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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语境和民间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研究 文化和文学的关系，文化和文艺学的关系，特别是民间文化和文艺学的关系，这是钟敬文和巴赫金共同关注的问题。 巴赫金对文学与文化、文艺学与文化史关系的思考不是从一种理论框架出发，而是来自他的作家研究的实践。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创作的研究中，他痛感欧洲传统的文艺理论无法阐明这两位作家创作的本质，他们的创作似乎同现有的文艺理论概念格格不入，现有源于古希腊罗马的文艺理论无法阐明拉伯雷的怪诞现实主义，也无法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当着原有的文艺理论难于解读一些文艺现象时，巴赫金就对文艺学大胆提出质疑。如前所述，他认为欧洲传统的文艺理论，从亚里斯多德开始，只概括史诗和悲剧的创作，对小说创作不予理睬，进一步说，欧洲传统的文艺理论只反映和概括社会稳定时期的官方化了的上层文艺现象，不反映和概括社会变动时期的渗透了民间文化的民间文学现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赫金批评欧洲传统的文艺理论、传统的诗学是偏狭的，是在很有限的文学现象的材料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那么，文学研究和文艺学的出路何在呢？从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是“一种极其复杂和多面的现象”出发，巴赫金认为文艺学研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只能采取不同的方法切入研究对象的不同侧面。从文学和文化的有机联系出发，他特别强调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不能脱离开一个时代完整的文化语境，特别不能脱离开一个时代强大而深刻的民间文化潮流。文艺学要克服自己的偏狭，要让自己充满生机和活力，就必须重视反映和概括源于民间文化的民间文学现象，要把文艺学同文化史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同民间狂欢化文化内在联系的阐明，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对拉伯雷的怪诞现实主义同民间诙谐文化内在联系的揭示，都是实践他的理论主张的范例。 钟敬文对巴赫金关于文学与文化，文艺学与文化史关系的见解，关于要在民间文化语境中进行文学研究的看法，关于传统文艺学固有偏狭性的批评，是深有同感，非常赞同的。1998年，在《巴赫金全集》中译六卷本首发式上，钟敬文很有感叹地说到，巴赫金主要是一位文艺学家，文艺批评家，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但他通过文学作品中狂欢描写的研究，揭示出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人类狂欢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讲，钟敬文认为巴赫金的文艺学研究是具有独特性的，“他的研究，因此也不是一般的文艺学研究，而是特殊的文艺学研究，他由此开拓了以往的文艺学领域。”[1] 为什么说巴赫金的文艺学研究是特殊的文艺学研究呢？在钟敬文看来，主要在于他并没有把文学研究封闭在文学的狭窄圈子里，而是从文化的角度，特别是从民间文化的角度，从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切入文学研究，是把文艺学和文化史的研究结合起来的，这样也就大大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给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给文艺学带来新的活力。 关于文艺学建设的思考，钟敬文可以说从巴赫金那里找到了知音，但钟敬文的这种思考并不是在见到巴赫金的论著之后才有的，他的思考早在30年代就开始了。1935年，在《民间文艺学的建设》[2] 一文中，钟敬文针对民间文艺的特殊性（制作过程的集团性、表现媒介的口传性、形式和内容的素朴性和类同性），明确提出要建设民间文艺学，认为它是文化科学中一门独立、系统的学科。为什么要建设民间文艺学呢？关键就在于他认为一般的文艺学无法反映和概括民间文艺的特殊内容。几十年后，钟敬文在一系列文章中，特别是在《建立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3] （1983）中，又重新强调建立独立民间文艺学科体系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钟敬文对一般文艺学的不足，一般文艺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理论思考。这种思考可以说是同巴赫金的思考不谋而合、心心相印的。这种高水平的理论思考是一般文艺学家所忽视的和难以达到的。在钟敬文看来，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一部分，但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民间文艺学也是文艺学的一种，但它也是特殊的文艺学。他认为文艺学的建设应当从文学的实际出发，要正确地反映和全面地概括文学的实际。什么是文学的实际呢？在他看来，文学“大概应分为三大干流，一是专业作家的文学（书本文学），其次是俗文学（唐宋以来的都市文学），再次是民间口头文学（主要是劳动人民的文学）。”如果说文艺学是关于文艺现象和内在规律的理论概括，就应当正确地反映和全面地概括这三种文学的实际，而我们现在流行的文艺学却不是这样的，它只反映和概括专业作家的创作。钟敬文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学界流行的文艺学，实际上只是第一种，古今专业作家创作的文艺学，而且是往往依照某些外国这方面的著作的框架（甚至有的连用的例证也袭用了）而编纂出来的，它很少从广大人民各种口头文学概括出来的东西，除了关于文学的起源等问题，偶尔采及人民集体创作（原始文学）的例证。”根据三种文学的实际，钟敬文认为应有正确反映这实际的三种不同的文艺学，即古今作家文学的文艺学、通俗创作的文艺学及人民口头创作的文艺学。在这三者之上，才能有一种概括的文艺学，所谓一般的文艺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钟敬文和巴赫金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从各自不同的学科领域出发，不约而同地涉及到文艺学建设的重大问题，涉及到文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如果说巴赫金是从作家研究引发出文艺学建设的思考，钟敬文则是从民间文学的研究，从民间文艺学的建设，引发出文艺学建设的思考。他们深刻的理论思考为当代的文学研究和文艺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路，这就是如何加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联系，如何在文化语境、特别是在民间文化语境中进行文学研究，如何建设更具有开放性的文艺学。具体来讲，他们的理论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文艺学既要反映和概括上层的专业作家的创作，也要反映和概括下层的民间的创作，否则它将是偏狭的，它无法阐明一切文学现象。如同巴赫金所指出的只反映和概括史诗和悲剧的欧洲传统诗学和文艺学无法阐明小说创作现象，也无法阐明源于民间文化的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等作家的创作现象。正如钟敬文所指出的，只反映和概括专业作家创作的文艺学是无法阐明民间文学创作现象的。他说，“我们大家知道，民间口头创作，从作者身份、思想、感情、艺术特点、社会联系、社会功能到传播方法，艺术传统等，跟古今专业创作的性质、特点、功用、影响等，决不是只运用作家文学的文艺学所能办到的。”[4] 第二，文艺学要向其他学科开放，使其更具有开放性，更具有活力。我们的文学研究曾经走过十分曲折的道路。一个时期忽视文学的特征，把文学研究混同于社会史研究、文化史研究，忽视文艺学的学科特性，缺乏学科的自觉意识。后来这种情况有了改变，文学研究大讲文学特性，可是又忽视了文学和社会文化的关系，忽视了文艺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巴赫金认为在坚持文学的特性、文艺学科的特性的同时，文艺学要向其他学科开放，他特别强调文艺学要同文化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于是他走上了文化诗学的道路。对此，钟敬文是很欣赏的，他认为巴赫金的文艺学研究是从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学的角度切入的，因此开拓了文艺学的领域，也显示出他的学术思想的特殊魅力。钟敬文的民间文艺学研究也十分重视向其他学科开放，他强调要从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原始文化史以及民族心理等观点或视角去研究民间文学，他所倡导的也是多角度的综合研究，也是开放的民间文艺学。但是，在学界更多地运用其他学科研究民间文学的时候，钟敬文也及时地提出在探索民间文学的社会文化内涵时，决不能忽略民间文学的文学性。看来，文艺学的建设既要充分重视学科的特性，重视文学的特性，又要向其他学科开放，运用多种学科多种角度来研究文学。这显然是一对矛盾，同时也存在一种张力，文艺学本身正是在克服这种矛盾和保持这种必要的张力中得到不断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