷漠、荒寒的气息,这种气息不仅萦绕于时间、空间中,也填充了人心、人性;不仅表达着东北地理环境的荒芜冷酷,也展现了东北文化的闭塞阻滞,更代表着东北农民日常生活的悲苦境遇。在萧红建构的这个冷漠荒寒的世界里,首先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具有东北地域特点的自然场景与生活场景的描写,这些场景的设置极具现代意味,有着隐喻和象征的功能。不同于南方拥有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这里矗立着麦场、大泥坑、屠场、乱坟岗子、碾磨坊、豆腐店、扎彩铺、染缸房、菜圃、山岗这些冷硬的场景以及荒山、大风、寒月、白雪等粗野、冰冷的自然景象,使人们的生活落入荒寒孤寂中。笼罩于这种冷漠荒寒的氛围,死亡主题的书写在作者笔下就变得正常而必然了。在《生死场》中,萧红将女人生产称作“刑罚的日子”,然而,不仅是生产,生死场上生活的人时刻都经受着“刑罚”,这使得他们可以无视死亡,小金枝来到人间才一个月就被爸爸摔死;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来到婆家仅仅过了一个冬天就被折磨而死;还有可怜的莺哥、王阿嫂、冯歪嘴子的媳妇王大姑娘、失去儿子的耿大先生、得不到爱情的翠姨等,大量的死亡描写使得萧红作品的悲剧性极为浓烈,让读者有不寒而栗之感。尤其萧红将景物与生活连缀在一起,加强了表达的感染力,患了瘫病的月英与围在她四周的“砖头”,喝药自杀的王婆与等着她死后进去的“棺材”,小团圆媳妇与烧红的“烙铁”,萧红的文笔有绘画的细致,这些残忍、冰冷的画面让读者直接感受到东北大地上忙着生也忙着死的农民的悲剧人生。
    与冷漠荒寒的生活环境相生的,是对人的受难、人的麻木、人心的荒凉更为深入的刻画。天寒地广的东北黑土地,物质极度匮乏,因此东北底层农民身上具有普遍的受难性,而这种受难性中国人习惯称之为“活着”,著名小说家余华曾说:“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叫喊,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活着》韩文版序言)在这片荒芜的大地上,活着本身成为存在的意义,活着就是受难的本质,萧红的理解是:“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哭了一朝或是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把这人埋起来。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地过着日子。”(《呼兰河传》)自然而生自然而亡,消极冷漠的世界观弥散于整个乡村伦理生活中,没有反抗与挑战,只有遵从与忍受,因此人心就随之麻木、荒凉起来。当小团圆媳妇死后,“我问有二伯,那小团圆媳妇怎么死的,埋葬的情形如何。有二伯说:‘你问这个干什么,人死还不如一只鸡……一伸腿就算完事。’”(《呼兰河传》)这简洁直白的回答,渗透出冰冷入骨的寒意,人心的冷漠荒凉就在这简白中表露无遗。
    而在侠者萧军的创作中,东北地域文化的书写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他的作品都印上了属于他的精神特质的共通面貌——一种在侠文化与尚武精神浸润下的对“家与国”的个性书写。萧军身上的侠义气质与创作中浸润的侠文化与武精神主要是受到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的影响,这其中既包括整个东北大的地理环境,也包括萧军故乡辽西特有的地域文化环境。整个东北地区的地理、气候面貌大致相同。山水环绕、千里沃野是东北最大的地理特点,秋冬季节时间比春夏长,冬季尤其寒冷严酷,这里的人们生活状态多以游牧狩猎为主、农耕为辅,流动性大,这些因素造成了东北人彪悍、粗犷、坚韧的品性;在萧军的家乡,深山脚下的小村落,人们除了具有东北人共同的品性之外,作为典型的北方农村,相对闭塞,这里胡匪、马鞑子等绿林好汉时常出没山林,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又因为“当时统治东三省的大大小小军阀,几乎全是当兵或者当匪出身的”[5],因此,人们对兵匪有着较为单纯的积极的理解和认识,认为那是通往成功人生之途的路向。在辽西流行着“男的要闯,女的要浪”的说法,有一种朴素的民间侠文化的氛围。从小萧军从家人那里耳濡目染听到的故事都与大侠、英雄有关,从《国事悲——英雄泪》《呼家将》《杨家将》等故事中,萧军汲取着人们对信义、忠诚、正义、是非等观念的理解,“对于那些不怕势力,敢于反抗,勇于复仇的人物,以及绿林的英雄,响马,侠客……就寄予了无限的尊敬和同情。”(萧军《我的童年》)因此,作为最早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作品《八月的乡村》初登文坛时就如一枚炸弹,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有关东北的“消息”,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烈的地域特色冲击着读者的感官和心灵。正如鲁迅所说:“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及失去的花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地在读者面前展开。”[6]从创作伊始,萧军就将内心情感与理性思维中对祖国、故乡以及普通下层人民的爱融入作品中,将他在日常生活中见到、听到以及参与的种种经历熔铸到作品中,为我们书写了遭受苦难的祖国、被蹂躏的东北故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及以后更长历史岁月中的足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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