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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文本细读”到“文化细读” “ 经典重读”现象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 以现代的、西化的方式来研究古老的、东方的对象，如何才可能尽量避免方法的隔膜以及由此导致的认识误区? 北美英语学界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一直秉承着“文本细读”的传统， 而且，自20世纪末以来，他们的文本细读更凸显了“文化诗学”的转向，是对传统文学理论意义上的新批评派的“细读”模式的全面超越， 因此可以概括为“文化细读” 模式(Cultural Close Reading ) 。文本细读( close reading ) 是英美新批评派的一个核心概念。新批评派将文学文本视为一个独立的、封闭的、自主自足的“本体”，文本是文学批评唯一关注的对象。通过细读文本，分析文本运用的含混( ambiguity ) 、悖论( parody ) 、反讽( irony )、张力( tension ) 等四大修辞手段， 来挖掘文学文本的丰富意蕴，特别是展示其隐含意义。这种研究方法曾在西方学界受到广泛童视。但如同其他任何批评方法，文学细读也有其研究的盲点，因而在20 世纪60 年代为文体学、叙事学等新形式主义流派所诟病，而8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政治批评转向更使得细读被认为是管中窥豹的过时做法，一度受到冷遇。但是，随着近十余年来西方政治文化批评的激进氛围有所缓解，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文学文本本身与审美的文学性因素的关联问题，有学者指出:“‘细读’方法也在西方以‘新形式主义’( new formalisms ) 的面貌逐渐复兴。‘新形式主义’之‘新’在于摆脱了传统形式主义将文本与社会语境相隔离的局限性。” [7]北美英语学界的晚明清初传奇研究，笔者以为，从某个角度看恰恰反映出“ 细读”的复兴，只是这种“细读”并非新批评狭隘细读的简单回归，而是将文本阅读与互文阅读、作品分析与语境关注结合起来，试图通过文学性解读达到社会性认识，挖掘文学因素和非文学因素共同作用下传奇剧本呈现的主体性( subjectivity ) 。我们可以看到，北美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者敢于直面作品，在坚持深入体察作品的审美特征、语言体式的前提下，成功地把文本细读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阐释结合起来，做到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他们这种从“文本细读”到“文化细读” 的转变， 既反映了海外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向，也与国内的某些研究相互呼应。 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认为:“自1979 年以后，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的转移，由文学‘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外在的’关系研究，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其关注的中心在于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等诸如此类常常被认为属于语言之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8]文学研究与其说是转向，不如说是视野的进一步开阔或宥多重视角的纳人， 因为“文学研究虽然同历史、社会、自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这种联系，不应是语言学之外的力量和事实在文学内部的主题反映， 而恰恰应是文学研究所能提供的、认证语言本质的最佳良机的方法。” [9]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积淀在语言中， 离开语言本质的细查， 就无从考察这些非文学性要素。虽然非文学性因素也在阅读中体现为 主体性， 而且文学创作也确乎含有非文学性功能，但是如果长期忽视文学作品本身诉诸人的情感和审美体验的功能，则必然导致文学性的异化。对此，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陈思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解决的是，文学名著的文本细读究竟应该从文学性着眼还是从它的社会性着眼? 我们有没有可能提供一种方法，即透过文学性读解以达到对社会性的认识，而不是回复到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 [10]他试图澄清文学细读对当下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重要意义，反思细读 ，文本之于作为心灵审美的文学性因素的关系，呼吁学术界回归到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上来，认为唯有重视文本细读，方能充实文学理论的底气，方能不蹈庸俗社会学批判的旧辙，方能探索透过文学性解读达到社会文化性的认识。这种认识与欧美文学文论研究者申丹近年来提倡的“整体细读”观不谋而合。所谓整体细读是宏观阅读与微观阅读的有机结合，二者互为观照不可分离。整体细读坚持以文本为阐释依据，但是打破阐释框架的束缚，对(1) 作品中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 (2) 作品与语境; (3) 作品与互文本这三方面进行考察。[11]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挖掘出作品中至今仍未见天日的隐含文本， 对作品进行更深度旳或者全新视角的阐释。 格林布拉特的“ 文化诗学” 批评理路对海外的中国戏曲研究者尤其发挥了强势的影响与渗透。文化诗学作为新历史主义的一种研究实践和学术方法论，其艺术批评形式的核心是承认艺术与社会存在的相互渗透关系，换言之，即承认文学与历史的互文存在，那么我们就能够“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査”。[12]这种认识的两个暗含之意是: (1) 文本、作家与读者三个主体的相互关联而非彼此隔绝; (2) 文学文本的阐释既扩展于作品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 也植根于阐释者所处的历史时期与文化立场，因此阐释只能是基于现代立场重建历史语境。按照这种看法， 从来不存在绝对客观的文学批评，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尽可能返回并沉潜于作品、作家的特殊历史文化语境和个人生命经验中去，重抵彼时彼地的日用人伦、意识形态、文化氛围，进行一种历时的“ 互文性” 阐释。也就是说，文化诗学的阐释必须语境化。细察近十余年来北美学界的明清传奇研究，他们在运用文化诗学的方法论时，较成功地将文学性审美与非文学性考察集中在明清传奇的文本与文学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