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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话的启示 通过钟敬文和巴赫就文化诗学问题的对话，给了我们许多启示，也大大增强了我们展开中外诗学对话的信心和勇气。以往在中外诗学对话中，人们往往感到底气不足，感到失语，现在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一流的学者比起国外的一流学者来是毫不逊色的，他们完全可以同国外顶尖的学者平等地展开对话，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完全可以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在对话之余，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许多人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只能充当介绍外国理论的角色，无法同外国学者平等地展开真正的对话，而像钟敬文这样的老一代学者却有可能同外国学者平等地展开真正的对话。我认为关键在于对话的主体，在于对话主体的“才、胆、识、力”，在于对话主体的条件、立场和旨归。 首先是条件。 学术对话同生活对话一样，它的前提是承认差异，是对对方的尊重。你怎么让人尊重呢？怎么让人觉得值得同你对话呢？关键在于你得有实力，得有学识、视野和能力，得提得出问题来同人家对话。就文化诗学的研究而言，我们惊异地发现钟敬文和巴赫金在许多问题上都是有创见的，而且常常是“英雄所见略同”。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两虽然研究的重点不同，切入点不同，研究方向不同，但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而且他们的研究是十分扎实的，是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唯其如此，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才是有份量的，有原创性的，有价值的，也才有可能展开真正的对话。巴赫金如果不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民间文化以及它们同上层文化的关系进行十分系统和精细的研究，就不可能提出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互动的观点。钟敬文如果没有近一个世纪对中国民间文化的深入研究，对中国文化的整体了解和全面把握，就很难得出传统文化三层论（上层文化、中层文化和下层文化），很难深入地阐明社会历史转型期下层文化对上层文化的激活作用。通过钟敬文和巴赫金的对话，我们深切地感到中外诗学的对话决不是靠几篇空洞的文章，空发一通议论所能奏效的。关键还是要在你所研究的领域潜下心来进行研究，像钟敬文先生那样几十年如一日，毫不懈怠，毫不动摇，毫不旁骛地钻到民俗学研究中去，这样才能拿出你的真正创见，才能拿出你的有理论震撼力的成果来同人家展开平等的对话，也才能得到人家的尊重。 其次是立场。 所谓的立场就是在文化对话中，在学术对话中，要保持自己文化的主体性，要坚持自己的主体立场。在文化交流和对话中，以往更多的是强调为了更好理解别人必须融于其中。巴赫金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他说：“创造性的理解不排斥自身，不排斥自身在时间中所占的位置，不摒弃自己的文化，也不忘记任何东西。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所谓的“外位性”就是文化的主体性，他认为“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16] 事实上也是这样，只有文化对话的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主体性，这样双方在对话和交锋中才能显现出自己深层的底蕴，也才能使不同的文化在对话和交锋中互相得到丰富和充实。 在这个问题上，钟敬文的观点同巴赫金完全一致。在中国民俗学的建设中，钟敬文多次反复强调要有强烈的主体性，要有民族意识。他一方面提出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理论，认为“现代中国民俗学能够从中国传统学术中独立出来，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是借助了当时的先进的外国理论的推动。”另一方面他又尖锐地指出，中国民俗学要自立，不能老是跟着外国人描红格子，中国民俗学不能成为外国民俗学的派出所。他指出，我们经济是虽然不发达，但“也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文化独立性，尤其是有自己民俗文化的特点，这是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民俗学是世界民俗学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别人学术的附庸。”[17] 第三是旨归。 所谓旨归就是对话的目的。对话本身不是目的，文化也好，诗学也好，我们不是为了交流而交流，为了对话而对话。巴赫金指出，“文化的主要任务就是教会你尊重他人的思想，并且同时保留自己的思想。”这就是说对话不仅仅是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更重要的是要在这个基础上根据本国文化的特点，本国诗学的特点，不断进行创新，建立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诗学。钟敬文在中国民俗学的建设中正是这样做的。经过近百年的学术积累，近年来他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要高高地举起中国民俗学派的旗帜。他说：“所谓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指的是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18]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深切感到钟敬文在学术对话中具有十分强烈的学术自觉意识和学术创新意识。所谓中国学派的旗帜就是学术自觉的旗帜，学术独立的旗帜，学术创新的旗帜。这是学术对话、诗学对话的真正旨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