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提出的“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则说明了魏晋六朝时期有见识的士人已注意到了诗人、作家的整个创作过程。所谓“情以物兴”，是说明诗人、作家创作之初是触物起情，即人天生的情感由于外物的触动而引起情感的兴发，这个过程可称为情感的“移入”，即由外而内；但对诗人、作家而言，情感的“移入”仍然不够，诗人作家还必须“物以情观”，即用自己的情感去观看、评价外物，使外物也带有人的情感，这个过程可称为情感的“移出”，即由内而外。在中国文学理论看来，文学创作就是情感的“移入”和情感“移出”的双向过程。诗人、作家不过是围绕着情感来做文章，实际上是围绕着人的生命来做文章。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就是“赋比兴”的“兴”。所谓“起兴”、“兴味”、“兴趣”、“兴象”、“兴寄”、“感兴”、“入兴”、“兴义”、“兴体”、“勃兴”等，都是指情感的兴发状态。 总的说来魏晋六朝时期，看到了诗人既是社会性的存在，更是个体性的存在，因此与汉代一味主张抒发社会性感情不同，而主张诗人可以抒发个人性情感。晋代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的大部分诗歌，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今日天气佳，清吹与蝉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等，都是个人性情感的发抒。但我们又要看到，像陶渊明这样独特的诗人，也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并非浑身全是静穆”，他也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的诗篇（鲁迅 245）。所以，我们说魏晋六朝诗人主张抒发个人性的情感，也不是绝对的，仍然有不少诗人写出“志思蓄愤”的“为情而造文”[5]的社会性很强的抒情作品。 到了唐代，特别是到了盛唐，诗歌作为当时主要的文学种类，个体性抒情与社会性抒情取得了多样的发展，既有单纯抒发个人情感的诗，也有完全抒发社会情感的诗，而更多的是，他们往往通过抒发个人性的情感去表达社会性的情感。个人性情感中有社会性情感，社会性情感中也有个人性情感。诗人们看似在抒发山水花鸟之情，实际上渗透了对于社会兴衰动乱的书写。另外，此时虽有唐传奇一类叙事性作品出现，但文学抒情的观念并未改变。不过唐代诗人的抒情无论是个体性的，还是社会性的，都主张“兴寄”。 唐前期的陈子昂对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十分不满，主张诗人写诗抒情要有“兴寄”（陈子昂 70）。稍后一些的白居易也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6]。且不用说杜甫的“三吏”与“三别”这些诗，也且不说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就是直接写自然景物或亲情、爱情的篇章，如李白的《宣城见杜鹃花》、《早发白帝城》、《秋浦歌》等，如李商隐的那些“无题”诗等，也都是在抒情中有寄托的诗篇。“兴寄”是唐诗抒情的一个重要特征。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期。叙事性的话本兴起。但主要的文学种类还是诗词。不可否认的是，宋代儒学继先秦儒学、汉代儒学进入了儒学的第三期，这就是理学的儒学。理学的兴起与活跃，儒学理学化，这不能不影响到文学的抒情，即抒情中有人生哲理的渗入，这就引发了宋人严羽的批评，认为宋诗“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 24）。不但宋代当朝人这样批评，其后代也有“资书以为诗”（钱钟书 17）的批评，连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批评苏轼与黄庭坚：“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7]这就可能引起不知中国宋诗的人的误解，以为中国文学从此抛弃情感的抒发，转变为与西方相仿的知识的形式。其实不然。这里且不说当时涌现的大量的词完全是抒情的，而且多是抒发个体性情感的，就以诗来说，严羽、王夫之等的说法显然是太夸张了。应该说，宋诗的确没有刻意模仿盛唐诗歌的作法，也的确多有议论入诗，更重视诗歌语言的字斟句酌和推敲，却表现出宋诗的独特面貌，那就是它崇尚“理趣”，在“理趣”中来抒发情感。如苏轼的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在悖论式的理趣描写中，热情地歌唱了西湖的美好，情感就寓含在把西湖比西子中。苏轼的《题西林壁》更是在无尽的理趣中抒发了庐山的魅力是无穷的。黄庭坚的江西诗派许多人的诗都有这个特点。这些都可说明宋诗自成面貌，但在抒情这点上，与前代是一致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